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胜不过众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战胜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故举秋毫不为多力，见日月不为明目，闻雷霆不为聪耳。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故其战胜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必胜，胜已败者也。
《孙子兵法·军形篇》
孙子说：“预见胜利不超过一般人的见识，算不上最高明；通过激烈交战而取得胜利，世人普遍称赞，也不能算是最高明的。这就像举起秋毫算不上大力士，看得清日月算不上明眼人，听得见雷响算不上耳聪一样。古代所谓善于打仗者，都是指那些在容易取胜的条件下战胜敌人的人。所以，那时善于打仗的人虽打了胜仗，却没有智谋的名声，也没有勇猛的武功，所以他们取胜又不出现任何差错，原因在于措施是放在必胜的基础上的，是战胜那些已处于失败地位的敌人。”
孙子在《军形篇》中对于战争中的攻防与胜负曾作过精彩的论述：采取防御能保存自己，但要取胜还要看怎样战胜敌人，即“可胜在敌”。防御只是自保的作战形式，要取胜就要进攻，所谓“可胜者攻也”。那么，怎么进攻呢？孙子在此提出了“胜于易胜”的观点。他说，能正确预见到战争的胜利，能够打胜仗，这当然也是好的，但不能算最好的。孙子心目中的“善战者”，是“胜于易胜”。就是说，要对容易取胜的敌人和在敌人容易被战胜的时刻取胜，也就是说，要在完全有把握取得“全胜”的情况下取胜，才真正是“善战者”。
胜于难胜，其智易彰，其名易扬，也容易得到世人的喝彩。但孙子的见解却高人一筹。他认为“无智名，无勇功”的“胜于易胜”才是善战者，才是应该倡导的。因为这样的“善战者”，事先已有周密的考虑，正确的判断，妥善的部署，正确的措施，所以他的胜利看起来容易，其实这种表面未见智勇的易胜者，恰恰是智勇超群，是大智大勇。
1947年3月，蒋介石调集胡宗南集团共34个旅25万人，向我陕甘宁边区发动重点进攻，企图消灭我中央机关和西北野战军。
当时，我军只有2万余人，面对强敌，我军在毛泽东、彭德怀的指挥下，采用“蘑菇战术”，使敌疲于奔命，我军再集中兵力，“胜于易胜”，各个歼灭。
首战青化砭。我军先以一个营的兵力诱敌北上安塞，等敌主力向安塞追击后，我军集中6个旅在青化砭设下包围圈，仅用一个多小时，将敌三十一旅歼灭。
次战羊马河。胡宗南发现三十一旅被歼，急忙令敌军主力由安塞掉头东进。我军主力向西转移至蟠龙休整，仅以一个旅兵力牵制敌人在陕北高原兜圈子，15天内武装游行200公里，把肥的拖瘦，瘦的拖垮。我军见战机来临，以两个旅阻敌9个旅，集中4个旅的兵力，在羊马河一带将敌第一三五旅一举围歼。
三战蟠龙镇。羊马河之战后，胡宗南误以为我军准备东渡黄河，率军北犯绥德。我军又以小部分兵力诱敌北进，乘蟠龙守敌孤立无援之时，集中4个旅围攻蟠龙，全歼守敌第一六七旅。
陕北“三战三捷”。面对数倍于己的敌军，我军采用声东击西战术，巧妙调动敌人，然后集中兵力，胜于易胜者，在局部上各个击破，共歼敌1.4万余人，粉碎了蒋介石对解放区的重点进攻。这次胜利还告诉我们，在运用“胜于易胜”谋略时，要把握两点。一是选用适当战术，造成易胜之敌。胡宗南进攻陕北时，气势汹汹，兵力集中。我军利用敌气盛骄狂、急欲决战的心理，以小部兵力示弱诱敌，调虎离山，而后在青化砭一举歼敌一部。次战，我军先是声东击西，指挥敌军大游行，而后在羊马河捕捉住歼敌战机。所以歼敌战术要根据敌情、我情、天时、地形等条件灵活运用。二是选准易胜的对手。所谓易胜之敌，一般是指疲劳、饥饿、骄狂、孤立之敌，但还要具体比较，在易胜者中选择更弱者。陕北三战，我都以数倍于敌兵力歼敌一个旅，每战选择的都是孤立之敌，我有绝对把握一举全歼。可见，我军在运用“胜于易胜”谋略时，已达到出神入化的境地。
“胜于易胜”在战场上被兵家推为制胜之要，而在经济领域，如果能巧妙运用这一谋略，也同样能大获成功。
