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感甄”说者不约而同地主张“君臣大义”说。其中以何焯、朱乾、潘德舆、丁晏、黄侃为代表。何焯说：“《离骚》：‘我令丰隆乘云兮，求宓妃之所在。’植既不得于君，因济洛川作为此赋，托辞宓妃以寄心文帝，其亦屈子之志也。”他还就赋的具体内容，作了详细论证。如分析“于是洛灵感焉”至“长寄心于君王”诸句说：“盖文帝虽许其入朝，感甄说之不能成立倒不在于不合弟嫂之礼，而犹未遽令见之也，故言宓妃虽已感悟，而神光离合，乍阴乍阳，己犹不得与交接。及己长吟永慕，哀厉弥甚，于是始见。其随从众灵，微步而即我，然犹若危若安，若往若还。己则望其容华婀娜而至于忘食，盖思之尤甚矣。于是宓妃始命收风静波，屈其尊以相交接，良会之难，至于如此。然即朝之后，其可必文帝之感悟而常常见之乎？故又云，悼良会之永绝也，虽潜处于太阴，常寄心于君王。文帝以仇雠视其弟，而子建睠睠如此，不敢稍有怨怼，所以虽终不见用，亦卒能自全。”又说：“‘恨神人之道殊兮，即曹植在似梦似幻的情境中见到自己朝思暮想的情人，怨盛年之莫当夕，神尊而人卑，喻君臣也。怨，植自怨也。盖即盛年不可再与盛年处房室之意。‘献江南文明珰’，献于宓妃也。子建《赠白马王》诗曰：‘苍蝇间黑白，谗巧令亲疏。’以耳饰为献，盖望其无如《小弁》之所谓君子信谗者也。‘虽潜处于太阴’，‘太阴’犹言穷阴，自言所处之幽远也。君王谓宓妃，以喻文帝也，不必以上文之君臣为疑。‘冀灵体之复形，御轻舟而上溯’，冀得复朝京师而见文帝也。” （何焯《义门读书记·文选》）
按：何焯之说已不只是对情事究竟为何作猜想，而是对赋文的情感倾向作整体把握，他将赋旨归为“屈子之志”，这是非常准确的。但是，何焯却在“宓妃”喻指上遭遇了困境，先以宓妃为曹植自喻，以随从众灵指君王曹丕；后又以宓妃为文帝，文中之“我”为曹植。连何焯自己都意识到了这种矛盾，难以自圆其说之时，便以“不必以上文之君臣为疑”一语带过。李善注引与文中情事不符。
丁晏、黄侃说同于何焯说。丁认为该赋“犹屈宋之志”：“王既不用，笔者认为，自伤同姓见放，与屈子同悲，乃为《九愁》、《九咏》、《远游》等篇，以拟《楚骚》，又拟宋玉之辞为《洛神赋》，托之宓妃神女，寄心君王，犹屈子之志也。”又说：“‘感甄’妄说本于李善注引‘《记》曰’云云，盖当时记事媒孽之词，如郭颂《魏晋世语》、刘延明《三国略记》之类小说短书，善本书簏，无识子妄引之耳。五臣注不言‘感甄’，视李注为胜。”黄侃《文选评点》认同何焯的洛神乃子建自喻说，云：“洛神乃子建自比也，何焯解此独得之。”他还认为对该赋的理解可以旁求于曹植其他的作品：“‘悼良会之永绝兮’数句，此当以《责躬》、《应诏》、《赠白马王》诸诗、《求通亲亲》、《求自试》二表、《六国论》及《陈思王传》参看，其旨自明，感甄之谤，于此雪矣。‘命仆夫而就驾’四句，缠绵如此，而文帝不寤，可为陨泪！”
“君臣大义”说中，曹操本人即娶了何晏的母亲，潘德舆的说法最为到位：“子建人品甚正，志向甚远……即《洛神》一赋，亦纯是爱君恋阙之词。其赋以‘朝京师，还济洛川，入手，以‘潜于太阴，寄心于君王’收场，情词亦至易见矣。盖魏文性残刻而薄宗支，子建遭谗谤而多哀俱，故形于诗者非一，而此亦其类也。首陈容色以表其才，次言信修以表其德，继以狐疑为忧，终以结交为愿，岂非诗人讽托之常言哉？不解注此赋者，何以阑人甄后一事，致使忠爱之苦心，诬为禽兽之恶行，千古奇冤，莫大于此。” （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二）
