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西方只是在个性、共性、个别性、普遍性这些概念上打转转不同，中华古代文论在塑造典型人物上，提出了“传神写照”的观念。从一定意义上说，典型人物形象的根本特征，就是要形神兼备，让读者感到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但同时又在它身上能够见出深刻的社会意义来。中国古代的“传神写照”说补充了西方的典型论。
在各类文学作品中，写实型作品是比较重要的一种。小说、剧本等基本上是写实型作品。一讲到中国古典小说，我们的眼前立刻就涌现出刘备、关羽、张飞、诸葛亮、曹操、宋江、林冲、李逵、鲁智深、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等活灵活现的人物。文学作品中创造的人物形象不可胜数，但我们只把那些最成功的人物形象称为典型。一个小说家和剧作家是不是优秀，不是以他们写了多少作品为标志，而是以他们创造出多少典型人物为标志。因此，典型是写实型文学的审美理想。
如我们在第一节所说的，在西方文论中，由于其历史文化背景和文学发展进程等原因，典型论发展得比较好。第一，典型理论提出得比较早；第二，典型论到了黑格尔和别林斯基那里已经基本成熟，提出了个性与共性、普遍性与个别性相统一的典型观。但是在黑格尔与别林斯基之后，典型问题仍然争论不休，中国与西方皆如此。歧见纷呈成为一种理论景观。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就出在典型是个性与共性的统一、普遍性与个别性的统一，在理论上有重大缺陷。从哲学的角度看，不但典型是个性与共性的统一、普遍性与个别性的统一，实际上世界上我们可感知到的一切事物(包括人与物)，都是个性与共性的统一、普遍性与个别性的统一。例如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学中心所在的华裔馆前面，路边有一排高高的棕榈树，每一棵树都是独特的“这一个”，你不可能在其他地方找到一棵与它完全一样毫发不差的棕榈树，这是它的个性，但这一棵棕榈树毕竟是棕榈树，它几乎具有所有南国棕榈树的普遍性质，这是它的共性。就是说任何人、任何物都是个性与共性的统一，都是个别性与普遍性的统一。这样一来，典型与非典型的区别在哪里？
可见用个别性与一般性的统一、偶然性与规律性的统一，只是在哲学层面说明了典型与非典型的共同特性，并没有从美学的艺术学的视角来揭示典型的特性。
那么，在写实型文学中，什么是典型人物呢？从哲学的观点看，典型是一个悖论，一方面，典型是个别的、独特的、生动的、陌生的，可另一方面，典型又是一般的、普遍的、本质的、熟识的，它是一个矛盾体，是一个有机统一的、充满生气的、活生生的人。俄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说：典型是熟识的陌生人。这样说是有道理的，典型是熟识的，因为典型不是天外来客，他往往就在我们身边，是普遍存在的，是天天接触的。以《红楼梦》中的凤姐来说，她世故、圆滑，会逢迎拍马，她嘴甜心苦，两面三刀，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上头一脸笑，脚下使绊子。你看她对贾母的态度，对丫鬟的态度，对王夫人的态度，对赵姨娘的态度等，这些表现，我们还见得少吗？我们甚至可以说，在每一个单位，我们都可以看见王熙凤，我们对这类人是再熟识不过了。但典型又是陌生的，因为他又是独特的这一个，你不可能再找到第二个。还是以王熙凤来说吧，她只生活在荣国府里，是那个贵族之家的总管家，她有她独特的出身与经历，有她特有的喜怒哀乐，有她自身特殊的命运遭际……世界上只有一个王熙凤，从这个意义上说，她对我们又是陌生的。
