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说：“军争为利，军争为危。”刘备、曹操争夺汉中之战，充分证明这一谋略的正确。交战之初，曹操抢得先机之利，率先占据汉中，威胁蜀汉，迫使刘备出兵。但刘备只看到了汉中作为战略要地必须抢占，却没注意攻占的不利因素，故长期屯兵于阳平关下，最后被迫撤军。在第二次出兵进攻汉中时，刘备改变策略，绕过阳平关，夺取了定军山。这就使“利”与“危”发生转化，蜀军由被动转为主动，使得夏侯渊处处设防，进退两难；而蜀军则以逸待劳，调动敌人，在运动中设伏歼灭了曹军。最后，面对远道而来的曹军，刘备避其锋芒，采取以主力守险不战，以游兵扰其后方的战术，终于使曹军撤出汉中。可见，刘备之所以能获胜，关键在于正确分析敌对双方各自之“利”、之“危”，并能抑制敌之有利因素，扩大敌之危害，而使己方之利得以充分发挥，最终乘敌之危而制胜。避其锐气，击其惰归
是故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故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
《孙子兵法·军争篇》
孙子说：“军队士气初来时旺盛，中间时就会懈怠，到了最后，就逐渐衰竭了。所以善用兵的人，总是避开敌人初时的锐气，在其士气懈怠疲惫时才去打击它，这是掌握和运用士气的方法。”
孙子在这里提出了通过治气（即掌握和运用士气）来瓦解敌军，控制战场主动权的谋略。士气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士气高昂能使军队果敢善战，无战不胜；而士气低落，则会使军队丧失斗志，加速灭亡。
那么怎样才能运用士气的规律施计用谋呢？第一，根据士气可鼓可泄，可消可长的特点，激励自己的部队挥戈策马、赴汤蹈火的士气，同时千方百计地瓦解、挫伤敌军的士气，此所谓“三军可夺气”。第二，利用士气“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的特点，以“避其锐气，击其惰归”，从而克敌制胜。善于用兵作战的将帅，不仅要激励自己的部队保持高昂的士气，还要想方设法瓦解敌军士气，待敌士气衰竭时，克敌制胜。
鼓舞军队士气的方法很多，正义之师可以通过各种形式激励士兵仇恨敌人，以奋勇杀敌。“杀敌者，怒也”。（《作战篇》）士兵心头怒火被点燃，就能保持同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
公元前684年的齐鲁长勺之战，曹刿巧用“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的谋略克敌制胜，是典型的战例。
当时，鲁国和齐国的军队对峙于长勺。齐将鲍叔牙先发制人，命令擂鼓攻击，一时齐军喊杀连天，如山崩海倒般冲杀过来。
鲁庄公慌了手脚，忙下令擂鼓还击。谋士曹刿劝止道：“齐军士气正旺，只可严阵以待。”于是传令偃旗息鼓，坚守阵地。
齐军冲至阵前，见无隙可乘，只得退兵。过了一会儿齐军再次擂鼓冲锋，鲁军依然不为所动。鲍叔牙见状，又命发起第三次冲锋，可这时齐兵口里虽叫喊着，斗志却松懈了下来。
曹刿等齐军擂罢三道鼓后，才对鲁庄公说：“现在可以出击了”。结果鲁军一闻鼓响，如饿虎扑食，迅雷不及掩耳地冲杀过去，齐兵被杀得全线崩溃，大败而逃。
战后，鲁庄公问曹刿制胜之道，曹刿说：“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
无独有偶。宋朝将领曹玮也曾利用士气“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的规律，指挥宋军大败西夏兵。