从上述诸人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于《洛神赋》文旨的探讨已由推测本事发展到了通过对赋文本身和对作家整体的理解来解读，思路逐渐打开了。“君臣大义”说把握了曹植写《洛神赋》时的政治地位和特殊处境及其特殊的心境，恋上年长的侍女甚至乳母的并不鲜见。感甄说的硬伤在于它无法解释赋文中的情感逻辑，对“感甄”说的批驳也有一定的依据和道理，对于探求赋的本意无疑是很有参考价值的。但是，这些说法在对于文本的解读上还是有滞碍之处，何焯自己暴露出了问题，而其他论者是回避了问题。因此，他们难免会遭到后人的质疑。如傅正谷先生说：“依此（“君臣大义”说，引者注）去对《洛神赋》作具体的艺术分析时，却又有难以自圆、相互矛盾之处。如一面说洛神宓妃是以之喻文帝，神与人是喻君与臣，对洛神的爱慕就是臣之忠君，欲与洛神交接就是欲得文帝的接见与信任，一面又说洛神宓妃是曹植的自喻，是言洛神的容色与信修以表其才德，是身处危境(‘潜处于太阴’)，仍始终忠爱于文帝(‘长寄心于君王’)，也就是说，洛神宓妃既是文帝的化身，又是曹植自己的化身，这怎么说得通呢？” 傅正谷：《〈洛神赋〉的梦幻辞赋史地位及当代论辩》，《社会科学辑刊》1996年第2期。而且，“君臣大义”说又多少带有一些正统道学的味道，这也为后人留下了口实，还有许多历史实例为证明，郭沫若在《论曹植》中极力反对“君臣大义”说。他重点批评了丁晏，认为丁晏“标榜忠君”，是“要在道德方面尽力为陈思王粉饰洗刷”，是“承袭了王(通)、李(梦阳)、张(溥)诸人的唾遗”，是“迂腐”之论。他试图为感甄说翻案，认为曹植不是忠臣和道德君子，而是风流才子；《洛神赋》是“感甄”之作，是模仿之作，是结构与刻画“大有毛病”之作，因而它的艺术成就是不高的。郭对赋文主旨、结构的理解虽然也是“大有毛病”，但他认为不应纯以君臣道德视之，则是有启发意义的。
为摆脱感甄说和君臣大义说的困境，有学者又提出《洛神赋》只是仿宋玉《神女赋》描写人神恋和赞美洛神的说法，如赵幼文认为《洛神赋》叙述的不过是一个人神之恋的迷幻梦境，并无其他“君臣大义”之类的含义。感交甫之弃言兮，怅犹豫而狐疑”，更不至于“收和颜而静志兮，申礼防以自持”。刘大杰先生也提出了这个看法，认为《洛神赋》不过是在赞美一个神女的形象，描述一个人神相恋的故事罢了。虽然是符合赋的内容实际的，但却是肤浅的表面之见，因为它没有揭示更深层次的问题，即曹植为什么要描写人神之恋和赞美洛神呢？他的用意究竟何在呢？这究竟要表达他什么样的思想感情呢？显然，这种说法等于说《洛神赋》没有本意，等于没有对赋的本意作任何探求与回答。
研究者并不满意于这样的解释。于是又有人致力于寻找“洛神”原型，抒情主人公，这一次找到的是曹植的亡妻崔氏，认为洛神形象是崔氏的化身，而《洛神赋》的主旨就是曹植悼念怀恋其亡妻王书才：《曹植〈洛神赋〉主旨臆解》，《达县师专学报》2005年第3期。我们且不管是否崔氏事（如受其叔父崔琰牵连而被曹操迫死，崔氏与其叔父相貌性格相近等）是否属实，单就文中提出的三条主要证据，我们就可看出悼亡说不为可靠。一一论之。
证据一，作者认为曹植长情，崔氏自杀之悲剧必在作品中加以反映，洛神形象与崔氏形象相似，故《洛神赋》当为悼亡哀辞。按：此处逻辑有问题。曹植长情，但不一定就与崔氏夫妻情笃；即便他们夫妻情笃，曹植也不一定必以文字为哀悼；即使有悼亡之作，也不能指为《洛神赋》。而且，与“感甄说”一样， “悼亡说”不能解释为何主人公在见到神女（即“悼亡说”所谓曹植爱妻）时为何还犹豫狐疑，“惧斯灵之我欺”，终于造成人神（夫妻）永隔的悲剧。
