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与对汉代经学的研究密切相关，蒙文通对清代经学也做了研究和探讨。所谓清代经学，是指清代以复兴汉代经学为职志的治经之学，亦称清代新汉学。它主要包括乾嘉汉学和清代今文经学两大派别，以及清初经学等。大体上讲，清代乾嘉汉学以重考据为特点，以此与重义理的宋学相区别。这是对汉学重训诂的治经特点的继承，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清中叶以后崛起的今文经学派则批评乾嘉汉学陷于繁琐考据而脱离实际的治经方法，注意发挥经书中的“微言大义”，予以新解，为变法维新提供理论依据，并尊今抑古，形成新的今古文之争。清中叶后兴起的今文经学一直延续到晚清，受时代变迁的影响，今文学者在研治经学的过程中，议论世事，干预时政，宣传变易改制，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
蒙文通在对清代经学的研究中，对清代乾嘉汉学的兴起作了探讨，认为它是针对元明以来杜撰臆说盛行之弊而起，必然要对经传作一番考据检校的功夫，但后来已辨明宋学之非后，仍沉湎于考据，支离破碎地从事文字训诂，而无理论上的建树，这是其局限；而对清代今文经学则将其分为两派，其中继承西汉今文经学，讲《公羊》学的一派遭到蒙文通较多的批评，而廖平以礼制分今古的一派则为蒙文通所认同。总的来讲，蒙文通对清代经学的评价不如对汉代经学的评价高，而对清代今文学的批评是与对西汉董仲舒今文学的批评联系在一起的，凡承继、沿袭汉代《公羊》学的则遭到蒙文通的批评，这与清末近代以来康有为借今文学以宣传变法改制、主张君主立宪与孙中山主张民主革命相互之间的政治斗争有关。
（一）清代乾嘉汉学
随着宋学末流弊端日显，自明中叶后，以训诂考据之经学来济宋学义理之穷的学术潮流，已逐渐孕育。杨慎（1488－1559）反对当时学者“舍传注疏释便读宋儒之议论”的治经方法，批评“宋以后，则学者但知有朱子，而汉唐诸儒皆废”的流弊，主张于诸经多取汉儒而不取宋儒，针砭宋儒但凭己意说经，主观臆断而使经文本义难寻。继杨慎对宋学流弊的批评，清初学者不满于宋学末流的空疏，并造成严重的社会危机。他们尖锐地批判宋学末流弊端的空谈心性和封建统治者提倡的虚伪的礼教，代之以提倡实事，经世致用。“崇实黜虚”成为时代之风尚。他们把“崇实黜虚”运用于经学研究，提倡训诂、辨伪的考据方法，致力于从事经学中的考据学、文字音韵学和校勘学。他们重考据，代替以己意说经、解经。其朴实说经的学风，演为后来乾嘉时期的考据之学。
清代经学恢复了汉学学风，乾隆、嘉庆时期的学者继承东汉古文经学的传统，以训诂考据的方法治经，形成“乾嘉学派”。尽管清统治者定程朱理学为官学，但居正统地位的程朱之学却未能得到理论上的发展，而缺乏生机。反而东汉著名经学家许慎、郑玄、贾逵、马融之学则在学者中广为流传，以至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粲然如日中天。清统治者入主中原后，为了维护其封建专制统治，在思想文化领域采取严厉的钳制政策，大兴文字狱，动辄滥杀知识分子。这就驱使学者不得不把注意力转向单纯对古代经典的考据和整理的学术研究上。此外，从雍正朝开始，清统治者一反较开明的对外文化交流的态度，实行闭关锁国，堵塞了中学汲取外来文化优长的道路。这也是乾嘉时期以复古（汉学）为形式的考据学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当时的乾嘉汉学以复兴古学为职志，学者沉湎于经史考据之中。乾嘉学派虽然在考据训诂方面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就，但由于思想受到“文字狱”的禁锢，而失去了批评时政的精神和经世致用的传统，大多脱离社会现实专门从事于钻牛角尖式的、为考据而考据的学术研究，最终被新的学术思潮所取代。
