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重视国计民生,主张通过轻徭薄赋、节俭用度、备粮救荒、避免战争等措施来养民安民。司马光的儒家政治思想和治国主张,也突出地反映在《资治通鉴》的附论部分。
二、《资治通鉴》的史学成就与历史价值
1.史学成就
《资治通鉴》在继承前代史学传统的基础上,在历史编纂学、史料学、历史考据学等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显示出宋代史学发展的活力与创新精神。
(1)《资治通鉴》的编纂具有一整套严密合理的工作制度与方法,为这部编年体巨著达到空前的学术水平提供了重要保证。
①主编全面负责的集体分工合作制。治平三年(1066)书局成立时,英宗同意司马光自选助手。司马光陆续选择了刘恕、刘攽和范祖禹三人为协修官,把当时最优秀的史学人才聚拢到《资治通鉴》的写作班子中。
刘恕(1032—1078),字道原,筠州高安(治今江西高安县)人。仁宗皇祐元年(1049),进士明经第一名。博闻强记,专精史学,“自太史公所记,下至周显德末,纪传之外至私记杂说,无所不览。上下数千载间,巨微之事,如指诸掌”。编纂中,“遇史事纷错难治者,辄以委恕”（《宋史》卷444《刘恕传》,37册,13118页。）。在《资治通鉴》协修诸人中“功力最多”（司马光:《传家集》卷53《乞官刘恕一子札子》,1094册,487页。）。
刘攽(1023—1089),字贡父,号公非,江西新喻(治今江西新余市)人,与兄刘敞同年进士,“博记能文章”（《宋史》卷319《刘敞传附弟攽传》,30册,10388页。）,尤长于汉史,与兄刘敞、敞子刘奉世均精通《汉书》学,故有“三刘《汉书》学”之称。
范祖禹(1041—1098),字淳甫,一字梦得,成都华阳(治今四川成都市)人。嘉祐进士,幼年丧父,由叔祖范镇抚养成人。司马光说他“智识明敏”,“好学能文”（司马光:《传家集》卷45《荐范祖禹状》,1094册,420页。）。熙宁三年(1070)进入书局,直到元丰七年(1084)全书编纂完成,虽进入书局时间最晚,但在书局时间最长,是书局迁洛后,跟随在司马光身边的唯一助手。专治唐史,有著作《唐鉴》传世。
②“长编法”。《资治通鉴》全书是在“长编”的基础上删定而成的,即有名的“长编法”。在司马光写给范祖禹的信中,对“长编”的方法有非常清楚的说明。第一步,先作丛目,以历朝实录为基础,凡正史、杂史、传记小说以及诸家文集等各种史料中“稍干时事者,皆须依年月日添附”,尽量详备。第二步,制作长编(又称“草卷”),即对丛目中所记录的史料进行整理汇编,具体的规则也十分明确:
其中事同文异者,则请择一明白详备者录之;彼此互有详略,则请左右采获,错综铨次,自用文辞修正之,一如《左传》叙事之体也,此并作大字写;若彼此年月事迹有相违戾不同者,则请选择一证据分明,情理近于得实者,修入正文,余者注于其下,仍为叙述所以取此舍彼之意。（司马光:《传家集》卷63《答范梦得》,1094册,582页。）长编的总要求是“宁失之于繁,毋失之于略”。
丛目和长编阶段的工作,都由协修人员负责完成,基本的分工情况是刘攽负责两汉,刘恕负责魏晋南北朝(包括隋),范祖禹负责唐,后刘恕转而负责五代,刘恕去世(元丰元年)后,由范祖禹接续完成。（参见陈光崇:《通鉴新论》,48页。）长编完成后,对所有长编内容进行删繁取要、考订异同、加工润色、撰写评论直到最后定稿,则全由司马光一人负责,工作任务相当艰巨。在写给宋敏求的信中,司马光曾谈到他删定《唐纪》的情况:
某自到洛以来,专以修《资治通鉴》为事,于今八年,仅了得晋、宋、齐、梁、陈、隋六代以来奏御。唐文字尤多,托范梦得将诸书依年月编次为草卷,每四丈截为一卷,自课三日删一卷,有事故妨废则追补。自前秋始删,至今已二百余卷,至大历末年耳。向后卷数又须倍此,共计不减六七百卷,更须三年,方可粗成编。又须细删,所存不过数十卷而已。（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卷20引高似孙《纬略》,上册,488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据记载,司马光去世后,洛阳还保存有《资治通鉴》残稿整整两间屋子。