北宋时，西夏屡次骚扰西北边境，宋将曹玮率军前往平定边患。可等宋朝大军一到，西夏兵未及交战，就撤下大批牛羊逃走了。曹玮见状，心生一计。他让部下赶着缴获的牛羊，拖拖拉拉的往回走。西夏军见宋军贪图战利品，认为有机可乘，又急忙追了回来。
曹玮见西夏军队远道赶来，派人传言道：“贵军远道而来，将士十分疲乏，我们不想乘人之危而战。请你们休息一下，再决胜负。”西夏军统帅见士兵赶了100多里地，又饥又累，就同意了。
过了一会，曹玮见时机已到，又派人通知道：“现在可以开战了。”
双方擂起战鼓，互相厮杀起来，可没过多久西夏军被打得大败。
曹玮幕僚觉得奇怪，一向彪悍骁勇的西夏军怎么像是换了一支部队。曹玮笑着解释道：“我们刚到战场，西夏军不战而逃，是为了保存实力。为了引诱敌人来战，我让部下装作军纪涣散的样子。等西夏军远道而来，我们已养精蓄锐，休整半天。但此时迎战，敌人士气还旺盛。我便故意让他们休息，以挫伤他们的锐气。要知道走远路的人一歇脚，浑身就散了架。这时我们以逸待劳，击其惰归，哪有不胜之理。”
“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是军事谋略中非常高妙的一着。然而，当我们拓展思路，从军事领域走进社会其他领域，就会发现，这一谋略有广阔的用途。试举一例。
著名女排教练袁伟民以严格训练闻名，同时他又很善于做队员的思想工作，调动大家训练的积极性。一次训练后，几位女排队员被留下来补课，陈招娣主动要求陪练。对陈招娣主动请战，袁伟民很满意，补练时就对她格外“照顾”。这时陈招娣见教练转移了训练目标，产生了误解：“陪练还这样严格，我不练了！”说着甩手就走。按平时训练纪律，这是不允许的，但这次是陈招娣主动要求加码陪练的，严加训斥会挫伤她的积极性。袁伟民不动声色，对离去的她道：“好！招娣，你走得了今天，走不了明天。”已走到门口的陈招娣听到这句话停了下来，但她仍然很生气，气鼓鼓地望着教练。教练瞧了她一眼，什么也没说。陈招娣想想不对，又走了回来。可一见教练紧绷着脸，扭头又走。可走到门口又回头，反复了两次。等她重新走回场时，袁伟民只当什么事都没发生，重又将球扣给她，让她继续练。见她练得不错，袁伟民说：“现在可以不练了。”谁知陈招娣被激怒了：“我不要你恩赐！”教练二话没说，又让她练了一会，见她情绪平静了，才停止训练。
“避其锐气”是对待处于激动状态队员的高招，但这并不是说教练要放弃原则，而是要采用一种后发制人的冷静策略。袁伟民巧妙运用“避其锐气、击其惰归”谋略来管理教育队员，终于使中国女排步入鼎盛期，创下了“五连冠”的佳绩。
将军可夺心
将军可夺心。
《孙子兵法·军争篇》
“将军可夺心”是孙子在《军争篇》中提出的制敌将帅的重要谋略。夺心，指动摇决心。意为：将帅的意志和决心可以设法使之动摇。
将为三军之主，战争中将帅起着重要的作用。“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作战篇》）。因此，屈人之兵，因先屈其将帅。擒贼先擒王，敌将服则敌众服，从而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我国历代军事家都十分重视“将军可夺心”的谋略。《吴子兵法》云：“凡战三要，必先占其将而察其材，因形用权，则不劳而功举。”《百战奇略》云：“未战之时，先料将之贤愚……计料已审，然后出兵，无有不胜”。诸葛亮不仅提出“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心战原则，而且向以善于攻心而著称。平定南中，七擒七纵，使孟获心悦诚服地归顺，实现了南中“纲纪初定，夷汉粗安”的大好局面。可见，“将军可夺心”是兵不血刃战胜敌人的上策。
