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专史是专史中最重要的部分，包括政教典章、社会生活、学术文化种种情况，作起来实在不容易。据我个人的见解，这不是能拿断代体来做的；要想满足读者的要求，最好是把人生的活动事项纵剖，依其性质，分类叙述。本来，根据以前的活动状况，以定今后活动的趋向，是人生最切要的要求，也是史家最重大的责任，所以对于各种活动的过去真相和相互的关系，非彻底的求得不可；否则影响到今后活动，常生恶果。我们知道，人类活动是没有休止的，从有人类到今日，所有的一切活动，都有前后因缘的关系。倘使作史的时候，把他一段一段的横截；或更依政治上的朝代分期，略说几句于实际政治史之后，那么，作出来的史，一定很糟。这种史也许名为文化史、文物史，其实完全是冒牌的。从前的正史里，书志一门，也是记载文物的，但多呆板而不活跃，有定制而无动情；而且一朝一史，毫无联络，使读者不能明了前后因缘的关系。所以这种断代体和近似断代体的文物史都不能贯彻“供现代人活动资鉴”的目的。我们作文物专史，非纵剖的分为多数的专史不可。
我以为人生活动的基本事项，可分三大类，就是政治、经济、文化三者；现在作文物的专史，也就拿这三者分类：这是很近乎科学的分法。因为人类社会的成立，这三者是最主要的要素。拿人的生理来譬喻罢：有骨干才能支持、生存，有血液才能滋养、发育，有脑髓神经才能活动、思想；三者若缺少其一，任何人都不能生活。一个人的身体如此，许多人的社会又何尝不然？拿来比较，个人的骨干等于社会的政治，个人的血液等于社会的经济，个人的脑髓神经等于社会的文化学术，一点儿也不差异。现在就先把这三种文物专史所应分别包括的事项略微讲讲：
第一是社会骨干之部，就是政治之部。这所谓政治，是广义的。从原始社会如何组织起，到如何形成国家，乃至国家统治权如何运用，如何分化，都是。若以性质分，则军政、民政、财政、法政、外交、都可溯古至今的叙述。若以部位分，则地方、中央，又可详细的划开。譬如一个人的骨干，以性质分，有做支持身体用的，有做行走用的，有做取携用的，有做保护用的；以部位分，曰头骨、曰脊骨、曰腿骨、曰臀骨，分开来虽有千百，合起来仍是一套。政治的组织也是如此，所以国家社会才能成立。
第二是社会血脉之部，就是经济之部。一个人非有物质生活不可——衣食住缺一，不可生存。社会亦然。若受经济的压迫，必衰退下去，或变成病态，或竟骤然消灭。一部分的经济不充裕，一部分社会危险；全世界的经济不充裕，全世界社会危险。就譬如一个人患了贫血症，一定精神痿弱不久人世；若一滴血都没有了，那还成个人吗？经济是社会的营养料，也是社会的一要素。
第三是社会神经之部，就是文化之部。人所以能组织社会，所以能自别于禽兽，就是因为有精神的生活，或叫狭义的文化。文化这个名词有广义狭义二种：广义的包括政治经济；狭义的仅指语言，文字、宗教、文学、美术、科学、史学、哲学而言。狭义的文化尤其是人生活动的要项。
人生活动不外这三种。说句题外的话，据我看，理想的国家政治组织，许要拿这个标准分类。将来一个国家许有三个国会，一是政治会，一是经济会，一是文化会。欧战后，法国设过经济会议、教育会议，和政治上的国会几乎鼎立。国会原来只代表骨干的一部分，非加上代表血液、神经的不行。今后学问日见专门，有许多问题不是政治家所能解决的，所以国会须有经济会文化会补助，才可使国家组织完善。
文物史也是一样，非划分政治、经济、文化三部而互相联络不可。所以文物的专史包括：
（一）政治专史
（二）经济专史
（三）文化专史
三大类，各大类中又可分许多小类，其分法在下文讲。
§§§第二章 政治专史及其作法
政治专史最初应该从何处研究起？最初应该研究民族。中国人到底有多少民族？中国人的成分为何？各民族中，哪一族做台柱？最初各民族的状况如何？从最初到黄帝时，各民族的变化如何？商周两民族的来历如何？周代的蛮、夷、戎、狄有多少种？后来如何渐渐形成骨干民族？如何渐渐吸收环境民族？当没有混合时，其各自发展的情形如何？何时接触？何时同化？自从本民族的最初发源起，慢慢的，匈奴、鲜卑、契丹、女真、蒙古、图尔特逐渐发生交涉，以至于今日。这都应该详细划分，各作专篇，组织成一部民族史。那么，中国人对于中国民族的观念格外清楚了。
