楚平王将信将疑，就把辅佐太子的太傅伍奢召回都城来审问。由此来看，楚平王还不是一个昏头昏脑的君主，他还知道审问一下，看看是真是假。但就是这个不算昏庸透顶的君主，最后却被小人利用，而奸臣却总是能够一次次得手。那么，被迫害的忠臣——伍子胥的父亲伍奢，为什么就对费无极这个小人束手无策？这个问题是所有谈伍子胥生平的人都没有说到的，更没有解答。
费无极是个奸佞之人，这一点是在他的表现中慢慢显露出来的。但是，他当初是如何做了楚国的高官，而且还是辅佐太子这个国君接班人的官员的？而作为国家的栋梁、朝廷的重臣、太子身边的第一号辅佐大臣，伍子胥的父亲伍奢为什么没有在费无极的奸诈面目还没有完全暴露的时候察觉并且对他进行处理？
观察一个大臣的言行品性，然后判断这个人是不是可以重用，是否应该处治，是一个真正的国家栋梁应该做的。但是伍奢没有做到，他对费无极那些伎俩不但没有及早识破，而且还没有应对的办法。看起来，这好像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实际上，因为费无极城府很深，而伍奢又从自己所固守的伦理道德标准出发，推己及人，认为人人都应该像自己一样光明磊落，不会有背后玩阴谋诡计的情况发生，才会忽视了费无极暗地里使用的狠毒伎俩！
如果伍奢是一个普通人，他这样的表现我们还可以理解为善良、宽厚、没有心机，但作为楚国的重臣，伍奢没有及时发现费无极的小人行径，反而从一开始就毫无戒备，使得费无极这个奸臣能够当道横行，甚至步步进逼，这就不仅仅是失职那样简单了。
评判一个大臣是否可以受到重用，是一个国家重臣应该负起的责任，在春秋战国那个官员任用和考核制度还特别不完善的时代更应如此，这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国家重臣应该具有的基本素质。所以，从这方面而言，因为自己的才能不足，又身处在很高的位置上，在政治这种危险的游戏中，伍奢注定要成为牺牲品，而且是作为权力欲膨胀的小人前进的绊脚石被扳倒。如果没有费无极，也会有其他的奸臣。
所以，伍奢的命运是注定了的；伍子胥的复仇也是注定了的。在这个复仇与除奸的基调之下，伍子胥的反叛之路被认可了，因为他反对的是奸臣当道的楚国，是奸臣控制的政权，而不是君主本身。
伍奢被楚平王召回之后，他心里十分清楚是费无极在平王面前说了太子的坏话，所以作了辩解：“大王怎么能仅仅凭着搬弄是非的小人所说的坏话，就疏远骨肉至亲呢？”
显然，这种辩解毫无说服力，因为在权力面前，父子兄弟相残的情况实在太多了。伍奢是个道德的理想主义者，他认为这样可以说服楚平王，可是却遭到了费无极十分具有“说服力”的反驳。
费无极说：“大王如果现在不制止，他们的阴谋就要得逞，大王将要被太子发动兵变逮捕，成为阶下囚了！”楚平王一方面对伍奢这种空洞的辩解不信任，觉得伍奢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自己与太子是清白的，只是在搪塞；另一方面听了费无极的话有所动摇。于是大发雷霆，把伍奢囚禁起来，同时下令派人去杀太子建。不过太子得到了消息，逃到宋国去了。
费无极听说太子逃走，就劝说平王斩草除根，把伍奢的儿子都杀掉，于是献计让平王用伍奢做人质，召来他的两个儿子。平王就派使臣召伍奢的两个儿子，说：“你们来京城，我就让你们的父亲活下去；不来，我现在就杀死伍奢。”