香港头号船王华人包玉刚，1956年他只有一艘商船。次年埃以战争爆发，由于苏伊士运河关闭，造成货物积压。别人劝他趁此良机大捞一把，但包玉刚仔细分析了形势，为了避免与西方船主直接竞争，把船运事业仍然放在东南亚的货运上。结果，埃以休战后，西方大批商船无事可干，还要花大量费用进行维修。相反，由于包玉刚立足于东南亚，占有天时地利，很快成为世界船王。
善于选择一个“胜于易胜”的目标，避开强劲有力的对手，是包玉刚成功的主要方面。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也有不少中小企业，从小处着手，选择一条“人无我有”、“胜于易胜”的经营之道，拾遗补缺，而使事业得到发展。有一位西欧地毯商人，来到阿拉伯国家后，发现许多虔诚的穆斯林教徒每日都要定时祈祷。他们在祈祷时，一定要跪拜于地毯上，且无论何时何地都必须面向圣城麦加。根据这个特点，这位商人将扁平的指南针巧妙地嵌在地毯上。指南针指的不是正南或正北，而是不论在哪里，都可以准确地指向麦加城。就因为这个小小的指南针，这种地毯一上市，就成了抢手货。
守则不足，攻则有余
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守则不足，攻则有余。
《孙子兵法·军形篇》
战争一爆发，交战双方先要确定是主动进攻还是积极防御。怎么来确定这一点呢？孙武认为主要依据双方的军事实力。因此，他在《军形篇》中提出“守则不足，攻则有余”的谋略。孙武说：要使自己不被战胜，靠的是防御；要战胜敌人，就必须进攻。我采取守势，是由于取胜条件不足；我采取攻势，是由于取胜条件有余。
孙武的这段攻与守的论述，是以“不败而求胜”为前提的。它有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作战首先要保证不失败，而防御是行之有效的手段，即“不可胜者，守也。”这是因为在同等条件、同样的兵力下，防守除了能以逸待劳外，还可以充分利用有利地形。克劳塞维茨说：“假定使用的是同一支军队，进行防御就比较容易。”
第二，守仅仅是确保自身“不足胜”，要克敌制胜，还必须进攻，即“可胜者，攻也。”因此，仅仅立足于防守是不够的，等我方具备战胜敌人的条件时，必须毫不迟疑地展开进攻。
第三，攻与守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由客观条件而定。防守是因为兵力不足，进攻则是兵力有余，所以叫“守则不足，攻则有余。”
第四，“守则不足，攻则有余”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用兵艺术，如唐太宗所云：“守之法，要在示敌以不足；攻之法，要在示敌以有余。示敌以不足，则敌必来攻，此是敌不知其所守也；示敌以有余，则敌必自守，此是敌不知其所攻也。”意为：“防守的原则，关键是向敌人显示兵力不足；进攻的原则，关键是显示兵力有余。以为我兵力不足，敌人必定采取攻势，因为它不懂得怎么防御；以为我兵力有余，敌人必定采取守势，因为它不知道该怎么进攻。”此为一说，聊以备之。
战国末年，秦国老将王翦奉命率领60万大军攻打楚国，楚国则倾全国兵力抗击秦军进攻。秦军到达楚境后，王翦针对楚军兵强马壮，又急欲决战的特点，没有马上发动攻势，而是采取了避敌锋锐、坚壁不战之策。他命令秦军就地扎营，高筑营垒，修建工事。露宿于野外的楚军，一日数次到秦军营前叫阵挑战，王翦不为所动，高挂免战牌。天长日久，楚军士气低落，楚将无奈撤兵。王翦见楚军后撤，令秦军全线进攻，养精蓄锐的秦兵听到冲锋号令，锐不可当地冲向敌阵，把楚军打得大败。这是较好地体现了“不可战者，守也”谋略思想的突出一例。
秦军伐楚，本该采取攻势。但面对强楚，在不具备速战取胜的条件下，王翦一反常规战法，采取固守疲敌之计，先保持不败。等到楚军疲惫不堪被迫撤退时，又不失时机地发起进攻，终于大获全胜。
防守与进攻都要根据战场上的具体情况而确定。该守则守，该攻则攻；防守时固若金汤，进攻时势若破竹。孙权攻皖城之战，体现了孙子“可胜者，攻也”的进攻原则。