要夺将之心，必先对敌将的个性、品格有一个清楚的了解，才能有针对性地制定与实施攻心夺气的方略。孙子在《九变篇》中指出：“将有五危，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五危”即将帅的五种心理缺陷，“将军可夺心”就要根据敌将不同的弱点实施谋略，方能奏效。
为什么“必死，可杀”呢？勇敢本是将帅的第一要素。但是，如果是勇而无谋，“必死”就成了死拼蛮干，他所指挥的军队就容易被敌诱杀。
“必生，可虏也。”意指贪生怕死的将帅，必然临阵畏怯，容易被俘，甚至导致军队的灭亡。
“忿速，可侮也。”将帅心理状态不好，情绪不稳，急躁易怒，容易中敌侮辱之计，贸然兴兵而失败。
“廉洁，可辱也。”廉洁本是美德，可是过于追求个人声名，过于自尊，就会被敌利用，对其污辱使其失去理智引其上钩。
“爱民，可烦也。”将帅在决策中，如果只顾眼前利益，过于溺爱百姓，会受到各种牵扯，费时耗力，贻误战机，使敌有机可乘，故意用兵扰民，诱其出战，误入圈套。
“将有五危，用兵之灾”孙子的这一思想启迪我们，对敌将实施攻心战术，一定要针对敌将的性格和不同类型，实施不同的夺心之术，才能收到奇效。
“将军可夺心”要对症下药，对付不同性格类型的敌将，应使用不同的手段。对于勇多谋少，骄横轻敌的将帅，采用“卑而骄之”、“勇而示怯”之法，使其越加狂妄，贸然动兵而落入圈套；对于脾气暴躁，情绪大起大落的将帅，采用“怒而挠之”、“诱而辱之”之法，使其忿而兴师，愠而致战，导致失败；对于好大喜功，贪图小利的将帅，可以使用“诱之以利”、“顺详敌意”的战术，使其求胜心切，轻率出战而陷入被动。孙子在《九变篇》中提出“将有五危”，在《始计篇》中提出“诡道十二法，”都是“将军可夺心”的具体方法。古今中外有不少这样的成功战例。
有因敌将骄纵而制之者。战国时期赵国将领李牧在镇守北部边境期间，针对匈奴骄横特点，他做了一条规定，一旦匈奴入侵，全体将士一律回营，不得抵抗。匈奴每次入侵，赵军都是避而不战。匈奴以为李牧胆怯，越加骄横轻敌。这时，李牧见时机已到，派精兵16万人设下埋伏，而后让边民和部分士兵将牲畜全部赶出来放牧，以诱匈奴来抢。匈奴单于果然中计，率领大军前来抢掠。李牧指挥伏兵出击，把匈奴打得人仰马翻，杀死匈奴骑兵10万余人，此后，一连十多年，匈奴不敢接近赵国边境。
骄纵敌将，隐强示弱也是常用的方法之一。在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之初，我军抓住美军将领高估自己，轻视我军的心理，在敌向我发起试探性进攻时，我先后主动撤出飞虎山、德川等地，以小部兵力节节抵抗，又将三个军撤到云山以北，诱使敌人大胆地向我预定的战场冒进，使其兵力分散，战线拉长。我军乘机给予出其不意的打击，迅速打开战役的缺口，掌握了战争主动权。
有因敌将趋利之性而制之者。香饵可使鱼忘钩，利欲能令人智昏。对于那些贪功图利心切，计胜不计败，知利不知害的敌将，则应舍利而诱之。公元680年，唐高宗派遣裴行俭率军讨伐突厥（西北少数民族）。裴行俭根据以往突厥抢劫唐军粮草的特点，让1500名手持弓弩的精兵，藏于300辆大车内，上盖粮食，缓缓行驶于突厥出没之处。突厥军见状，立刻闪电般冲杀过来，赶走了押车的老弱残兵，驱赶“粮车”凯旋。这时，粮车突然打开，车中跃出一个个骁勇无比的唐军，把毫无防备的突厥军杀得大败。
还有一类敌将贪图的是战机之利。公元前341年，魏国攻打韩国，齐国派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率10万大军直赴大梁以救韩。魏国派太子申率兵十万尾追齐军。齐将田忌采纳孙膑“减灶诱敌”之策，一边佯装怯战退兵，一边在三日内将10万人用的锅灶减至3万。魏将庞涓见齐军逐天减灶，以为齐军逃亡严重，便率轻骑兼程追赶，在马陵道中了埋伏，兵败自杀。这是孙膑示敌将以战机之利而歼之的典型战例。