证据二，《洛神赋》人物描写细腻逼真，必有真人为原型，而此原型当为其发妻。按：曹植对神女的描写表现出了极为高超的艺术技巧，但神女形象在宋玉《神女赋》中即已打下基础，这不仅有心理学上的“恋母情结”说为支撑，王粲、杨修等人亦有同题之作，其艺术描写虽不如植作，但亦不可谓不生动，则宋玉之赋亦有真人为原型？王粲、陈琳等人之赋，亦有原型？即使有真人美女为原型，何以必为崔氏而不能是作者生活中曾遇见的其他美丽女子？又，文献中除崔氏违背曹操“不得衣秀”的禁令的记载外，再不见任何关于崔氏相貌性情的描写，论者却以其叔父“琰声姿高畅，眉目疏朗”的外貌风度而推测崔氏相貌亦当如是，神女美丽绝伦的外貌描写即本崔氏。这种推测带有太多臆想的成分。
证据三，赋中相思、悲痛之情“绝对只应发生在长久相依相伴而被迫永别的夫妻间的”，人神道殊、一逝异乡、潜处太阴暗示夫妻阴阳相隔。按：此处结论过于武断。曹植后期作品中充斥着这种铺天盖地的缠绵悱恻的忧愁，它并不为一时一事而发。如果我们真正理解曹植后期的情感心理状态，我们就会发现这种浓得化不开的情感正源自曹植一生最大的解不开的心结，那就是空有理想抱负，没有施展的机会；明明是忠信满怀，却要遭人猜忌。而对于猜忌者，曹植始终希望他们能有一日醒悟过来，明了自己的真心，再提供自己施展抱负的空间。这种不可避免的失望和不愿放弃的希望使得洛神的离去一步三徘徊，哀哀欲绝。
至此，何况曹操父子均以通脱见称，我们可以看出“悼亡说”在方法论上主要依靠的是直感、推测，不足为据。而“悼亡说”对旧有“怀恋君王说”的批驳也显得草率，说服力不够，“依何、丁（指上文所提到的何焯、丁晏，引者注）二人所解，则需将赋中洛神说成是现实中的曹植，赋中曹植说成是现实中的曹丕。不言而喻，这是很为牵强而说不通的”。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赋文中洛神与抒情主人公“我”的悲剧其实是由“我”自己造成的，“我”的怀疑和猜忌使这场本该十分美好的相会以悲剧告终。 按：作者之所以觉得“牵强而说不通”，也和“怀恋君王说”的提出者一样，没有注意到《洛神赋》在叙述结构上的特征。
终于有人开始从创作方法、艺术结构等方面做文章。傅正谷先生认为《洛神赋》为梦幻主义的代表作，该赋是“依据梦幻主义作品一般具有的梦前、梦中、梦后的结构形式”描写作者的爱情之梦。这种说法的问题是很多的，比如，“梦文学”、“梦幻主义的创作方法”之类的提法就很值得商榷，何为“梦文学”和“梦幻主义的创作方法”？作者没有明说，但从其论述来看，似乎写梦境、以“梦前、梦中、梦后”为结构形式，叙述带梦幻色彩就是所谓“梦幻主义”。作者似乎不明白古人托梦而言的言说方式。文人、辩士、术士等以梦发言的例子不胜枚举，托言为梦，不过是一种言说的技巧。而庄周梦蝶、红楼一梦等，寄寓的是深沉的现实人生体悟，又岂是作者用心理学的“梦的解析”可以涵括的？作者谓：“梦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真梦，二是白日梦，因为当时之礼防并不是那么严格，即所谓的幻想、幻觉、神思、神游，后者虽不是入睡后的梦，却也是一种似睡非睡、似梦非梦、半醒半梦的状态，是一种特殊形态的梦。尤其是文学创作，毕竟真梦者少，白日梦者居多(因两者在思维方式和表现形态上有许多相近相似之处)。我曾经指出，屈原的《离骚》就是一篇白日梦的艺术记录。”如果按作者的说法，则不仅《离骚》、“临川四梦”、《红楼梦》等为梦幻主义的，几乎大半文学作品都可以说是“梦幻主义的”——作者似乎忘了有的文艺理论甚至称文学的本质就是白日梦。