蒙文通对清代乾嘉汉学兴起的针对性作了探讨，指出乾嘉汉学是为纠正宋学的流弊而起，从事于训诂考校，但到后来，矫枉过正，亦有所弊。他说：
我看清代的儒者，在汉学初起的时候，正当元明以来杜撰臆说充塞正路的时候，他们自然不容不发明旧诂、检校故书的。但是，杜撰臆说的书已经辨证详明了，他们却仍然在那里支离破碎的讲，尽管在一字一物上也偶有所发明，却终身不晓得经是什么一回事，我真是为他们惋惜了。清代的经师，只知道如此用功的，大约占四分之三以上，岂不是野言乱德吗！张皋文说他们“以小辩相高，不务守大体，或求之章句文字之末，人人自以为许、郑”。这几句话，真算是切中时弊。
指出张皋文所言的“以小辩相高，不务守大体，或求之章句文字之末，人人自以为许、郑”，正好切中了清代乾嘉汉学的时弊。虽然在乾嘉汉学兴起之初，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是为纠正宋学弊端而兴，在文字名物的训诂考据上，清汉学家们也有所发明，但由于他们是支离破碎地讲经训考据，最终也不知经为何物。这当是蒙文通从明经书中的道的角度讲，因其乾嘉汉学治经而不明道，故不知经。但从文字训诂上讲，则不能说乾嘉学者不知经。蒙文通认为，如此只知名物训诂、文字考证的清代经师占总数的四分之三以上，而为他们感到惋惜，可见当时的学风所向，是以考据训诂为主。蒙文通分析了当时的“朴学”学风及其治学重点，甚至对戴震也提出批评。他说：
刘师推清世考据学风之起，以为始于明末杨升庵、焦弱侯，杨、焦文章浮华之士，兼杂漫之学，其所述作，皆小说笔记之流，辞人獭祭之习而已。衍其风为朴学，人人以考据自矜，于是攻勘校、究金石，凡地望、天算、律吕、阴阳之俦，皆得号称汉学；其治经者，但能详名物、通训故，亦得号经师。故移说经之文以说《汉书》、《文选》也可，移说《汉书》、《文选》之文说各经也亦可，经术之敝至此，则又何说哉！夫宋明性道义理之学即不必讲，而一经之条理义类顾可不讲耶！此江郑堂《汉学师承记》一书于戴东原有微辞者也。张惠言亦言：“天下争为汉学，而异说往往而倡，学者以小辩相高，不务守大体，或求之章句文字之末，人人自以为许、郑，不可胜数也。”盖经术自经术，其要固有在也，汪中之流，固亦尝推崇东原戴氏也，盖前乎戴氏者，其治琐事謏闻，与经事相比，如惠氏笺《渔洋菁华录》之流，至戴氏而一革旧习，鄙唐宋以下事不屑言，悍然攻程朱之说而不顾，汉学之壁垒至东原而始固，此前世之所以推东原也。
蒙文通引其师刘师培之意，认为朴学可追溯于杨慎、焦竑之流，但杨、焦乃文章浮华之士，兼以杂漫之学，其所述作的内容皆为小说笔记之类，不过是辞人罗列堆砌典故而已。可见蒙文通对汉学先驱杨升庵、焦竑评价不高。其后，清儒推衍其学形成朴学，朴学亦“号称汉学”，其治学重点在校勘、金石、地望、天算、律吕、阴阳之俦等方面，其治经以考据为特点，凡能详名物、通训故，即可称为经师。以至混淆了说经与说《汉书》、《文选》的界限，汉学经术之弊至此而显。