兄弟俩接到这个命令，就开始商议起来，伍尚打算前往京城，伍员（伍子胥）说：“楚王召我们兄弟回去，本意并不是打算放父亲一条生路，而是担心我们逃跑产生后患，所以用父亲做人质欺骗我们。我们一旦回去，就要和父亲一块儿被处死。这对父亲而言有什么好处呢？去了，我们肯定就报不成仇了。不如逃到别的国家去，借助别国的力量洗雪父亲的耻辱。一块儿去死，是没有意义的。”
伍尚说：“我知道去了最后也不能保全父亲的性命。可是如果不去的话，以后万一不能洗雪耻辱，就会被天下人耻笑，说我们不顾父亲的死活苟且偷生。”——伍尚的话、思路和他的父亲伍奢是何其相似！他觉得道德是第一位的，其他的都要服从这个道德的原则才行，在报仇的问题上，还要用道德先来衡量一下。结果，他就义无反顾地接受了楚平王的诏令（其实就是逮捕），而伍子胥则一个人逃亡，去投奔流亡在宋国的太子建。伍子胥逃走了，楚平王就把伍奢和伍尚一起杀害了。
从营救父亲这件事情上来看，伍子胥完全是冷静客观地去分析，而他的兄长，则是把道德放在第一位，不管事实的情况如何。伍奢也知道，两个儿子若回到京城，对自己的生死毫无用处，来了就是一起被杀，如果不来而选择逃走，还有一条生路。这个道理十分简单，可是伍子胥的父亲和兄长都先考虑君臣父子之道，他们觉得，作为臣子，不去就是不听君主的命令；作为儿子，不去就是不顾父亲的死活。这种道德观念让人觉得确实无可厚非，但是十分迂腐。因为，当时的情况是奸臣费无极当权，如果还是恪守那些礼法，只能助长奸臣的气焰，而对国家不会有一点儿好处。
所以，伍子胥选择了流亡他乡以待日后寻找机会报仇，他的做法才是明智的。可是他的父兄呢，除了成就了忠臣的名声，还有什么可以值得称道的？可以说，正是伍子胥父兄所代表的“忠臣”们所持的那种道德理想主义的立场才让国家没有得到什么保障，反而让奸臣能够不受约束地横行霸道。这才是伍子胥走上流亡道路的关键性原因。
《三国演义》的评点者毛宗岗就说过，“忠厚为无用之别名，非忠厚之无用，忠厚而不精明为无用也”。值得玩味的是，伍子胥流亡之后，还是要为这无用的忠厚去报仇。
伍子胥的流亡生涯十分坎坷，先到了宋国，和太子建会合之后一起去郑国，又从郑国到了晋国。晋国的君主希望他们做内应一起灭掉郑国，太子建同意了。结果事情败露，太子建被杀，伍子胥只好和太子建的儿子胜一起再次出逃，流亡吴国。路上遇到重重的追兵，好在凭着伍子胥的机智勇敢才得以摆脱。到了吴国之后，伍子胥还没逃到吴国都城就得了病，在中途停下靠讨饭为生。当时吴国执政的是刚刚当权的吴王僚，公子光做将军。到达吴国的都城之后，伍子胥就通过公子光的关系求见吴王。
过了很久，因为楚国边邑钟离和吴国边邑卑梁氏都养蚕，两地的女子为争采桑叶相互厮打，接着是两个村的人打，再接着是两个县的人打，最后是两国起兵相互攻打。吴国派公子光攻打楚国，攻克了楚国的钟离、居巢就回去了。伍子胥以为自己报仇的机会已经到来，于是就劝说吴王僚：“这次我们取得了胜利，说明楚国是完全可以被我们打败的，希望再派公子光去和楚国开战。”公子光本人在政治上有野心，所以不希望自己常年在外作战给吴王僚卖命，而是想争取时间发展自己的势力夺取政权——伍子胥在吴国又遇到了和在楚国一样的事情，就是政权内部的政治斗争。不过伍子胥有了自己父兄的教训，在处理这样的事情上有一定的经验了。