问题是典型人物矛盾的这两面又是怎样统一在一个人物身上的呢？而且这种统一又能不露痕迹，使其以一个活生生的人呈现在我们面前呢？从美学的观点来看，作家在创造典型人物时究竟抓住了什么呢？过去有人说，创造典型是综合与拼凑，把不同人的特点综合在一起，就变成了典型。比如要写一个商人的典型，就先观察许多商人的特点，最后把这些商人的相同特点综合在一个人身上，就可创造出典型来。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在这方面中华古代文论提出的“传神写照”说，也许能回答部分问题。（中华古代文论没有提出“典型”这个概念，但关于“典型”问题的思想还是很丰富的。我们在上一章“文学叙事论”中，论述人物性格的塑造等问题，就是对典型问题的论述，本章不再重复。）与西方只是在个性、共性、个别性、普遍性这些概念上打转转不同，中华古代文论在塑造典型人物上，提出了“传神写照”的观念。从一定意义上说，典型人物形象的根本特征，就是要形神兼备，让读者感到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但同时又在它身上能够见出深刻的社会意义来。中国古人意识到这一点，就从人物表里的角度，提出以形传神、形神兼备的观点。“形神”论形成得很早。《荀子·天论》说：“形具而神生”，对形神问题有了一般的规定。汉代刘安主持编撰的《淮南子·说山训》云：
画西施之面，美而不可悦；规孟贲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亡焉。（(汉)刘安等著，何宁集释：《淮南子集释》下，113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
关于“君形”，高诱注云：“生气者，人形之君。规画人形，无有生气，故曰君形亡。”《淮南子》提出的是画人物画的问题，认为如若不能画出人物内在的生气神情，那么这人物就是死的。生气是主宰，形体是外在的状貌，以生气灌注外貌，人物才能栩栩如生。汉代司马迁作为写实型历史文学的作者，对“形神”也有很精当的论述，他说：
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汉)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329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虽然这里只是一般谈论人的神与形的关系，但他提出的形神不可分离的观点，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具的观点，对以人物为主的写实文学的创作是有启发的。
魏晋以后，形神关系成为当时玄学的一个命题，论述更为深入。
这个问题转入文学艺术领域，有顾恺之提出的著名的“传神写照”说。据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巧艺》记载：
顾长康画人，或数年不点目晴。人问其故，顾曰：“四体妍媸，本无关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笺注》下册，38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顾恺之的话虽然简约，其道理却十分深刻。他的意思是一个人物最传神的地方，不在形体的状貌上，而在眼睛上面。他画人物，数年不点睛，一旦点睛，就要点得好，所以他说：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阿堵”是“这个”的意思。在顾看来“这个”就是人物的眼睛。顾恺之的“传神写照”说，实际上提出了一个“特征”的理念，他认为人物的精神，并不表现在人体的全部上面，不是任何一个地方都具有特征，只有人的“眼睛”是人的灵魂的窗户，是最具特征的地方。若要把人物的精神写出来，就要抓住人的特征，譬如说抓住人的眼睛来描写。当然，顾恺之也不是机械地认定只有人的眼睛才具有特征，实际情况不同，人物的特征也可以在别的部位。
所以《世说新语·巧艺》篇又说：“顾长康画裴叔则，颊上益三毛。
人问其故，顾曰：裴楷亻隽朗有识具，正此是其识具。看画者寻之，定觉益三毛如有神明，殊胜未安时。”在画裴叔则时，特征变成了面颊上所加的三毛。通过这“特征化”的三毛，表现出裴的非凡见识。
这种“传神写照”和抓特征的思想，一直被后代所继承。到了宋代的苏轼那里，这一思想得到了更好的发展。
苏轼是一位主张“神似”的作家，他的著名诗句“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一直被人传诵。他在《书陈怀立传神》中谈到顾恺之的“传神写照”说时，曾有重要发挥：