《资治通鉴》的编纂方法既不同于以往的私家修书,势单力薄;也不同于官方修史,书成众手,质量不一;既发挥了集体分工合作的长处,又突出了主编从发凡启例到删削定稿的核心作用。
③“考异法”。《资治通鉴》在史料的考证利用方面,创造性地采用了“考异”的方法,既广征博采,又谨慎考辨,去伪存真,同时通过“兼采存疑”的方法,保存“异文”,以备后世进一步的考订。
司马光认为“其实录正史未必皆可据,杂史小说未必皆无凭,在高鉴择之”。因此,在关于长编的编制规则中,他明确提到要作考异:“若彼此年月事迹有相违戾不同者,则请选择一证据分明,情理近于得实者,修入正文,余者注于其下,仍为叙述所以取此舍彼之意。”（司马光:《传家集》卷63《答范梦得》,1094册,582页。）也就是说,当同一历史事件有几种不同的记载时,要对这些不同的记载(异文)加以考订,判断正误真伪,决定取舍,同时要将其余的史料注于正文之下,并说明取舍的理由,这就是“考异”。长编中的考异文字,原注于正文之下,司马光在最后删削定稿过程中,将考异文字移出,另编为《资治通鉴考异》30卷,与《资治通鉴》一同奏进。
“考异”的方法,不仅仅运用于长编的阶段,事实上还伴随着《资治通鉴》编纂的全过程。它的特点,正如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所说,就是“参考同异”,“择可信者从之”,“有一事用三四出处纂成者”（《四库全书总目》卷47《资治通鉴考异》提要,上册,421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考异法”在保证《资治通鉴》叙事的准确客观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后来,胡三省为《资治通鉴》作注时,将《资治通鉴考异》文字分别散入《资治通鉴》的有关正文之下,以“《考异》曰”加以标识。我们今天看到的中华书局点校本《资治通鉴》,正是以清人胡克家翻刻的元刊胡注本为底本,所以在小字注文中,可以看到《资治通鉴考异》的文字。
(2)《资治通鉴》继承发展了《左传》的叙事传统,把古代编年体史书的记事水平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唐代史学家刘知幾说:“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刘知幾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6《叙事》,上册,16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中国古代的历史叙述艺术到《左传》和《史记》时,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司马光在继承《左传》传统并充分汲取纪传体史书叙事优长特点的基础上,对编年体史书的叙事手段,作了很多的改进,以弥补以往编年体史书同一事件、人物被分记在不同时序之下,前后悬隔,首尾难稽等缺陷。（参考张煦侯:《通鉴学》第五章《通鉴之书法》,102~118页,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陈光崇:《通鉴新论》,152页。）①提纲法。叙事“先提其纲,后原其详”,即先用一句话揭明所述史事的纲领,然后再详述其始末原委,如《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元年(627)正月辛丑载:
辛丑,天节将军燕郡王李艺据泾州反。
艺之初入朝也,恃功骄倨,秦王左右至其营,艺无故殴之。上皇怒,收艺系狱,既而释之。上即位,艺内不自安。曹州妖巫李五戒谓艺曰:“王贵色已发!”劝之反。艺乃诈称奉密敕,勒兵入朝。遂引兵至幽州,幽州治中赵慈皓驰出谒之,艺入据幽州。诏吏部尚书长孙无忌等为行军总管以讨之。赵慈皓闻官军将至,密与统军杨岌图之,事泄,艺囚慈皓。岌在城外觉变,勒兵攻之,艺众溃,弃妻子,将奔突厥。至乌氏,左右斩之,传首长安。弟寿,为利州都督,亦坐诛。（《资治通鉴》卷192《唐纪》八,13册,6032~6033页。）提纲法既便于叙事,也便于读史,后来朱熹在此基础上编纂《通鉴纲目》,大书为纲、分注为目,形成了一种新的历史体裁———纲目体。
