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寇勿迫”是对陷入绝境的敌人的作战方法。为什么“穷寇”要“勿迫”呢？首先是因为物极必反。《吴子·励士》说：“一人投命，足惧千夫”。如果逼得敌人无路可走，那么它就会拼命反扑过来，如果暂时放松追击，则可以减弱敌人的气势，瓦解敌人斗志，等敌人自以为脱离险境，军心涣散之时，再寻机歼灭它。其次，“勿迫”并不等于“不迫”，更不是放虎归山，而是不急迫地施加压力，否则欲速则不达。对企图逃窜之敌，要纵而观之，纵而随之，始终紧跟其后，对它保持一定的压力。一旦有什么新情况，立刻投入战斗，不给敌以喘息之机。第三，“穷寇勿迫”指的是虽受挫败但仍具有相当实力之敌的作战原则，如果“穷寇”已山穷水尽，饥渴劳顿，已失去了战斗力；或者形势对乘胜追击有利，则应集中兵力，坚决消灭。“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是对“穷寇勿迫”这一原则的补充。
公元356年10月，前燕将领慕容恪率军进攻东晋广固城时，镇北将军段龛率众坚守该城。当燕军包围广固后，诸将皆主张急攻速胜，但慕容恪主张缓攻稳取。他分析道：“段龛之军独守孤城，又无外援之敌，倘若急急进攻，使守城军民同仇敌忾，即使攻打下来，也会造成很大伤亡。倒不如采用长期围困的办法，等敌人困弊时再去攻打它。”于是，慕容恪命令部队构筑工事以长期围困守城的晋军，结果使守城军民斗志衰退，最后被迫开城投降。
对依城据守的穷寇围而不打，会促使其不战自溃；有时对穷寇施行缓战战术，是为了等待时机，创造更为有利歼灭敌人的战机。
1948年11月初，辽沈战役胜利后，国民党华北“剿总”傅作义集团面临我东北、华北两大野战军打击的威胁，是撤是守决心难定。傅作义决定先暂守平津，保住海口，扩充实力，以观战局变化；同时把部队部署在铁路沿线，随时可以西逃。为把傅作义部滞留在华北地区就地歼灭，我中央军委决定：撤围归绥，缓攻太原；同时对西线之敌“围而不打”，对东线之敌“隔而不围”；另外指示淮海前线对杜聿明集团“两至三月内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待对傅作义集团施行包围后才开始行动。古人云：“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我军对傅作义集团的缓攻，正好减轻敌人恐惧心理，推迟其逃跑的决定，同时又强化了敌人等待观望的侥幸心理，造成敌人的错觉，从而达到了麻痹敌人，稳住敌人，最终一网打尽的目的。
无邀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阵
无邀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阵，此治变者也。
《孙子兵法·军争篇》
“无邀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阵”是孙子在《军争篇》中提出的“四治”之一。邀，阻截，拦击。正正，形容旗帜整齐；堂堂，形容行阵广大。孙子说：“不要去迎击旗帜整齐、军容严整之敌，不要去攻击兵阵整肃、士气饱满的军队，这是掌握和运用机动变化的方法。”
“无邀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阵”是孙子“避实击虚”思想的一种体现。对于“正正之旗”、“堂堂之阵”的强敌不要去拦截，并不是说不要去碰它，而是说当敌我悬殊，或敌人有充分准备时不要去硬碰，以免作无谓的牺牲。兴兵作战，孙子重视谋攻，讲求全胜，要审知敌我强弱，不能急于求胜。这就是懂得“治变”，懂得临敌应变。
三国时期，魏国大将司马懿奉魏明帝之命率军征讨公孙渊。魏军进至辽水，公孙渊已派遣数万步骑兵占据辽隧（今辽宁鞍山西，辽河东岸），企图固守坚城壁垒以抵御司马懿的进攻。司马懿命魏军依傍辽水构筑一道长围，摆出一副攻打辽隧的架势，暗地里却舍弃行阵严整、部署周密的辽隧城，派兵直捣敌防守空虚的公孙渊的老巢襄平。部属对此不能理解：“我们不攻打辽隧城，没法显示我军的威力。”司马懿解释道：“敌人凭据辽隧城的坚固而高大的城防设施，企图把我军拖垮，我们进攻它，正中了敌人的计谋。不如采取避实击虚，攻其必救之策，袭击襄平，调虎离山。”于是魏军直指襄平。公孙渊听说其后方老巢被袭，果然率军离开坚城辽隧去追击魏军。司马懿杀个回马枪挥军迎头痛击，三战三捷，大败公孙渊。
辽东之战，司马懿在作战指导上，根据敌情实际，采取了避敌坚锐、攻敌必救的方针，调动敌人脱离坚城固垒，在运动中将敌歼灭，较好地体现了孙子“无邀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阵”的谋略。
可见，“无邀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阵”，并不是说对强大之敌一味消极回避，而是主张避实击虚，迂回进攻。不唯兵家，古代政治家也善用此术等待时机，后发制人。