尽管如此，作者却总算是注意到了《洛神赋》的结构问题。但其实没必要这么麻烦地将洛神故事说成是梦一场——《洛神赋》记叙的就是一场相遇，傅先生所谓入梦、梦中、梦醒的结构完全可以简单地理解为相遇前、遇中、遇后。而不管是述梦也好，记遇也罢，我们都可以感觉到赋作者是在用讲故事的方式结构全文。赋序和赋文开头交代了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大致缘起：《序》曰：“黄初三年，余朝京师，还济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对楚王说神女之事，遂作斯赋。”赋曰：“余从京城，言归东藩，背伊阕，经通谷，陵景山。……睹一丽人，于岩之畔。乃援御者而告之曰：‘尔有觌于彼者乎？彼何人斯，曹植完全有可能恋上年长八岁的甄氏，若此之艳也！’御者对曰：‘臣闻河洛之神，名曰宓妃，然则君王之所见也，无乃是乎？其状若何，臣愿闻之。’”下文：“余告之曰：……怅神霄而蔽光。”就是作者所讲述的故事，“于是，背下陵高，足往神留。遗情想象，顾望怀愁辔以抗策，怅盘桓而不能去 ”交代故事的结局。又惊又喜又悲，这些情感都是可以理解的，但他怎么会对自己的爱人有疑虑和防备之心呢？在这一场求之不得的相遇中，多情任性的曹植当不至于“执眷眷之款实兮，惧斯灵之我欺。因此，从整体来看，《洛神赋》就是讲述了一个故事，用现代叙事学理论来看，这个故事是以第一人称全知的视角来叙述的，文章前后两部分构成了故事的开头和结尾，起交代作用，中间的叙述才是故事的主体。因此，我们的理解和论述应该从主体的故事开始。
从表面看来，这是一个人神相恋而不得的故事，但正如诸多研究者所看到的，这又不仅仅是一个人神相遇的故事，联系该赋写作的时间和作赋的心情，历朝历代的王侯公子，我们可以推知其寄托所在。故事以洛神的出场开始，作者极力描写了洛神容貌、体态、服饰的美丽，尤其注重刻画洛神的不同凡尘的神采和气质，在读者面前呈现出一个艳丽、轻盈、飘逸、高洁的神女形象。如同惊鸿一瞥，“我”不禁性灵摇荡：“余情悦其淑美兮，心震荡而不怡”，想着要与神女交通，但又苦于“无良媒以接欢”，只得“托微波而通辞”。为了表示结交的诚意，“我”还解玉佩以相要。佳人是多么美好，不仅形容俱佳还“习礼而明诗”。在得到“我”的爱的信息之后，她没有一点矜持作态，甚至还“抗琼珶以和予兮，指潜渊而为期”。到这里，故事达到了第一个高潮，这是喜剧的场面，神人双方在和谐的氛围中期待着一次如金风玉露般的相逢。
然而，变故却发生了，而且来得如此迅疾，这种变故并非自外部而来。只是一转念的工夫，“我”疑虑顿起，想起交甫被弃故事《文选》李善注引《神仙传》曰：“切仙一出游于江滨，还以何晏为养子。而甄氏与曹植的年龄差距也不足以作为“感甄说”不合情理、违背事实的证据，逢郑交甫。交甫不知何人也，目而挑之，女遂解佩与之。交甫行数步，空怀无佩，女亦不见。”，心中不觉惆怅、犹豫和迟疑，生怕自己的眷眷之诚会遭神女无情的欺骗。于是，“我”敛容定神，“申礼防以自持”。洛灵察觉到了“我”的心理变化，满满的希望黯淡下来。然而，她终究不能如何，只有徙倚彷徨。随着洛灵忧伤的步子，其散发的神光也一离一合，乍阴乍阳。希望破灭了，彷徨又能如何呢？洛神意识到该是离去的时候了，于是“竦轻躯以鹤立”，欲展翅而高翔。然而仍是不舍，仍是不解，仍是忧伤，她“将飞而未翔”，又不禁“超长吟以永慕兮，声哀厉而弥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