其时，虽有张惠言等人批评乾嘉汉学之流弊，对乾嘉学者唯知有郑玄、许慎，以至他们的每一字，都不敢稍有怀疑的崇汉学风提出批评，并对考据学家以汉宋定是非的衡量标准加以针砭，但仍有坚守汉学壁垒、崇汉抑宋之人。如惠栋的再传弟子江藩（1761—1830）著《国朝汉学师承记》，推崇汉儒，崇尚经学，鄙视理学，宗汉抑宋，严立汉宋界限，坚守汉学壁垒，以汉、宋两家将儒学判然二分，是汉而非宋，这引起了蒙文通的批评。并把乾嘉汉学之皖派的代表人物戴震（1723—1777）也视为坚守汉学壁垒、严于汉宋之分的人，指出戴震治经不屑言唐宋以下之事，只重汉学，悍然攻程朱之说而不顾。这包括戴震著《孟子字义疏证》，批评朱熹的理欲说。戴震对朱熹的批评，虽有一定的道理，但对朱熹及宋儒理欲之辨的完整含义未能全面理解，故有失之偏颇之处。由于戴震极力攻程朱之说及宋学，故蒙文通认为汉学壁垒至戴氏而始固。
由此，蒙文通指出清代乾嘉汉学之弊产生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他们把注意力转到了章句文字之末，未能探究一经的大纲宏旨，缺乏义理，而于经学之道不明。他说：
清代经术之明，称轶前世，乾、嘉之间，家研许、郑氏书，博名物，穷训诂，造述之宏，不可遍计而周数也。迄乎近世，特识之士，始喟然慨清儒之无成，独赞古音之学，实能于散漫繁惑之中明其统理，斯为足尚，则清学之穷矣。夫清儒序论，每喜以小辨相高，不务守大体，碎辞害义，野言乱德，究历数，穷地望，卑卑于章句文字之末，于一经之大纲宏旨惑昧焉。虽矜言师法，又未能明于条贯，晓其义例，求其能若惠氏、张氏之于《易》，孔氏、庄氏之于《春秋》，金氏、凌氏之于《礼》者，殆不可数数观，则清学之敝，为不可讳也。道穷则变，逮其晚季，而浮丽之论张，儒者侈谈百家之言，于孔氏之术稍疏，经术至是虽欲不改弦而更张之，诚不可得。
指出乾嘉汉学“博名物，穷训诂”的学风使得清儒“究历数，穷地望，卑卑于章句文字之末”，导致“害义”、“道穷”的后果，即不重视义理，忽视经典之中蕴涵着的道。其不务守大体，又未能明条贯，晓义例，以致其弊不可胜言，亦毋庸讳言。蒙文通认为，乾嘉之学的流弊至此，如还不愿改弦更张，那是“诚不可得”，实在不能混下去了。表明他洞见乾嘉汉学之弊端，已到了不得不纠正的地步。
在蒙文通看来，之所以乾嘉汉学的流弊至此，而不得不改弦更张，是因为清代乾嘉汉学缺乏自己的理论，不能引领学术的发展，故不得不变。他说：“一个学派总是有自己的理论，清代汉学的理论何在？而汉代学术，无论是今文家或古文家，都是有自己的理论的。戴震、焦循虽有理论著作，而又和他的整个学术脱节。所以，清代汉学到晚期非变不可，不变便没有出路。”在这里，蒙文通甚至把清代乾嘉汉学看得比汉代古文经学更低。因为在蒙文通看来，汉代学术，无论是今文家还是古文家，都有自己的理论，而清代乾嘉学却没有什么理论可言，即使是其代表人物，还算是有些哲学性著作的戴震，其理论著作也是与他的整个学术相脱节的。由于缺乏理论上的指导，使得乾嘉学沉湎于经史考据之中，盛极而衰，逐步为新的学术所代替。
（二）清代今文学
清中叶后，今文经学复兴，一直延续到晚清。今文学者在研治经学的过程中，注意发挥经书中的“微言大义”，予以新解，为变法维新提供理论依据，他们议论世事，干预时政，宣传变易改制，在当时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
清代今文经学主要是复兴西汉今文经学，而超越东汉古文经学，其依据的经典主要是《春秋公羊传》，通过《公羊春秋》发明经义，所以亦称“公羊学派”。其创始人庄存与、刘逢禄是常州人，其弟子也多为常州人，又称其为“常州学派”。
