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肇鹏
盐亭蒙文通先生（1894—1968）早年就读于四川国学院（后改为国学学校），师事廖季平、刘申叔。廖氏为今文经学大师，刘氏四代传经，治《春秋左氏传》，为古文经师。廖平撰《今古学考》，以礼制判今古，而今古文之分粲然，于经学上贡献颇大。以今文主《王制》，古文主《周官》。因撰《王制集说》，使今文有所宗统。申叔受廖氏学术影响，撰《西汉周官师说考》，使古文有所宗统。蒙先生秉承两师之说，会通今古，而又有所创新发展。
蒙先生知识面广，博通经、史、诸子，兼涉佛、道二藏，而尤深于经学。蔡方鹿教授梳理蒙先生经学凡四变：一、以齐鲁为今文学，梁赵为古文学；二、破弃今古家法而上宗周秦儒学；三、汉代今文经学乃融会百家，综其旨要的新儒学；四、认为汉代董仲舒之今文经学乃迎合汉代帝王专制，是变了质的儒学，并非孔子学术真谛。蒙先生承廖季平先生经学思想，披沙炼金，加以阐发。廖先生经学思想先后凡六变，四变以后，颇涉诞妄，而以二、三变为精卓。蒙先生经学思想凡四变，也以二、三变为精卓。因为比较符合历史实际。
先秦学术为百家争鸣的局面。秦汉以来，建立了统一的封建制度。随着政治上的统一，思想上也要求统一。汉武帝罢黜百家，定儒术于一尊，正是历史的必然。今古文经学都是汉代的学术，先秦是没有的。自汉以后，儒家经学成为中国封建时代的统治思想，经历两千多年，直到清末。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才有大的变化。因此蒙先生说：“先汉经学为子史之中心，亦中国文化之中心。”我们也可以说经学为中国文化之根柢，不了解经学，就不能了解中国文化。
廖季平先生说：今文为哲学，古文为史学。乃不易之论。蒙先生承其师说，由经入史，又由史返经。所以蒙先生在史学、哲学上均有一些独到的见解，有所创新，发前人所未发。
宋明理学乃儒学之发展，自朱子编定《四书》，撰《四书章句集注》，《四书》成为南宋以来的“新经学”。其地位超过《五经》。蒙先生博学深思，他对理学虽没有什么专著，只留下一些零星的札记和在几封书札里讲到理学，但他自谓“诸学中自得之深者惟理学”。理学是儒者出入佛、老，返求诸《六经》，然后得之。理学是融摄佛、道，综归儒家，是儒家哲学发展到高级阶段的思想体系。蒙先生认为理学不是闻见之知，而是德性之知。只有在躬行实践、涵泳省察、长期磨炼中才能深造自得。用冯友兰先生的话说，只有通过学习哲学才能提高人的思想境界。哲学不是空谈的，而是供人“受用”的，只有通过实践锻炼，才能提高道德修养，才能有所体悟，才能获得德性之知，才能深造自得，得到“受用”。蒙先生对理学虽讲得不多，只是语录式的几句话，但意蕴深厚，值得深入研究，加以发掘。
余尝谓川籍学人，唯蒙文通先生会通今古，贺自昭先生学贯中西，皆卓然成一家言。然对两先生学术研究者不多。学术本无地域、国界之局限，但四川学者对于乡贤之思想、蜀学之研究更是责无旁贷。今蔡方鹿教授及刘兴淑同志撰《蒙文通经学与理学思想研究》一书，实为阐发蒙先生学术之专著，弘扬蒙学，此其嚆矢，希望能看到更多、更新的著作出现，喜而为之序。
2005年7月7日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