传神之难在于目。顾虎头云：传形写照，都在阿堵中。其次在颧颊。吾尝于灯下顾见颊影，使人就壁画之，不作眉目，见者皆失笑，知其为吾也。目与颧颊似，余无不似者……凡人意思各有所在，或在眉目，或在鼻口。虎头云：颊上加三毛，觉精彩殊胜，则此人意思，盖在须颊间也。优孟学孙叔敖，抵掌谈笑，至使人谓死者复生。此岂能举体皆似耶？亦得其意思所在而已。（(宋)苏轼著，孔凡礼校点：《苏轼文集》第五册，2214页。）
苏轼对顾恺之“传神写照”说的发挥主要有两点：第一，强调个人的特征可以在不同的地方，不一定就在眼睛上或鼻口上，因人而异；第二，提出了“意思所在”这个概念。所谓“意思所在”，就是表现不同人物的特征。这样，苏轼的“意思所在”就与现代的“特征”概念实现了沟通。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这在当时应该就是一种理论概括了。明清以后，叶昼、金圣叹等小说评点家，虽然在具体的批评中继续运用“传神写照”说评论作品，有的地方还评点得十分精彩，但作为理论概括都没有超过苏轼的“意思所在”的表述。
现代的“特征”概念是德国学者希尔特首先提出来的。黑格尔在《美学》第一卷中称赞希尔特为“伟大的鉴赏家”，并且引了他的论点。希尔特说，特征是“组成本质的那些个别标志”。这就是说，特征是“个别标志”，是不可重复的，是这一个，而且是生动的；可这“个别标志”，又体现出生活的本质，是深刻无比的，蕴涵丰富的。因此我们可以说，特征是一个纽结点，一个交汇点，一个焦点，现象的与本质的在这里纽结，个别的与一般的在这里交汇。在特征这一焦点里，的确就是“意思所在”之处，折射出陌生的与熟识的、生动的与深刻的。
对于典型的创造来说，捉住了特征或“意思所在”，就不但能显出个性，而且能揭示出深刻难忘的社会内容。如《三国演义》中曹操多疑奸诈，杀了他父亲的结拜兄弟吕伯奢全家，并说：“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这短短的一句话就是曹操性格的“意思所在”，就把曹操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我们可能把《三国演义》中许多故事忘掉，但曹操说过的这句话却永远不会忘记。因为它太具有特征，又太深刻了。又如有些人物活动场面具有特征，是“意思所在”，《史记》中的“鸿门宴”、《三国演义》中的“青梅煮酒论英雄”、《红楼梦》中的螃蟹宴等场面，与我们日常看到的一些电视剧中无聊的吃饭场面不同，它一方面是生动的，另一方面又是深刻的、富于内涵的，这种具有特征的场面，具有真正的“意思”，对于塑造典型人物具有特殊的作用。
总之，中华古代文论中的“传神写照”说、“意思所在”说与现代的“特征”概念可以联系起来。就是说，人物的“点睛”之笔和人物的“意思所在”，一方面特别的生动、新鲜、有趣，另一方面，又特别富于丰厚的内涵和深刻的思想，因此对于塑造既有鲜明的人性特征又具有深刻本质的典型人物就特别重要。抓住了点睛之笔，抓住了“意思所在”，就抓住了特征，也就差不多抓住了典型。典型的创造并不是依赖对许多人物的动作心理的拼凑，而是有赖于对富于特征的生活的把握和生发，有赖于对“意思所在”的发现。我们认为，典型是显示出特征的、能够唤起美感的性格。中华古代文论以“传神写照”说补充了西方的典型论，显示出独特的意义。
《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律书》：“数始成一，终于十，成于三。”《太玄文》：“诸一则始，诸三则终，二者得其终乎！”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也认为：“一切的一切都是由三元决定的。”“因为全体的数有终点、中点和起点，这个数就是三元。”“我们称二为‘双’不为‘全’；说到三我们才说全。三所规定的是全体。”（转引自[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23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无论中外，“三”才是全数。人类所关心的事物就如同“数”理一样，总是一分为三的。人类的智能结构一分为三———知、情、意，人类文学的发展与此对应，也是一分为三———象征型、抒情型、写实型。人类文学的审美理想也不是单一色调的，也是一分为三———意象、意境、典型。艺术形象是一，意象加意境加典型是艺术形象的高级形态，就变为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