对于性情暴躁，情绪不稳，气量狭窄的敌将，则采用“怒而挠之”的激将之法，使其盲动而上当。春秋时期的晋楚城濮之战，楚军统帅子玉被晋文公扣留楚军使者的诈谋所激怒，一时感情冲动，在形势十分不利情况下与晋军决战，弄得败军丧旅，使楚国丢掉了霸主地位。公元前203年，汉军乘项羽东攻彭越之机，围攻成皋，楚将曹咎起初坚守不出，后来经不住汉军连续讨战骂阵，一怒之下，率部出击，汉军乘其半渡汜水之际，发起攻击，取得了战斗的胜利。
除了上述针对敌将性格，心理夺其心外，瓦解、动摇敌将意志的还有多种方法。如采用离间计，在敌人之间挑拨是非，引起纠纷，制造隔阂，如刘邦采用陈平之策，离间项羽与范增，加速了项羽的失败。又如对处于困境的敌军，采用威慑攻心之术，使敌将斗志消沉，不战而降。解放战争后期，在我军所向披靡、势如破竹的凌厉攻势下，蒋军身陷困境。这时，我军展开了多种形式的政治攻势，促使国民党的许多将领由原来准备作困兽之斗，到主动放下武器，率部投降，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向我投诚、起义和接受和平改编的国民党部队达177万人，占歼敌总数的22％。总之，“将军可夺心”要根据战场上不同情况，针对不同对手，采用不同的方法，才能收到良好的心战效果。
以迂为直
凡用兵之法……莫难于军争。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计者也。
《孙子兵法·军争篇》
战场上两军对阵，谁都想抢先制胜。孙子从以往的战争经验中观察到，大凡用兵的法则……没有比两军相争更难的了，而两军相争难就难在“以迂为直，以患为利”——要把迂回的道路变为直路，要把不利转化为有利。孙武认为，故意采取绕远路的办法，用小利引诱敌人，这样就能比敌人后出去而先到达两军必争的战略要地，这就是掌握了以迂为直的计谋。
根据孙武的解释，以迂为直至少包含三方面的内容：
第一，从地理位置而言，迂指迂回、曲折，中间有其他东西阻隔。直指直达的近路。与敌交战，直取戒备之敌，距离虽近，但难以达到目的，故虽近犹远。而迂回虽距离远，却能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容易达到目的。这就是迂与直的转化。
第二，从时间上讲直取的距离近，部队出击的时间就短；迂回的距离远，部队出击的时间就长。然而，直取与迂回一旦与敌人兵力部署的虚实强弱相对立，时间的长短就会向相反方面转化。迂回敌虚者，易攻而费时少；直取敌实者，难攻而费时多。迂与直又发生转化。
第三，从谋略角度看，以迂为直主张实行迂回，是教人高瞻远瞩，不要从眼前的局部利益出发，而要着眼于长远的、有关全局的最终利益，由此生发出种种诈术，或避实击虚，或暗渡陈仓，或无中生有，或瞒天过海，从而导致敌人判断上的失误，创造乘隙而进的战机，从而达到直取的目的。
景元四年（263）夏，独揽朝政的魏大将军司马昭决定灭蜀，派魏将邓艾与钟会率军出征，被蜀将姜维阻挡在剑阁。在魏军处于不利的形势下，邓艾巧妙地运用了迂直之计，派奇兵偷渡阴平，出其不意，攻袭蜀军，终于攻占成都，迫降刘禅。这是古代战争史上运用迂直之计取得胜利的成功战例。
征西将军邓艾率兵3万自狄道（今甘肃临兆），向沓中（今甘肃舟曲西北）进发，令雍州刺史诸葛绪率兵3万自祁山向阴平（今甘肃文县西北）进发。魏军主力12万人马由镇西将军钟会统领，直袭汉中。
蜀将姜维闻魏军袭击，遂急忙回兵剑阁，设防固守。剑阁山势险要，是汉中通往成都的要道。魏军久攻不下，粮草不济，准备退军。
邓艾见状，向司马昭提出偷渡阴平道的计划。司马昭便命钟会继续攻打剑阁，邓艾领兵偷渡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