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元前841年开始，史称“共和”。其含义历来有两解：一是《古本纪年》之说，谓“厉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又谓“共伯和干王位”。二是《史记·周本纪》之说，谓“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两说相较，以《古本纪年》说为胜。《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说厉王奔彘以后，“诸侯释位，以间王政”。在当时政局纷扰不定的情况下，能够执牛耳者应当是素有威望且反对厉王暴政之人。
《吕氏春秋·开春》：“共伯和修其行，好贤仁，而海内皆以来为稽矣。
周厉之难，天子旷绝，而天下皆来谓矣。”据考证，共伯和即卫武公。
《诗经·抑》序以为“卫武公刺厉王，亦以自警也”。《汉书·地理志》河内郡注引孟康曰：“共伯，入为三公者也。”以上这些材料说明共伯是有条件入主王室的。许多金文学家认为彝铭中也有“共伯和干王位”之证。《师簋》云：
惟王元年正月初吉丁亥，白(伯)和父若曰：“师，乃祖考有劳于我家，女(汝)又维小子。余令女(汝)死我家，籍司我西、东、仆驭、百工、牧臣妾，东(董)裁内外，毋敢不善。易(锡)女(汝)戈琱、、厚柲、彤十五、钟一、磬五、金。敬乃夙夜用事。”拜稽首，敢对扬皇君休。
郭沫若、杨树达、陈梦家等都认为此伯和父即共伯和。查先秦历表，共和元年正月壬午朔，丁亥为六日，与初吉月相符合，所以此簋当作于共和元年。厉王已于共和前一年奔彘，因此簋铭“惟王元年”应即共伯和为王之元年。簋铭称“若曰”、“对扬皇君休”以及所赐器物都和周王对臣下的册命赏赐无甚区别。从后来共伯和主动让宣王继位的情况看，他似无意于久居王位，对王的称号也并不在意，或者是顾虑到贵族间宗法观念的影响，所以能够在适当的时机将权位交付宣王。但是既已摄天子位，因此臣下还是称共和元年为“惟王元年”，并在《师嫠簋》中直称其为王。关于师和父的彝铭中，“师和父”与“王”两称并存，原因盖在于此。
芮良夫曾在《诗经·桑柔》中曾将共伯和与厉王相对比：
维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犹，考慎其相。维彼不顺，自独俾臧。自有肺肠，俾民卒狂。……维此圣人，瞻言百里；维彼愚人，覆狂以喜。
诗中称共伯和为“惠君”、“圣人”，说他高瞻远瞩、开明通达，能慎重选择辅相，因此为民人所景仰。以博学著称的楚史倚相曾说卫武公即共伯和，谥为“睿圣”(《国语·楚语上》)，这与芮良夫的评价可谓异口同声。共伯和凭借着自己崇高的威望和丰富的经验，为稳定政局做出了重要贡献。共和十四年，“厉王死于彘，共伯使诸侯奉王子靖为宣王，而共伯复归国于卫”。共伯和既能力挽狂澜，又能顺应当时贵族间浓厚的宗法观念，及时让出权位，所以说他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人物。
由于宣王亲历了国人暴动的社会风暴，所以他对其父厉王的暴政及其恶果能有较深刻的反省，由此出发也采取了一些明智的政策。
据《毛公鼎》铭文记载，他在册命王室重臣毛公时说：
敃(旻)天疾畏(威)，司(嗣)余小子弗彶(急)，邦将害(曷)吉？四方，大纵不静。呜乎！惧余小子，家湛于艰，永巩(攻)先王。……女(汝)推于政，勿壅律庶民贮，毋敢龚(供)橐，乃侮鳏寡。善效乃友正，毋敢湎于酉(酒)。
意思是旻天降威，假若我这年轻人不着急，那么我们周邦将怎能安康？四方动荡，纷扰不平静，我这年轻人对王室的艰难恐惧不安，我要长久地汲取先王的教训。推行政治不要壅累庶民，不要中饱私囊和欺侮鳏寡。要严格管束僚属，勿使其沉湎于酒。宣王施政的重点是改变厉王对民众的高压政策，“勿使暴虐纵狱”(《》)。宣王对贵族、官吏的管束，其效果虽然难说，但其用意还是好的。
