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要讨论的是“宋代晚唐体诗歌”。“晚唐体”是宋代开始出现的一个概念，严羽在其《沧浪诗话》中就说：“以时而论，则有建安体、黄初体、正始体、太康体、元嘉体、永明体、齐梁体、南北朝体、唐初体、盛唐体、大历体、元和体、晚唐体、本朝体、元祐体、江西宗派体。”严羽《沧浪诗话·诗体》，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52页。按严羽的说法，晚唐体应该是指晚唐时期的一种诗歌风格。不过晚唐体并非仅仅存在于唐代，在宋代也同样有着市场。“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蒋士铨《辨诗》，《忠雅堂诗集》卷十三，清刻本。，宋代的晚唐体并没有太多的开辟的意思，主要出现在宋初和宋末。出现在宋初是因为诗风沿袭的原因，彼时宋诗还没有自己的意识，因此才有所谓的“宋初三体”：“宋铲五代旧习，诗有白体、昆体、晚唐体……晚唐体则九僧最为逼真，寇莱公、鲁三交、林和靖、魏仲先父子、潘逍遥、赵清献之父，凡数十家，深涵茂育，气势极盛。”见方回《送罗寿可诗序》，《桐江集》卷三十二，四库本。当然宋初三体并不是真正的“铲”了五代旧习，具体见下文。可见宋初晚唐体还是具有相当规模的。当然宋初的“晚唐体诗人”规模于宋代并不算最大，在宋代后期出现了更大规模，大到足以与江西诗派分庭抗礼，其开端则是 “永嘉四灵”。所谓“永嘉四灵复为九僧旧”见方回《送罗寿可诗序》，《桐江续集》卷三十二，四库本。是也，从“复为”、“旧”这些字我们可以感知，宋代晚唐体似乎并没有太多的开拓意识。事实上，四灵的目的并不在于要进行创新、开拓，而是想借用这种具有既成模式的唐风来为江西诗派纠偏。因此，联系宋代初期与后期的晚唐体来看，具有连续性，宋代晚唐体其实是一个诗风相对统一的诗派宋代的江西诗派、江湖诗派其实风格都很不统一，缺乏作为一个诗派的必要条件。，具有相对固定的一套诗法传统。
若从时间跨度来看，宋代晚唐体可能要算是宋代第一诗派了，而且即便是规模，也似乎不输于江西诗派，不过衡量一个诗派的主要标准应该是看其所取得的艺术成就。艺术成就应该如何来判断呢？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难题。要进行判断就必须先预设一些价值观念，这种预设有时会由于我们自身的时代、学识等等方面的局限性而陷入荒诞。因此，进行判断，就一件作品、一个流派的价值大小进行评说，其实是一件艰难和极其危险的事。但人类的历史文献浩如烟海，必须经过一番拣择之后才能出现在人们的视野，才能以活的姿态出现文本只有经过读者的阅读才能称之为完整，若缺乏阅读，它就是一种死亡的状态。所以，我们便免不了在相对与绝对之间挣扎，虽然明知不完美却还是要继续制定标准，继续进行判断。总的看来，当下以艺术自身的标准为标准、不附加太多的文化因素的做法占据了主流——“诗歌性质不应成为现实世界的一部分，也不是它的摹本，而应成为一个自成一体的世界，独立、完整、自给自足。”安·塞·布雷德利《牛津诗歌讲演》，转引自艾·阿·瑞恰慈《文学批评原理》，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11页。文学研究是应当剔除“杂质”的，这是进行文学研究的必要条件，在文学研究中羼杂太多的东西只会让我们误入歧途，这方面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然而文学似乎又不太可能完全“纯净”，文本本身就是一个社会，世界、作家、作品、读者，这几个要素无一例外地采取着一种发散的趋势，时刻与其他的学科进行着交叉。韦勒克在其名著《文学理论》中将文学研究分为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外部研究中谈了文学与传记、文学与心理学、文学与社会、文学与思想、文学与其他艺术等问题，稍微苛刻一点来看，韦勒克的这些外部研究也似乎有分类不当和囊括不尽之嫌，但这已经是非常不错了，若再谈下去文学研究恐怕会变成文化研究。文学研究变成文化研究当然也很让人期待，因为那样的话研究范围就将越发丰富起来，文学研究便有了许多尚未开垦或亟待开垦的土壤，研究成果将又会得到一大堆。但让人烦恼的是这个研究本身将会变得不可收拾，研究对象与重心是否还会继续落在文学身上？文学研究文化化之后，我们是否又回到我们曾经走错过的老路上去了？因此，我们不得不问，文学研究文化化的可操作性到底有多少？我们似乎走入了二元思维之中，纯文学研究和文学的文化研究其实只是文学研究中的两极，似乎两种方法单独使用都不是很让人满意，然而出路是什么呢？当然从理论上来讲出路是很明确的，那就是走出二元思维，走第三条道路——中庸，择两种方法、两极而匀之，但这种文学上的中庸又爆出了新的问题，即如何操作的问题，其在操作层面上的可行性实在是不高！于是文学研究至今为止依然是处于一种“混乱”状态，它的内涵外延是不清晰的如美国诗人威廉斯著名的便条诗：“我吃了/放在冰箱里的/梅子/它们大概是/你留着早餐用的/请原谅/它们太可口了/是那么甜/又那么凉。”此外还有所谓的“大文学”与“小文学”之说。，这有些让人沮丧，但这好像也不光是文学这一学科单独面对的困境，许多学科都处于同一类型的困境之中。于是我们只好选择妥协，以“约定俗成”的名义进行妥协。这种妥协换来的是文学研究的可行性，即钱钟书说的：“就诗论诗，正当本体裁以划时期，不必尽与朝政国事之治乱盛衰吻合。”钱钟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第1-2页。“不必尽与”也不能不与，“朝政国事之治乱盛衰”就传统（约定俗成）而言显然不是文学，然而传统往往只是一种直觉，很少得到过理性的细致分析与确证。不过即使得到理性的确证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因为在哲学家那里，理性本身也受到了质疑，确证了又能怎样呢？“朝政国事之治乱盛衰”或许就是文学的一部分，据说一切都有可能是文本。于是事情越来越糟，越发无法收拾。无法收拾显然也是不行的，那就只好不理会这些了，我们只好回到一种不很清晰的状态来谈论文学，文学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不很清晰才产生的如文学的“迷狂”说、“灵感”说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