第二步就应该研究国土。展开中华民国的地图一看，知道我们这一群人生活在这里面。但我们的各祖宗最初根据什么地方呢？何时如何扩充？何时又如何退缩？何时如何分裂为几国？何时又被外来民族统治？何地最先开发？何地至今犹带半独立性？这都要先了解，做成专史，才可确定政治史的范围。
第三步就要研究时代。关于时代的划分，须用特别的眼光。我们要特别注意政治的转变，从而划分时代，不可以一姓兴亡而划分时代。从前的历史借上古、中古、近古，或汉朝、唐朝、宋朝来横截时间，那是不得已的办法。我们须确见全民族政治有强烈转变，如封建变为郡县，闭关变为开放之类，才可区别为二，深入的个别的，研究各个时代的历史。
第四步还要研究家族和阶级。以普通理论讲，个个人都是社会的分子，社会是总体，个人是单位。这许是好理想，但事实上不能如此。以一个人做单位，想在社会总体里做出事业来，古今中外都不可能。总体之中，一定还有许多小的分体，那些分体才是总体的骨干。一个人不过是一个细胞，对国家为国民，对家族为家人，对市村为市民，为村民，对学校为学生，为教员，对阶级为士，为商，必加入各小团体，以为基础，才能在大团体中活动。家族，无论何种社会都看得很重，是间接组织国家的重要成分。在中国，一直到现在，还有许多人，与其叫他国家的国民，不如叫他家族的家人；因为他是对家族负责的。所以家族如何形成，如何变迁，如何发展，都得研究。阶级，亦无论那个社会都免不了；许多个人都由阶级间接参加国家。中国人消灭阶级比较的早，而对于家族，非常的拥护。西洋人不然，家族的关系很薄，阶级的竞争渐浓。中国的阶级在国家虽不重要，但不能说无关系。所以为了解社会的基础起见，非特别研究家族史、阶级史不可。
此外，有些西洋有，中国没有的。如西亚细亚，教会的组织，比家族还重要，在中国却不成问题。中国史和西洋史不同之点，即在这种地方。
以上五步的研究，是做政治史的第一部分。因为政治就是社会的组织，社会组织的基础就是上述民族、国土、时代、家族、阶级等。把基础研究清楚，才可讲制度的变迁。
所以政治专史的第二部分就是讲政治上制度的变迁。这种应当从部落时代叙起，远古有无部落？如何变成宗法社会？如何变成多国分争？如何变成君主统一？统一以后，如何仍旧保留分立形式？如何从封建到郡县？郡县制度之下，如何变成藩镇专横？如何又变成各地自治？君主制度又如何变成民主？这种由分而合，由合而分，经过几次。分合的含质如何？分合的同异何在？这么大的国家，如何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权限？历史上的趋势，一时代一时代不同，须得分部去研究。
其次又要研究中央政权如何变迁。某时代是贵族专制的政体，某时代是君主专制的政体？某时代对于中央政府如何组织？各种政权如何分配？中央重要行政有多少类，每类有如何的发展？这种中央的政治组织和中央权力的所在，须分类研究其变迁，详述其真相，如司法、财政、外交、民政等。这是政治专史的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是讲政权的运用。上文讲的是政治组织上的形式；其实无论何时，和实际运用都不能相同。譬如中华民国约法，现在似乎仍旧有效。但具文的约法和实际的政治，表面和骨子，相差不知几千万里。若从《政府公报》看，中央政府似乎很强有力，吴佩孚、张作霖亦得禀命中央，如打破了南口，许多威字将军，都是由吴、张上呈文，由内阁发表。事实上，骨子里何尝如此？一切大权都不在内阁，吴、张上呈文亦等于一纸命令。这不但我国此时如此，无论何时何国，实际上的政治和制度上的政治都不能相同。不过不同的距离，各有远近就是。譬如英国国会，组织既很完善，威力既很伟大，又号称代表全国民意，可谓宪政的模范；但实际上只由少数资本家把持，用以垄断全国利力，何尝能代表多数民意？表面上，政府的法令都经国会通过，很合宪法；资本家却借国会以取权利，这是宪法所不能禁止的。意大利的棒喝团，俄罗斯的苏维埃，也是如此。表面上的组织是一回事，运用起来又是一回事。所以研究政治史的人，一面讲政治的组织，表面上形式如此如彼，一面尤其要注意骨子里政治的活用和具文的组织发生了多大的距离。譬如汉朝中央政治，依原定组织，天子之下，丞相行政，御史执法，太尉掌兵，全国大政，都出自三公。但自武帝以后，大政的权柄渐渐移到尚书省，尚书省在法律上是没有根据的，里面都是皇帝私人。后来的三公，非录尚书事，不能参与政治。事实竟变成无形的法定制度。后来汉朝的政权不惟在尚书省，外戚宦官都非常的把持，也是自然的结果。宦官运用政治，法律上尤其没有根据，然无人能阻其不握政权。还有，大学生、学会，有时也能左右政治，但在法律上亦看不见。所以某时代政治的运用变到某部分人手上，其变迁之状况何如，事实何如，都得详细研究。关于这类，近来政党的发生，亦可附入。这是政治专史的第三部分。