宣王初期，周王朝北方和西北的猃狁势力日炽，曾经“侵镐及方，至于泾阳”(《诗经·六月》)，骚扰关中地区。《兮甲盘》载，“唯五年(公元前823年)三月既死霸庚寅，王初格伐猃狁”，名兮甲者曾随宣王出征，“折首折讯”。另一名大将南仲不仅“执讯获丑”，而且“城彼朔方”(《诗经·出车》)以加强防御。宣王时征讨猃狁的战争取得很大胜利，“薄伐猃狁，至于大原”(《诗经·六月》)，一直攻打到今甘肃平凉一带的大(太)原。周王朝南方的荆蛮、淮夷和徐方等在厉王末年和共和时期力图摆脱周王朝的统治。
据《师簋》说，淮夷本为周之“帛亩臣”，即赋贡之臣，但却“博厥众暇，反厥工吏”，因此宣王时曾多次向南征伐。师曾奉命率“左右虎臣正(征)淮夷”，据考证这位大将就是《诗经·采芑》所颂扬的率三千辆战车和大量军队讨伐蛮荆的方叔。对徐方的征伐是宣王率南仲、尹吉甫、程伯林父等大臣所进行的，结果“四方既平，徐方来庭”(《诗经·常武》)，凯旋而归。周王朝对江汉地区的征伐是由召伯虎进行的，“于疆于理，至于南海②”(《诗经·江汉》)，也取得了不小的胜利。为了对付西戎，周宣王曾命秦部落的首领秦仲为大夫。秦仲被西戎杀死后，宣王发援兵七千人助秦仲之子，终于打败了西戎(《史记·秦本纪》)。
这些对外战争的胜利虽然有一番中兴景象，但宣王时期的周王朝毕竟今非昔比，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国语·周语上》载，“宣王继位，不籍千亩”。他不修亲耕籍田之礼，说明籍田制度正在瓦解。后来宣王又曾“料民于太原”，这种统计民数的措施也是经济基础变化的反映。周人早期诗篇多歌颂先公和时王，而宣王时的诗篇则多为对诸侯大臣的赞美，如《诗经·崧高》以巍巍四岳衬托甫侯和申伯，《烝民》以“四牡业业，征夫捷捷”，“四牡彭彭，八鸾锵锵”形容卿士仲山甫出行的气势，并谓“衮职有阙，维仲山甫补之”，其权之大，于此可见。《韩奕》极力铺扬韩侯入觐时的盛大场面及其娶亲时的阔气。尽管宣王试图以“杀其臣杜伯”(《墨子·明鬼》)和干预鲁国继统等措施来维持王权的影响，但终究不能阻止诸侯、贵族势力的崛起，也不能挽救周王室的趋于颓败。文献记载的宣王对外征讨的败绩，如“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丧南国之师”(《国语·周语上》)、“伐条戎、奔戎，王师败绩”(《古本纪年》)等均为宣王晚年之事。随着宣王的逝去，其“中兴”业绩也就成了过眼烟云。
公元前781年宫湦继位为幽王。“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国语·周语上》)。《诗经·十月之交》载“烨烨震电，不宁不令。
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所描绘的大概就是渭、泾、洛三川地区强烈地震的情景。地震使“山崩川竭”(《国语·周语上》)，给民众生活带来巨大灾害。《诗经·召旻》写道：“旻天疾威，天笃降丧。瘨我饥馑，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
和天灾相比，幽王时期人祸的影响尤甚。幽王任用“佞巧善谀好利”(《史记·周本纪》)的虢石父为卿士。当时的人史伯说幽王“弃高明昭显，而好谗慝暗昧”(《国语·郑语》)，《诗经·十月之交》曾列举幽王时七个佞臣盘踞高位的情况：“皇父卿士，番维司徒，家伯维宰，仲允膳夫，棸子内史，蹶维趣马，维师氏。”他们随意征发赋役，以至民众哀怨“彻我墙屋，田卒污莱”(《诗经·十月之交》)，“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夺之”(《诗经·瞻》)。幽王对褒姒的宠幸使贵族和民众普遍不满。《瞻》说“妇有长舌，维厉之阶。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匪教匪诲，时维妇寺”。
对褒姒的抨击非常激烈。这个抨击虽然有女宠祸国论的某些偏颇，但其所指出的褒姒的恶劣影响仍是事实。