清代今文经学继乾嘉汉学而起，并对乾嘉汉学汲汲于文字训诂、名物考证，而脱离实际，少有阐发新义的学风加以修正，侧重于研究和发挥今文经传的“微言大义”，具有通经致用的特点。清代今文经学的代表人物早期有庄存与、刘逢禄、宋翔凤等，中期有龚自珍、魏源等，晚期有廖平、康有为等。他们的学术活动和学术思想不仅是清代新汉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中国经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蒙文通对清代今文学的研究，把清代今文经学分为两派，其中继承西汉今文经学，讲《公羊》学的一派遭到蒙文通较多的批评，而廖平以礼制分今古的一派则为蒙文通所认同。他一方面继承其师廖平的今文思想，另一方面又批评《春秋》公羊学，甚至将其视为伪今文学，予以否定，批评清代今文学之“改制”说，认为其未能领会“革命”之旨，徒言改制。但他认同的廖平今文学也是讲改制，以致康有为亦受到廖平此说的影响，而著《孔子改制考》，宣传变法维新。就此而言，研究经学不能脱离当时的时代背景，无论是汉代还是清代，都有革命说不宜在任何时间、任何背景下全然推行的客观情况。也有改制说提出和适宜推行的背景和理由。以及随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思想学说也随之而变，不能套用革命说适合于任何时代和地点，也不能说改制说在任何情况下皆一定错误。蒙文通对革命说的认同，对《公羊》学及改制说的否定，是他评价从汉代到清代今文学的一个重要标准，从中亦可见蒙文通经学今文经学观的一个特点。
对清代今文学，蒙文通将其分为不成熟之今文学和成熟之今文学两派。不成熟之今文学包括庄存与、刘逢禄、宋翔凤、龚自珍、魏源，以及受龚、魏影响的康有为等人之今文学，而其中龚、魏之学甚至被蒙文通视为伪今文学。成熟之今文学即以其师廖平为代表，廖平也受到其师王闿运，及为蒙文通所称道的陈寿祺、陈乔枞父子等人的影响。通过探讨清代今文经学的兴起及其发展演变，蒙文通阐述了自己的清代今文经学观。他说：
孔广森之治《公羊春秋》，为两千年来不传之绝学，盖各家之师法，至是而略明。然治《公羊》者亦治《周官》，治虞《易》者亦治《左氏》，庄存与、惠栋之流皆是。……刘、宋不足以言成熟之今文学，然其区分今古，对垒抗行，自此之后遂有整个之今文学，功实不可没。……廖师推本清代经术，常称二陈著论，渐别古今。廖师之今文学固出自王湘绮之门，然实接近二陈一派之今文学，实综合群言而建其枢极也。他若魏源、龚自珍之流，亦以今文之学自诩，然《诗·书古微》之作，固不必求之师说，究其家法，汉宋杂陈，又出以新奇臆说，徒以攻郑为事，究不知郑氏之学已今古并取，异郑不必即为今文。……故龚、魏之学别为一派，别为伪今文学，去道已远。激其流者，皆依傍自附者之所为，固无齿于今古文之事。故有见一隅而不窥全体之今文学，有知其大概而不得其重心之今文学，此皆未成熟之今文学，而又别有魏、龚一派漫无根荄之今文学；是汉代之今文学唯一，今世之今文学有二。至廖师而后今文之说乃大明，道以渐推而渐备，故廖师恒言：踵事增华，后来居上，然不有庄、张、刘、宋、二陈之启辟途径于前，虽廖师亦未易及此。而龚、魏以狂惑之说乱于前，扬其波者又淆之于后，致求今文者亦非，击今文者亦非，能远绍二陈、近取廖师以治今文者，近世经师惟皮鹿门一人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