公元214年5月，曹操派遣庐江太守宋光率兵屯驻皖城。宋光屯兵皖城后，命令士卒开垦稻田，准备持久作战。
吕蒙建议孙权快速出兵，攻击魏军，因为一旦魏军屯田补充军粮，几年后兵强粮足将难以制服。孙权接受了吕蒙的建议，挥师进军，兵临皖城。在研究怎样夺取该城时，孙权部属大都建议构筑攻城土山高垒，只有吕蒙反对这一常规战法，因为等几天后土山高垒筑成，敌城内的城防已整修加固，城外的救兵也会赶到，就失去了攻城时机，不如趁敌城防不固、援兵未到以及雨季水涨未落之时，集中优势兵力，四面围攻。孙权又采纳了吕蒙建议，不失时机地向皖城发起进攻。吴军士气正旺，奋勇登城，结果只花了吃顿饭的功夫，就攻克了皖城。前来增援皖城的魏将张辽，半途中听到这一消息，率军回撤。
孙权、吕蒙可谓是真正懂得了“可胜者，攻也”的奥妙。其一，善于准确判断进攻作战所应具备的条件；其二，适时把握了发动进攻的时机。
以上两例说的是战争中的攻与守，都要根据战场上的具体情形而定，这就是孙子所说的“守则不足，攻则有余。”做到这一点，可称得上是善守善攻了。
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
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
《孙子兵法·军形篇》
“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是孙子在《军形篇》中提出的进攻谋略。九天：形容极高的天。此句意为：善于进攻的军队，行动如在高不可测的云天之上，使敌方无法探知虚实，而我方则可寻机而动，出敌不意取得成功。
进攻是一种主动的作战形式，一般而言，进攻者可以自主地选择攻击的时间、地点、方式和手段，但这并不是说，进攻者就一定占据优势，如果对据山河要塞的戒备之敌也贸然进攻，则往往会不知其所攻而受挫。因此，孙子提出“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
怎样才能达到这一点呢？关键在于保持攻击的突然性和速度的迅疾。或集中优势兵力，先发制人；或以各种伪装佯动，欺骗蒙蔽敌军，造成敌人的错觉；或利用天时、地利、空间和新奇的战术，在敌人失去戒备的地点和时间，给敌人以突然打击。
“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在军事作战上的总要求是达成攻击的突然性和速度的迅疾。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中，彭德怀指挥的第一、第二次入朝作战，就是攻击战的成功范例。
1950年夏天，朝鲜爆发内战。不久，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出兵干预，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中国政府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邀请，组成志愿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赴朝作战。
为了达成进攻的突然性，彭德怀遵照毛泽东的指示，采取了各种伪装，部队每日黄昏开始行进，于次日凌晨隐蔽休息，并避开主要交通要道。
彭德怀的这一策略成功地欺骗了美军。尽管美军频繁地出动飞机侦察，却没有发现志愿军的踪迹。担任美国陆军副参谋长的李奇微事后感叹道：“中国人没有留下一点部队运动的痕迹”，“伪装得十分巧妙的中国军队都隐蔽起来了。”美国驻远东部队总司令麦克阿瑟因此作出错误判断，认为中国军队不会在朝鲜半岛被破坏殆尽的情形下贸然出兵。
蒙在鼓里的美军在占领平壤后，耀武扬威地兵分东西两路，急速北进，造成战线拉长，东、西进击的部队间出现较大的空隙。彭德怀立即抓住战机，充分发挥我军善打近战、夜战的特点，指挥四个军对北犯的美国及韩国军队迎头痛击。由于我军进攻突然，兵如天降，使敌军猝不及防，被歼1.5万余人，狼狈南逃清川江。