公子光听说伍子胥建议再次攻打楚国，就对吴王说：“大王要慎重考虑一下，伍子胥的父兄被楚王杀死，他劝大王攻打楚国，是为了报他的父兄私仇。攻打楚国未必可以大获全胜，可能对我们吴国会有影响的。”伍子胥知道公子光这是为了自己的政治野心寻找托词，而且公子光的本意是想集中自己的力量杀死吴王僚而自立为君，所以，让他暂时放下自己的计划而去攻打楚国，肯定是行不通的。为了实现自己的复仇计划，伍子胥就向公子光推荐了专诸，然后他自己暂时离开朝廷去务农，实际上是在等待时机。
五年以后，楚平王死了。那个秦国美女的儿子轸继承了王位，就是楚昭王。吴王僚趁着楚国办丧事，派烛庸、掩余二公子领兵袭击楚国。楚国出兵切断了吴国军队的后路，使吴军不能回国。吴国国内空虚，公子光就命令专诸暗杀了吴王僚，自立为王，公子光就是吴王阖闾。阖闾自立以后，在国内的政治野心已经实现了，就召回伍子胥，和他共同谋划国事，希望靠伍子胥的才能来对外称霸。这个时候，伍子胥在吴国又如同他的家族在楚国一样炙手可热，他就是以此为起点，正式开始了复仇大计。
阖闾自立为王的第三年，派遣伍子胥率领军队去攻打楚国，占领了舒地，捉住了原来背叛吴国的两个将军。这个时候的伍子胥，虽然怀有复仇的心愿，但是他的身份是吴国的大臣，已经不能凭着个人的意愿去行事，所以打了胜仗之后，他并没有马上去攻打楚国的都城，而是收兵回国，等待时机。后来，经过了几次战争，吴国节节胜利，每次都打败楚国。所以说，这个阶段，并不是伍子胥以个人私欲去左右国家的行为，而是作为国家的大臣，为了国家的利益去带兵打仗，因而并不算是公报私仇。
吴王阖闾九年（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接受了大军事家孙武的建议，正式对楚国都城郢发动战争。吴军乘胜挺进，经过五次战役，就打到了郢都，楚昭王出逃。第二天，吴王进入郢都。吴军攻陷郢都之后，伍子胥到处搜寻楚昭王，没有找到，就挖开了楚平王的坟，拖出楚平王的尸体，鞭尸三百。
伍子胥把楚平王的尸体挖出来鞭尸的举动，在今天的人看来可以说是令人咋舌的，但是在春秋时代，仇敌之间报复，挖坟、开棺、鞭尸是比较常见的事情。
据说，伍子胥当年在楚国的好友申包胥听说伍子胥对楚平王鞭尸，就托人告诉伍子胥：“你这样报仇太过分了，你原来是平王的臣子，还亲自侍奉过他，如今你却侮辱这个人的尸体，这样的做法伤天害理！”
可见，申包胥指责伍子胥的时候，并没有指责他叛国之后指挥敌人的军队攻打自己的祖国，而只是说作为以前的臣子，不应该对死去的君主如此报复。
不过，在后代小说里面，伍子胥鞭尸的情节被不断渲染。汉代的《吴越春秋》对此描写得十分生动。小说里面讲，伍子胥当时左脚踏在尸体的肚子上，右手按住尸体的头，还说：“谁教你听信谗言杀害我的父兄，他们死得冤枉！”这种描写，显然是因为小说家要突出“惩奸除恶”的主题。
伍子胥的复仇道路，由自己的父兄被害而引起。他的父兄虽然是忠臣，却受到奸臣的陷害而被君主处死，伍子胥在这样的情况下选择了出逃复仇，可以说情有可原。因而，他虽然成了“叛国者”，却并没有受到什么道德指责。
值得深思的是，伍子胥的父亲伍奢身为国家栋梁，却没有能够及时除掉奸臣，反而让奸臣的阴谋一次次得逞，最后自己累及儿子一起丧命。而伍子胥的复仇，也不是在楚国内部完成的，他没有找出费无极这个奸臣陷害忠良的证据依法行事，反而依靠他国的武力才使报仇计划得以实现。更值得深思的是，伍子胥后来一直作为吴国的重臣而辅佐两代君主，最后的命运竟和他的父亲一样，也是被朝中奸臣陷害而死，而他对奸臣的阴谋，同样是没有防范，也没有合理地反击。这种好像一直在原地打转儿的历史怪圈儿不断延续，才使得“忠臣后代报仇雪恨”的历史故事在历代反复出现，并且都得到了道德上的原谅。