②追叙法。对于长篇叙事,尤其在时间上跨月经年的历史事件,《资治通鉴》继承《左传》的方法,多用一个“初”字提起(或相似的文句,如“先是”
等),先追述事由,再叙本事,使首尾照应,本末完整。
③连类法。当叙述某一事件、人物时,连带叙述与之相同或相关的史事或人物。这种方法在《左传》中也已出现,但在司马光手中则发挥出更大的作用。通过连类而及的方法,《资治通鉴》叙一事而兼及他事,既避免了孤立地叙事,或遗漏失载,还具有烘托主题、敷设线索的作用,其间尤见史家布局构思、组织史料的功力。如《资治通鉴》卷56《汉纪》灵帝建宁二年(169),记“党锢之祸”再起,于本事之外,又连类叙及李膺、范滂、郭泰、张俭、夏馥诸人事迹,或事不辞难,慷慨就捕;或一人逃命,牵连无数;或不言世事以保身;或逃入山林以避祸,叙述到此,“其事固已缤纷满纸矣”。然接下来又连类叙及汝南袁氏(袁绍)之贵宠当世,爱士养名;同族袁闳之闭居土室,摒绝世事;最后又引出申屠蟠的议论与遁世之举,真可谓旁及兼载,蔚然大观。司马光的用意在于既“以见当时与李膺、范滂一流超然异趣者,亦复大有其人”（张煦侯:《通鉴学》,115页。）,也为袁绍最终诛杀宦官埋下伏笔。
④带叙法。编年体史书以时记事,对于所记人物,多不详其籍贯世系。《资治通鉴》采纳纪传体史书列传的写法,在行文中,凡第一次出现的人物一般都明载其邑里世系。如《汉纪》文帝前四年(前176),“以御史大夫阳武张苍为丞相”,揭明张苍为阳武人;又如《唐纪》贞观十八年(644)“又命太仆少卿萧锐运河南诸州粮入海。锐,瑀之子也”,是对萧锐家世的交代。对于公侯大臣的封爵谥号,《资治通鉴》一律附载于薨卒之时。如《晋纪》咸和四年(329)载“始安忠武公温峤卒”,永和二年(346)载“西平忠成公张骏薨”,“始安”、“西平”是封爵,“忠武”、“忠成”是谥号。带叙法使《资治通鉴》在记录人物邑里世系、封爵谥号等基本信息方面整齐划一,有始有终,是编年体史书在记人方面的一个独创。
在历史文学方面,《资治通鉴》也取得了极高的成就。《资治通鉴》叙事简明,生动含蓄,名篇佳段,千古传诵,这些都要归功于司马光的大家手笔。苏轼说:司马温公“文辞醇深,有西汉风”（顾栋高:《司马光年谱》附录苏轼《司马温公行状》,456页。）,现代学者黄公渚评论说:“光所为文,不矜才,不使气,如行云流水,极其自然之妙,而论事透彻,说理精深,尤为独绝”（转引自宋衍申:《司马光评传》,149页,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5。）,并认为司马光的文章风格源于他的学术,是他“真实淳朴之学”
的自然流露。
《资治通鉴》善剪裁。其叙述历史人物、事件,在保留以往纪传体史书精彩文字的基础上,往往比原书写得更紧凑,更精练。如《资治通鉴》卷45写“班超出使西域”,主要取材于范晔《后汉书·班超传》,范书原文内容完整,文笔“简净劲健”,《资治通鉴》改动很少,但比照之后,仍可以看出后者的文字更为简洁。
《资治通鉴》善于刻画人物。如卷78写蜀汉之亡一段,将主要人物的性格在复杂变幻的历史场景中暴露无遗,将“刘禅的昏庸无能,司马昭的权诈百出,姜维的智勇深沉,邓艾的粗鲁朴实”,都写得极有声色。又如《资治通鉴》写契丹灭后晋(参见本书第十八讲《契丹灭后晋》),情节复杂跌宕,对人物内心矛盾的描写非常深刻,笔墨酣畅,令人百读不厌。（参见瞿蜕园:《通鉴选》,264~265页,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资治通鉴》善于写战争。其中很多的名篇佳段是关于战争的题材。《资治通鉴》写战争,特别注重写出战争发动的原因和双方在拟定军事计划时的各种争论,从而揭示出影响战争成败的因素。本书所选《肥水之战》就是《资治通鉴》最著名的战争名篇之一。