研究政治史根据此分类标准，分了又分，务求清楚。我打算编一个目录使得作政治史的人有个标准；至于详细的做法，现在不能讲了。
§§§第三章 经济专史及其做法
经济事项，譬如人生的血液。我们作经济专史，要以因人类经济行为的发生次第，来做分类的标准。人类为什么有经济行为？因为有消费。人类起于消费，因消费而须生产。生产的种别不同，所以又须交易。生产的结果，须分给多少部分的人，所以分配的问题又起。愈到近代，在经济行为上，分配愈占重要地位。古代最初的人类行为，分配问题，却不大发生。所以作起历史来，要讲清前三部分，才可讲分配。中国经济史，最重要的是消费和生产，其次是交易，最末才是分配。现在依此次序讲。
消费方面可分食、衣、住三项。要作一个民族的经济史，看他自开化以来的食、衣、住如何变迁，最为重要。但作历史再没有比这个困难的。因为资料极其缺乏。
食的方面：到底我们这个民族普通食品是甚么东西？某种从外来？某种生产于某处？哪一种占重要地位？某时代某种占重要地位？一个民族几千年的食饭问题实在要紧，但研究起来也实在困难。因为历史的资料不外纸片上的记载和残留的实物，残留的实物多由地下发现，食品却不能保存；纸片上的资料固然不可看轻，但无论何国的历史，都是政治的资料多，社会经济的资料少；尤其是中国。这个难题，我私度没有多大把握。因为纸片上的资料很少，实物根本没有，又不能靠采掘。但是虽然困难，亦不能不想方法。我想不单是食，凡关于经济事项，若研究其历史，不和政治史、文化史脱离而另取一方向。做文化史、政治史，多由古及今；作经济史，当由今及古。近代一二百年的经济变迁，用心访问，还能整理成一个系统。将现代所见，和近代衔接。再一样一样的追寻根源，追到何时就讲到何时。即如食米面，大概言之，北方多食面，南方多食米，倒追上去，还可以看着这种痕迹，还可知北方何时始食面，南方何时始食米。关于经济项下，此原则不能不采用，即“跟现存的追上去”。食的问题，诸食品中，何者原有，何者后入，乃至植物的栽培，动物的豢养，都可以从现在起，倒数上去。此法虽不能用得圆满结果，但非绝无路走。其中有些可以特别研究的，如米的应用及保存分配的方法。应用方面，古代不单拿来食，而且用作货币。读《管子》，可知米是金融中很重要的物品。什么时候完全是金融的要素？什么时候完全把交易媒介的性质除去？研究起来，倒很有趣味。还有，禁米出口的政策，现在还有讨论的余地。关于米的支配，几千年来，不同旁的一样，旁的可以自由交易，米是民食所寄，政府、地方、社会，对于米都有特别的制裁，支配管理，都有殊异的方法。这也很有趣。所以食品史应有专篇，讲几千年来管理支配的方法如何？这倒不难，可从纸片上得资料。从现在看起，追寻上去，看二千年来何如。又如盐，也是消费要素之一，在中国史上的资料比较的很充足。自汉唐以来，盐在财政上占极主要的地位。再溯上去，《管子》是战国的书，已说春秋战国时已有特别管理和支配盐的方法。所以作中国吃饭史，全部作的如何，很难讲；但很应该作，而且最少有若干问题有相当的资料，可以作得好。倘使研究一项，打开了一条活路；别项也得用同样的方法，追寻上去。
衣的方面：或者作起史来较容易些，因为保存下来的东西比较的多。如在日本考中国的服饰可以追到唐朝，有名的博物院中还有唐朝以下的实物。这因实物保存，所以比较的容易研究，但衣的方面，特别的问题很多，最须分类研究。如丝是中国可以自豪的，发明最早。但到什么时候才有？最近李济之先生在山西夏县西阴村发现半个蚕茧，假使地层的部位不错，那么，中国在石器时代已有丝了。其次如麻，也是中国的特产，须特别研究。又其次如棉花，自唐以后，输入中国，证据很多。但到底是从南洋来抑从西域来？各说都有根据，我们如何取决？棉布又起自何时？是自己发明的还是从外国输入的？假使是输入的，又从何国输入？这个专题可得有趣的发明。还有，中国未有棉花以前是用什么东西？近代的麻和古代的麻同类否？有多少种？从有丝到织呢绒绸缎，是自己发明的不是？问题真多，资料也不是没有，只等我们去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