幽王时期，周王朝和一些诸侯国的矛盾日趋尖锐，一些诸侯不仅摆脱了周王朝的羁绊，而且要入据王室，干预周王朝的事务。这个矛盾和周王室内部矛盾交织一起，呈现着十分复杂的情况。《诗经·召旻》是刺幽王之诗，其中说：“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国百里，今也日蹙国百里。”所谓日丧百里之疆即指周王朝所控制的诸侯数量锐减。幽王末年，在周王朝任司徒的郑桓公见“王室多故”，不可久居，便欲去东方谋立基业，就问史伯何处能有所作为，史伯分析洛邑周围的情况谓“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北有卫、燕、狄、鲜虞、潞、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晋、隗、霍、杨、魏、芮，东有齐、鲁、曹、宋、滕、薛、邹、莒”(《国语·郑语》)，这些多为势力强盛之国，难以介入。史伯所列这些国家能听周之号令者寥寥无几。《左传》昭公四年载“周幽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大室”为中岳嵩山，幽王到此盟会而戎狄反叛，此戎狄应当是居于今陕境以东者。幽王还曾“命伯士伐六济之戎，军败，伯士死”(《古本纪年》)。此六济之戎疑在今陕以东，或者与济水相近。幽王时期周在东方的权势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景况。
《国语·郑语》关于幽王末年的局势有一段很重要的论述：
周法不昭，而妇言是行，用谗慝也。不建立卿士，而妖试幸措，行暗昧也。……申、缯、西戎方强，王室方骚，将以纵欲，不亦难乎？王欲杀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若伐申，而缯与西戎会以伐周，周不守矣！缯与西戎方将德申，申、吕方强，其隩爱太子，亦必可知也，王师若在，其救之亦必然矣。王心怒矣，虢公从矣，凡周亡存，不三稔矣！
史伯的这番话是郑桓公出任周司徒之年，即幽王八年所说(《国语·郑语》韦注)。这番话既指出了幽王乱政，又说明了当时的矛盾焦点是申、吕、缯、西戎等诸侯国与周幽王之间的太子之争。幽王嬖幸褒姒，故欲去太子宜臼及其母申后，而以褒姒为后，其子伯服为太子。《郑语》所云“王欲杀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与《古本纪年》所谓“平王奔西申”是契合的。盖幽王八年以前太子宜臼即奔逃于其外祖之申国，“申侯、鲁侯及许文公立平王于申，以本大子，故称天王”(《古本纪年》)。这种两王并存的局面非幽王所能容忍。
《今本纪年》有“王师伐申”的说法，应当是有所本的。申后的被废黜，当然也为申国不能容忍。公元前771年幽王率军与申、缯、西戎等的兵众战于骊山，大败，幽王和其子伯服均被杀于戏。申为姜姓国，西周后期颇强盛。起初盖为畿内国，宣王时被封在今南阳建立申国，即《诗经·崧高》所谓的“王命申伯，式是南邦”。此后申伯在畿内之封地即称为“西申”，为太子宜臼所奔之处。缯，春秋时在今山东枣庄，但西周时之缯当在今河南南阳市东北的方城，即《左传》哀公四年的“缯关”。戎族之居播迁甚广，非独宗周以西者有之，伊洛地区就有“扬、拒、泉、皋、伊、洛之戎”(《左传》僖公十一年)。申、缯等的兵众盖从今豫西南出发入陕境，过武关、蓝田至骊山，幽王之军则从丰镐出发东至骊山，因此这里成为双方决战之地。又，《史记·秦本纪》：“申侯乃言孝王曰：‘昔我先骊山之女……’”故有可能骊山即为西申所在之地。周幽王和伯服死后，宗周地区局势十分混乱，西部的犬戎势力乘虚而入，肆意抢掠，东方的申、缯等也“虏褒姒，尽取周赂”(《史记·周本纪》)。幽王被杀之后，关中西部地区的一支重要势力———秦，也到了宗周，《史记·秦本纪》称“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但没有言明所“战”之对象。然而从秦与西戎为世仇，而与申、缯等并无芥蒂的情况看，与秦襄公战者当为西戎。
