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诗经》原只称《诗》，汉武帝立五经博士以后，始称《诗经》。汉初传授《诗经》的有齐、鲁、韩三家，都立于学官，毛公亦传《诗经》，未得立。后来，三家诗亡缺，《毛诗》独传，因此《诗经》又称《毛诗》。东汉末，郑玄为《诗经》作《笺》。唐初，孔颖达作《正义》，凡四十卷，共三百零五篇，今《十三经注疏》所载《诗经》即此。《诗经》诸篇时代早晚不一，从周初至春秋中期，约五百余年。《诗经》广泛地反映了先秦时代的社会风貌。《大雅》和《豳风》中的多数篇章产生于西周，叙述了周族起源和周王朝建立及兴盛的历史，反映了周代农业、征伐等社会生活情况。《小雅》是两周之际和东周时的诗篇，主要反映了当时政治废弛、贵族昏聩、民众疾苦的情况。《周颂》和《鲁颂》是贵族祭祀时的庙堂乐歌，《商颂》是春秋时代宋国宗庙祭祀乐歌。《国风》部分主要反映了东周时期各地的社会生活、农业生产、婚姻恋爱和风俗民情。总之，《诗经》不仅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而且是研究先秦史的极为珍贵的史料。
《左传》。相传此书是春秋时期的左丘明所撰写的，但根据内容和年代等情况分析，一般认为它是由战国时期的学者整理加工而编定的。《左传》以《春秋经》的编年为纲，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终于鲁悼公四年(前464年)，比《春秋经》的终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多出十七年。《左传》是研究春秋时期历史的最重要的史料，它详细、真实地记载了春秋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原委，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除此以外，《左传》还对春秋以前的古史，特别是西周史，多有记载。如记羿、寒浞代夏和少康中兴事(襄公四年、哀公元年)、周初封邦建国事(定公四年)等均为其他史籍所罕见。现在通行的《左传》版本是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的合编本，为《十三经注疏》所收纳。
《逸周书》。《逸周书》原名《周书》。《汉书·艺文志》载“《周书》七十一篇”。颜师古注引刘向云：“周时诰誓号令也，盖孔子所论百篇之余也。”因为它的内容不见于《尚书》的《周书》部分，所以汉代许慎《说文》、晋郭璞《尔雅注》等称其为《逸周书》。今本《逸周书》应当是汉代刘向根据朝廷所藏材料整齐编定的。从文体和内容上看，大部分是战国时人的伪作，也有少数，如《商誓》、《度邑》等是周代作品。或称《逸周书》为《汲冢周书》，说此书得于晋初汲郡魏王冢。但汉魏时人所著书多称引此书，因此它早在汉代即行于世，把它列为汲冢所出古书之一，实属错误。《逸周书》载有许多关于周代史实的资料，如《度邑》、《作雒》记周公营建雒邑事，《克殷》、《世俘》记武王伐纣事等，不少资料为司马迁撰写《周本记》所取材。清代朱右曾《逸周书集训校释》为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较详备的著作。
《国语》。《国语》共二十一卷，分记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史事，上起周穆王伐犬戎，下至智伯被灭，历时五百多年，是我国最早的国别史。《国语》中记晋国事尤多，可见其编纂者搜集了不少晋国的档案材料。因司马迁有“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史记·太史公自序》)的话，所以一般认为它曾为左丘明所传诵。这部书的《周语》、《郑语》等部分记述了西周中期以后的某些史迹，向为人们所重视。现在流传的最早的《国语》注本是三国时韦昭的注本。
《竹书纪年》(古、今本，以下简称《纪年》)。这是战国时期魏国的史书。据《晋书·束皙传》记载，晋武帝太康二年(281年)汲郡人盗发魏襄王墓，得竹书，中有《纪年》十三篇，述夏至战国时史事，被称为《纪年》或《汲冢纪年》。此书所记史事，不少与正统的文献记载违异，但却与甲骨卜辞或彝铭相合。它所记载的一些史事很有参考价值，如关于商王中宗、共和行政、穆王西行等，均为研讨古史者重视。此书早已亡佚，只在南北朝至北宋时期的古书里存有佚文。这些佚文历经清代学者汇集，称为《古本竹书纪年》(以下简称《古本纪年》)。另有《今本竹书纪年》(以下简称《今本纪年》)，可能是南宋以前的人所辑录的，尽管问题较多，但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山海经》。《山海经》自古号称奇书，其撰著者不详。今本《山海经》共18卷，其中包括《山经》5卷和《海经》13卷。从其内容上看，这部书并非由某一个人编纂，也非作于一时。《山海经》所记的内容虽然有许多怪诞不经之处，但却蕴涵着我国上古时代的地理、历史、神话、动物、植物、矿产、医药、民族、宗教等方面的宝贵资料，对于研讨夏商西周的社会状况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山海经》
记载了不少“国”名。这些“国”，很可能是原始部落名称的讹传，所以能够从中探寻上古时代部落分布的一些情况。《山海经》在西汉时期存有32篇，刘歆校书时定为18篇。古本《山海经》有图，但在流传中图均佚去，今本仅余文字部分。
《战国策》。相传《战国策》是战国时期所辑录的策士、纵横家的言论总集。起初称之为《国策》、《国事》、《事语》、《短长》、《修书》等。西汉末年，刘向校理诸书，删去重复，按战国时期的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12国的次序，编订为33篇，始称《战国策》。这部书主要记载了战国时的纵横家游说诸国的政治主张和斗争策略，是研究战国史的重要文献，其中所涉及的夏商西周史事，也为专家所重视。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大批帛书。其中有些内容见于今本《战国策》，还有的内容与之相似，共一万一千多字，被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为战国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可与《战国策》对照研读。