《资治通鉴》善说理。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撰写了一百多条“臣光曰”,随事发论,或针对重大的历史问题和事件,或选取独特的观察角度,因事析理,发表其历史政治见解。如卷一〇六“臣光曰”论前秦苻坚败亡之原因,不拘成说,发抒独识卓见:
论者皆以为秦王坚之亡,由不杀慕容垂、姚苌故也。臣独以为不然。
许劭谓魏武帝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使坚治国无失其道,则垂、苌皆秦之能臣也,乌能为乱哉!坚之所以亡,由骤胜而骄故也。魏文侯问李克,吴之所以亡,对曰:“数战数胜。”文侯曰:“数战数胜,国之福也,何故亡?”对曰:“数战则民疲,数胜则主骄,以骄主御疲民,未有不亡者也。”
秦王坚似之矣。（《资治通鉴》卷106《晋纪》二八,7册,3348~3349页。）再如《资治通鉴》开篇“臣光曰”论周初命韩、魏、赵三家为诸侯,实为一长篇议论文,司马光用一个个生动的历史事例来说明“礼”、“名”、纲常人伦在君主政治中的极端重要性,环环相扣,再三致意,语言简明淳朴,说理透彻有力。
2.历史价值
所谓历史价值,简单地说,就是能够帮助人们了解历史、认识历史。《资治通鉴》作为中国古代的史学巨著,以其编撰思想明确、编撰原则谨严、体例内容上独具特色,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它不仅可以帮助人们了解历史、认识历史,更有助于后世社会总结历史、以史为鉴。《资治通鉴》的历史价值集中体现在贯通古今的编撰体例、政治史为中心的编撰内容、以史为鉴的编撰思想以及历史叙事与历史批评相结合的写作特点等方面。
(1)贯通古今
北宋时,中国历代纪传体正史从《史记》到《五代史》已有十七部之多,卷帙繁重,又往往分为纪、传、表、志等几个部分,存在着“同为一事,分在数篇”,“编次同类,不求年月”（刘知幾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2《二体》,上册,28页。）等问题,给读史、治史带来很大困难。司马光说:“《春秋》之后,《史记》至《五代史》,一千五百卷（北宋时所谓“十七史”是:《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和《旧五代史》。参见陈光崇:《通鉴新论》,146页。）,诸生历年莫能尽其篇第,毕世不暇举其大略,厌烦趋易,行将泯绝。”（刘恕:《通鉴外纪》后序,312册,659页。）可见,编纂一部简明扼要、贯通古今的编年体通史以取代内容繁富的十七史,实在是时代的需要,司马光顺应这种需要,用了将近20年时间,终于完成了这一伟大的工作。
《资治通鉴》是一部质量空前的大通史。在体例上,贯穿古今,时序分明;在编纂上,广征博采,严谨考订。整齐历朝正史,熔铸一家风格,“叙之井井,不漏不烦”（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327页,北京,中华书局,1963。）,可以做到一书在手,历代大事,囊括其中;兴衰得失,会聚眼前,这是以往任何一部史著都无法比拟的。清张之洞说:“若欲通知历朝大势,莫如《资治通鉴》及《续通鉴》。”张之洞:《轩语》,见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12册,9785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梁启超说:“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为蓝本,而至今未有能逾之者焉。”（梁启超:《新史学》,见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上册,520~521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
(2)政治史为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