春秋时，齐景公让晏子去治理东阿这个地方。三年后，有人在景公面前告他的状，景公召晏子入朝，欲罢其官。晏子说：“臣知自己错在哪里了，可否让臣再去治理三年，那时一定不会再有人告我的状了。”
齐景公同意了他的请求。三年后，果然没有人告晏子的状，而且人们都在景公面前说他好话。这下景公高兴了，召晏子入朝，要封赏他。出乎景公意外，晏子不肯领赏。
晏子说：“从前臣到东阿，让人修路，推行有利于百姓的政策，富人责怪臣；臣主张节俭勤劳，惩罚盗贼，无赖怨恨臣；当地权贵犯法，臣毫不宽恕，严格执法，权贵们忌恨臣；路过东阿的王侯朝臣，臣侍奉时从不超越礼度，王侯朝臣生臣的气。于是，这些人对臣的恶言恶语，散布于朝廷内外，久之，也传入大王您的耳中。这一次臣完全改变了作法，不让人修路，不推行有利于百姓的政策，轻视节俭，放纵盗贼，袒护犯法的权贵，尽量满足路过的王侯要求，于是富人、无赖、权贵、王侯都高兴了，对臣也没有了怨言。久而久之，这些好话又传入您大王耳中。事实上，从前大王惩罚臣，臣是应该受奖赏的；现在您要奖励臣，臣却应该受罚。这就是臣为什么不愿领赏的原因。”
齐景公恍然大悟，知道了晏子的贤明，于是把治理国家的重任交给他。三年后，齐国实力大增，称霸诸侯。
晏子初次治东阿，先是率直地将自己的治政之策付诸实施，却达不到目的，还差点被齐景公免职。接下来的三年，晏子采取放任的态度，暂时放弃了治政之策，获得一片赞扬声，景公自然对他产生好感。这样，他才有机会以自己雄辩的口才去鼓吹他那套依法治国的政治主张。在这里，晏子采用了“无邀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阵”的策略，面对齐景公的责难，他没有为自己辩解，而是暂时放弃原则，采用了迂回的方法，最终赢得了景公的信任，也为他进一步施展才华提供了政治舞台。
在生活中，弱者若善于运用“无邀正正之旗”术就能巧妙地制服强者。著名喜剧大师卓别林有一天身带一笔巨款，骑车前往乡间别墅。路上遇到持枪抢劫的强盗，逼他交出钱来。卓别林满口答应，只是恳求道：“朋友，请帮个小忙，在我的帽上打两枪，我回去好向主人交待。”强盗摘下卓别林的帽子打了两枪。卓别林说：“谢谢。不过请再把我的衣襟打两个洞吧。”强盗不耐烦地照办了。卓别林鞠了一躬，央求道：“太感谢您了。干脆劳驾将我的裤脚打几枪，这样就更逼真，主人不会不相信的。”强盗边骂边对着卓别林的裤脚连扣几下枪机，但不见枪响，原来子弹打完了。卓别林见状，赶忙拿起钱袋，跳上自行车，飞也似地跑了。
卓别林不愧是个智者。面对歹徒抢劫，他没有硬拼，也没有拒绝交钱，而是通过消耗歹徒枪中子弹的办法，改变了敌强我弱的态势。等强盗子弹用完了，乘机反击，顺利地拿回了钱袋。
以治待乱，以静待哗
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
《孙子兵法·军争篇》
“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是孙子在《军争篇》中提出的“四治”之一。“四治”指的是“治气、治心、治力、治变”。所谓治气，指运用和掌握士气的变化规律施计用谋，要“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治力是根据人力物力的变化规律采取对策，也就是“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治变指将帅指挥作战要活用兵法，懂得应变。这里讲的“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指的是“治心”之法。乱、哗：《十一家注孙子》陈皋注：“政令不一，赏罚不明，谓之乱。旌旗错杂，行伍轻嚣，谓之哗。”贾林注曰：“以我之整治，待敌之挠乱；以我之清静待敌之喧哗，此治心者也。”孙子说：“以自己的严整对付敌人的混乱，以自己的镇静对付敌人的喧哗，这是掌握和运用军队心理的方法。”
可见，“以治待乱，以静待哗”的治心法是与治气法紧密相关的，是孙子从战争心理出发，提出将士优势的心理状态必定胜于劣势心态。当部队士气健旺之时，势必军容严整，治理成序，将士无畏而充满自信；当部队士气衰竭时，则灰心失望，军心散乱，导致惨败。
古今中外杰出的将帅都十分重视孙子的治心之术，依据敌军将士的心理特征施用计谋，使贪生者可虏，忿速者可侮，战而胜之。同时，要保持我军将士良好的心理状态，尤其是作为三军之主的将帅，要具备“智、信、仁、勇、严”的素质，“静以幽，正以治”，临危不惧，处变不惊，善于“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方能掌握战场的主动权。
中外兵家，善用“以治待乱，以静待哗”谋略，克敌制胜的战例很多。如三国时，诸葛亮最后一次兵出祁山，与魏军相峙于五丈原。魏将司马懿采用了坚壁不战的疲敌之策，面对诸葛亮送来的女人衣衫，忍下一时之辱，不为所动，“以治待乱，以静待哗”，使诸葛亮病死军中，蜀军不战自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