幽王死后，“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周二王并立”(《古本纪年》)。虢公翰是虢叔之后，为今陕西凤翔一带的西虢所立的“携王”应在宗周以西，而平王则可能在西申。这种情况使周王朝的士大夫们惶惑不安，他们哀叹“周宗既灭，靡所止戾”，“戎成不退，饥成不遂”(《诗经·雨无正》)。大约在携王被杀之后，周平王才东迁至成周洛邑。东迁的原因：一是由于天灾和战乱之后宗周残破败落。二是丰镐地区邻近戎狄，边患严重。《后汉书·西羌传》：
“平王之末，周遂陵迟，戎逼诸夏，自陇山以东及乎伊洛，往往有戎。于是渭首有狄、、邽、冀之戎，泾北有义渠之戎，洛川有大荔之戎，渭南有骊戎……”此所述虽为平王末年事，但诸戎之居于泾北、洛川、渭南等处当在其前。三是周平王继统的主要支持者申侯和晋、郑等都在东部地区。《国语·周语中》：“我周之东迁，晋、郑是依。”《晋语四》：“晋、郑兄弟也，吾先君武公与晋文侯戮力一心，股肱周室，夹辅平王。”《左传》隐公元年：“郑武公娶于申。”这些材料表明晋、郑、申在成周南北，平王迁成周，是维护其政权的最佳选择。四是成周为周王朝的政治、军事、经济重镇，实为陪都。平王东迁标志着周王朝历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阐述西周王朝历史演进的脉络之后，我们还应当提到的一个重要问题，那便是西周诸王的年数问题。西周历日的材料，应当说还是十分丰富的，除了古代文献的一些记载之外，周代彝铭中所记干支月相资料尤为丰富。但是周代彝铭多不明王世，专家们对于彝铭和文献所记月相又颇多歧义，所以关于西周诸王年数也就出现了多种不同的说法。近年来，随着对于彝铭研究的深入，以及利用现代科学办法推算和编制先秦历表，推算武王伐纣之年，都使西周诸王年数的研究和推算得到长足的进步。但是由于其间所涉及的问题太多，专家们推算的方法也不尽一致，所以这个问题迄今仍没有学术界一致认可的结果。诸家的研究和推算很多，现举出两家具有代表性的意见，以供研究周代历史时参考。
赵光贤先生在《武王克商与西周诸王年考》一文断定“武王十一年灭商当公元前1045年”，并表列西周时期自武王至厉王的在位年数如下：
武王(前1055年—前1043年)在位共十三年(十一年克商，当前1045，克商后两年卒，连克商之年共三年，如自克商之年算起，在位三年)。
周公摄政(前1042年—前1036年)在位七年。
成王(前1035年—前1008年)在位共二十八年。
康王(前1008年—前983年)在位共二十六年。
昭王(前982年—前964年)在位共十九年。
穆王(前964年—前937年)在位共二十八年。
恭王(前936年—前922年)在位共十五年。
懿王(前922年—前900年)在位共二十三年。
孝王(前899年—前889年)在位共十一年。
夷王(前888年—前872年)在位共十七年。
厉王(前871年—前828年)在位共四十四年。
李仲操先生在《西周年代考》一书的“西周年代综述”部分，排列西周诸王年数如下：
1.文王(受命在位) 九年(前1082年—前1074年)2.武王(克商前)三年(前1073年—前1071年)(克商后)三年(前1070年—前1068年)3.成王(包括摄政)三十七年(前1067年—前1031年)4.康王二十六年(前1030年—前1005年)5.昭王十九年(前1004年—前986年)
6.穆王五十五年(前985年—前931年)
7.恭王十五年(前930年—前916年)
8.懿王二十五年(前915年—前891年)
9.孝王十三年(前890年—前878年)
10.夷王十三年(前877年—前865年)
11.厉王(奔彘前)二十三年(前864年—前842年)
12.共和十四年(前841年—前828年)
13.宣王四十六年(前827年—前782年)
14.幽王十一年(前781年—前771年)
15.平王(入春秋前)四十八年(前770年—前723年)
(入春秋后) 三年(前722年—前72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