被无限夸大的“纸上谈兵”
——非议赵括
纸上谈兵的典故，出自战国时的赵括同学，两千多年来，赵括同学一直是我们的笑柄，小儿有所不平，聊试鸣之。
纸上谈兵本身，并不是一个缺点，相反，它是一个大大的优点。我们做任何一件事，第一步就要从理论上探讨它各方面的可行性。一个企业的一笔投资，先得做个企划方案，这就是纸上谈兵；现在我们看军事题材的电视剧，画面上总有军人在图上圈圈点点的镜头，这还是纸上谈兵。你首先得纸上谈兵，然后实际操作。纸上谈兵出色的人，如赵括同学，他就具有这个优势。如果一个人连纸上谈兵都不会，那他一定做不成任何大事。不会纸上谈兵，就说明他做事没有理论依据，没有统筹规划，完全是打乱仗。在这一点上，赵括同学谈起兵来，连他老爹名将赵奢都说不过他，比起那些不会纸上谈兵的人，无疑具有一定的优势。
我们说纸上谈兵不好，实际上是说光纸上谈兵而没有实战经验不好，从这点上看，赵括还不是完全的纸上谈兵，他以前参与过实战，有经验。最出色的一次，是秦赵阏与之战。
赵惠文王二十九年（公元前270年），惠文王恃强欺负秦国，拒不履行先前与秦国达成的换城协议，让秦国十分恼怒。秦派中更胡阳借道盟国韩国的上党地区进攻赵国的阏与（今山西和顺）。
阏与地处太行山西，通过太行山的孔道，可以进抵赵国的都城邯郸，是个十分重要的军事据点。胡阳是出于白起门下的秦国名将，此前屡有战功。惠文王问计，廉颇、蔺相如都说不能救，赵奢却认为阏与必须要救。如果丢掉阏与，即使在武安歼灭入犯的秦军，阏与也必定被其临近的上党韩军占领，丢掉阏与给邯郸造成的威胁一样会存在。
阏与道远路狭，两军在此作战，犹如两鼠斗于穴中，狭路相逢勇者胜。惠文王十分欣赏赵奢的勇气，遂命赵奢为将救阏与。赵奢临行前征求赵括的意见。赵括指出，硬碰硬地打，秦赵两军各有五成的胜算。于是赵奢就问怎样打能全胜，赵括就献了两条计，一是离间计，选派军中智勇机变之士，潜入阏与附近，先乔装秦军攻击韩军，再乔装韩军攻击秦军，如此反复，使秦韩两军相疑。秦韩两军本来就毫无信任可言，相互狐疑，经赵军的暗中挑拨，渐起摩擦，赵军再从中牟利。另一条计是示敌以弱，假装害怕，假装不敢去救阏与，而派人潜入阏与，告诉守阏与的赵军，国内已派大军来救，一个月内必解阏与之围，务要坚守。
于是，赵奢西出邯郸，在武安停止前进，命令士卒修筑防御工事，并传令军中，有以军事谏者死，以绝外人窥视其意。军中有一平原君门客言急救阏与，赵奢立斩之，从此军中无人敢言救阏与。胡阳遣人冒充阏与使者求见赵奢，被赵奢识破。赵奢假说道路险远不好救，只怕援军未到阏与，而阏与已被秦军所破。到时候，秦军如果出击远道而来的赵国援军，赵军必败，邯郸就很危险了。这可是丢大保小，得不偿失。秦军间谍假意阏与不保，悲痛欲绝，死谏赵奢救阏与。赵奢不许，命人将其扶下。秦军间谍回报胡阳。
赵括的这两条计策，都取得了完全的成功。到后来，韩军与秦军的冲突越来越严重，秦军不得不分派兵力防止韩军断其西归之路，而赵国的阏与又迟迟攻不下来，城中的赵军还声言要与韩军夹击秦军，这些麻烦让胡阳应接不暇。胡阳听说赵奢确实是在武安设防拦阻秦军，而不是前来援救阏与，非常高兴，重赏了间谍。为了尽快攻下阏与，胡阳把驻守北山制高点以防备赵国援军的秦军撤了下来，投入到攻取阏与的战斗中，只在北山留下几个望哨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