除了上述几种主要的文献材料以外，其他如《周礼》、《史记》以及先秦诸子书等，也都有不少相关的材料。
四、考古学和民族学资料
我国先秦时代在文字记载出现以前时期历史的研究主要依据考古资料，并辅以民族学的资料。历年来，我国已经发现了元谋猿人、北京猿人、金牛山猿人等多处猿人遗址，是世界上猿人资料最丰富的地区。我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资料也很丰富，所发现的遗址已有六七千处。关于夏商西周时期历史的研究虽然有了较多的文献资料， 但考古学和民族学资料仍很重要。夏墟的探索已经全面展开，且有不少重要发现。关于商周时代的考古发掘，以安阳殷墟、湖北盘龙城、郑州商城、偃师二里头、陕西周原、北京琉璃河等处的发掘最著名。春秋战国时代的考古发现比之于以前时代的有了更多的数量和更丰富多彩的内容。这些考古资料，多见于《考古》、《文物》、《考古学报》等杂志。专著主要有贾兰坡《旧石器时代考古论文选》、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胡厚宣《殷墟发掘》、李学勤《新出青铜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等。我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保留一些原始社会、奴隶社会的残余，这些民族学的资料也可供研究时参考。
五、几个基本理论问题
1929年，郭沫若先生写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部巨著时，在《自序》中说：“世界文化史的关于中国方面的记载，正还是一片白纸。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上没有一句说到中国社会的范围。”他还说自己所写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性质，“可以说就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郭先生的这番话是七十多年前所写的，我们今天读起来仍然能感到它的魄力和卓识。郭先生的这些话至少在两个方面能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其一，研究夏商西周史，应当刻苦努力，认真探索，而不要希冀从马列著作中找出可以代替自己研究的现成答案来。限于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没有也不可能熟悉和掌握我国先秦时代的甲骨金文资料以及文献资料。恩格斯研究上古社会历史，阐述人类社会从蒙昧、野蛮走向文明的历史进程，所依据的主要是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和欧洲的一些资料。他的阐述不涉及中国社会的范围，这正是经典作家实事求是学风的一个体现。
既然经典作家已经采取了十分谨慎的态度，那么，我们就应当尊重经典作家的意见，不把他们关于古代社会的某些具体结论生搬硬套地应用于夏商西周史的研究，而是学习他们研究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其二，研究夏商西周史的指导思想必须是马克思主义，郭先生称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其用意应当就在这里。尽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为我国的先秦史研究提出具体论断，但却为这个研究指明了方向。郭先生在《自序》中说他的研究是以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为“向导”的，在1947年写的《后记》中又明确表示他这种研究古史的“方法是正确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有着巨大影响，成为我国史学发展的里程碑。这个成功与郭先生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研究有直接关系。我们的夏商西周史乃至整个古代史的研究，要想有一个大的发展，不仅有史料方面的问题，而且有如何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问题。
就当前夏商西周史研究情况看，我以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观点的问题，似应引起重视。历史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典作家对于历史主义有过许多论述。在历史研究中注意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等的时代性，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来论述，应当是历史主义的核心内容。列宁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①，先秦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上所以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与忽略了“历史范围”的问题是有关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