初战失败后，麦克阿瑟并没有清醒过来。他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认为美军拥有世界上一流的装备，握有制空权，而志愿军装备陈旧，后勤供应困难，不足为虑，于是从1950年11月起，又命令美韩军队向志愿军发动全线进攻。彭德怀将计就计，故意示弱，让部队大踏步后撤，从而占领有利地形，待机歼敌。
麦克阿瑟以为志愿军怯战，扬言圣诞节前结束朝鲜战事，让5个军20余万人马全速北进。
这正中了彭德怀的圈套。等美军孤军深入后，志愿军迅速出击，切断敌军退路，将其分割包围。敌军几个师拥挤在德川以南、三所里以北的狭长地带，被志愿军打得失魂落魄，争相溃退，一气跑了200多公里。这一仗，志愿军收复平壤，歼敌8万余人。
彭德怀指挥的第一、二次入朝作战的成功，不仅在于其拥有正确的战略，更主要的是他把握战机，用兵神速，行动突然，如天兵天将，使美军无法得知我军虚实而陷于困境。这样的攻击战法，可谓是“动于九天之上”。
“动于九天之上”的善攻谋略，也可以运用到论辩或智力竞赛中。参加这一类的竞技比赛，选手们常常围绕命题展开唇枪舌剑，取胜与否，决定于参赛者精心准备及临场发挥等因素。如果在论辩中，在对方毫无戒备或料想不到的方面展开论战，往往能出奇制胜。这是“动于九天之上”在论辩竞争中的新注解。
有一位女大学生聪明伶俐，在学生会举办的一次智力竞赛中，被推为代表。不料在抢答题中因抢时间出现失误，差点败北。
主持人出的题目是：三纲五常中的“三纲”指的是什么？
正确的答案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位女学生一急，说成“臣为君纲、子为父纲、妻为夫纲”，引起哄堂大笑。
主持人正要为她打分，自然是扣除10分。这时女大学生反而不慌不忙，冷静下来，辩解道：“我这是新‘三纲’，与古代的旧‘三纲’是两码事。”
主持人道：“从没有听说有新‘三纲’，你倒是解释解释。”
赛场一片寂静，大家洗耳恭听。
女大学生急中生智：“现在，我们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是主人，而领导者不管官位大小，都是人民公仆，不是‘臣为君纲’吗？我国实行计划生育国策，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独生子女在家里成了小皇帝，不就是‘子为父纲’吗？许多家庭中，妻子的权力一般超过丈夫，所谓‘妻管严’、‘模范丈夫’不就是‘妻为夫纲’吗？”
女大学生的回答赢得了一片掌声。她的机智应变和善于发挥的创造能力，做到了“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从而在强手如林的众多选手中脱颖而出，夺得了比赛的胜利。
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
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
《孙子兵法·军形篇》
孙子说：善于防守的人，把军队隐蔽起来，像藏于深不可测的地下一样，使敌人无迹可寻。九地，形容极深的地下。明代赵本学注释此句为：“善守者，示之以疑兵，不见其应；挑之以饵卒，不见其取。”意为：善于防守的人，纵然有疑兵出现，也没有反应；即使有“饵兵”引诱，也不会出击。
防守是在己方力量弱小时不得不采用的一种作战形式，但它并不是消极、被动的。与进攻相比，它有两点有利因素：一是待敌之利。即能够采取各种伪装、佯动等军事行动，达到隐蔽自己的目的，使“敌不知其所攻”。二是地形之利。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各种地形（如陡峭的山谷、泥泞的河流，成片的灌木林等）配置军队，收到“兵因地而强，地因兵而固”之效。这也是孙武“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的确切含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