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明明非史实而举世误认为史实者任执一人而问之曰，今之万里长城为何时物，其人必不假思索，立答曰秦始皇时。殊不知此答案最少有一大部误谬或竟全部误谬也。秦始皇以前，有燕之长城，赵之长城，齐之长城；秦始皇以后，有北魏之长城，北齐之长城，明之长城；具见各史。其他各时代小小增筑尚多。试一一按其道里细校之，将见秦时城线，所占乃仅一小部分，安能举全城以傅诸秦？况此小部分是否即秦故墟尚属问题。欲解此问题，其关键在考证秦时筑城是否用砖抑用版筑，吾于此事虽未得确证，然终疑用版筑为近。若果尔者，则现存之城，或竟无一尺一寸为秦时遗迹，亦未可知耳。常人每语及道教教祖，辄言是老子。试读老子五千言之著书，与后世道教种种矫诬之说风马牛岂能相及？汉初君臣若窦后文帝曹参辈，著述家若刘安司马谈辈，皆治老子之道家言，又与后世道教岂有丝毫相似？道教起源，明见各史，如《后汉书·襄楷传》所载楷事及宫崇于吉等事，《三国志·张鲁传》所载鲁祖陵父衡及骆曜张角张修等事，其妖妄煽播之迹，历历可见；此又与周时作守藏史之老子，岂有丝毫关系？拟此等事，本有较详备之史料，可作反证；然而流俗每易致误者，此实根于心理上一种幻觉，每语及长城辄联想始皇，每语及道教辄联想老子。此非史料之误，乃吾侪自身之误，而以所误诬史料耳。吾侪若思养成鉴别能力，必须将此种心理结习，痛加涤除然后能向常人不怀疑之点能试怀疑；能对于素来不成问题之事项而引起问题。夫学问之道，必有怀疑然后有新问题发生，有新问题发生然后有研究，有研究然后有新发明。百学皆然，而治史特其一例耳。
顷所举例，吾命之曰局部的幻觉。此外尤有一般的幻觉焉：——凡史迹之传于今者，大率皆经过若干年若干人之口碑或笔述，而识其概者也。各时代人心理不同，观察点亦随之而异，各种史迹，每一度从某新时代之人之脑中滤过，则不知不觉间辄微变其质如一长河之水，自发源以至入海，中间所经之地所受之水，含有种种杂异之矿质，则河水色味，随之而变。故心理上的史迹，脱化原始史迹而丧失其本形者往往而有。例如《左传》中有名之五大战——韩、城濮、鞍、邲、鄢陵，吾脑际至今犹有极深刻之印象，觉此五役者为我国史中规模宏大之战事。其实细按史文，五役者皆一日而毕耳；其战线殆无过百里外者；语其实质，仅得比今闽粤人两村之械斗。而吾侪动辄以之与后世国际大战争等量齐观者，一方面固由《左传》文章优美，其铺张分析的叙述，能将读者意识放大；一方面则由吾辈生当二千年后，习见近世所谓国家者所谓战争者如彼如彼，动辄以今律古，而不知所拟者全非其伦也。夫在货币交易或信用交易时代而语实物交易时代之史迹，在土地私有时代而语土地公有时代之史迹，在郡县官治或都市自治时代而语封建时代或部落时代之史迹，在平民自由时代而语贵族时代或教权时代之史迹，皆最容易起此类幻觉。幻觉一起，则真相可以全蔽，此治学者所最宜戒惧也。
鉴别史料之误者或伪者，其最直捷之法，则为举出一极有力之反证。例如向来言中国佛教起源者，皆云汉明帝永平七年遣使臣经西域三十六国，入印度求得佛经佛像；但吾侪据《后汉书·西域传》及他书，确知西域诸国自王莽时已与中国绝，凡绝六十五年，至明帝永平十六年始复通，永平七年正西域与匈奴连结入寇之时，安能派使通过其国？又如言上海历史者，每托始于战国时楚之春申君黄歇，故共称其地曰申江，曰黄浦，曰歇浦；但近代学者从各方面研究之结果，确知上海一区，在唐以前尚未成陆地，安得有二千余年春申君之古迹？似此类者，其反证力甚强，但得一而已足。苟非得更强之反证的反证，则其误伪终不能回护，此如人或诬直不疑盗嫂，不疑曰，我乃无兄，倘不能别求得直不疑有兄之确据，则盗嫂问题，已无复讨论之余地也。
然历史上事实，非皆能如此其简单而易决。往往有明知其事极不可信，而苦无明确之反证以折之者。吾侪对于此类史料，第一步，只宜消极的发表怀疑态度，以免为真相之蔽；第二步，遇有旁生的触发，则不妨换一方向从事研究，立假说以待后来之再审定。例如旧史言伏羲女娲皆人首蛇身，神农牛首人身，言蚩尤铜头铁额。吾辈今日终无从得直捷反证，确证诸人之身首头额与吾辈同也；但以情理度之，断言世界决无此类生物而已。又如殷之初祖契，周之初祖后稷，旧史皆谓为帝喾之子，帝尧之异母弟，同为帝舜之臣。吾辈今日无从得一反证以明其决不然也。虽然，据旧史所说，尧在位七十年乃举舜为相，舜相尧又二十八年，尧即位必当在喾崩后；假令契稷皆喾遗腹子，至舜即位时亦当皆百岁，安得复任事？且尧有此圣弟而不知，又何以为尧？且据《诗经》所载殷人之颂契也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周人之颂稷也曰“阙初生民时维姜嫄”；彼二诗者皆所以铺张祖德，倘稷契而系出帝喾，岂有不引以为重之理？是故吾侪虽无积极的反证，以明稷契为别一人之子；然最少亦可以消极的认其非喾子尧弟也。又如旧史称周武王崩后，继立者为成王，成王尚少，周公摄政。吾辈今日亦无直接之反证以明其不然也。但旧史称武王九十三而终，藉令武王七十而生成王，则成王即位时已二十三，不可谓幼；七八十得子，生理上虽非必不可能，然实为稀有；况吾侪据《左传》，确知成王尚有邗晋应韩之四弟，成王居长嫡，下有诸弟，嗣九十三岁老父之位而犹在冲龄，岂合情理？且犹有极不可解者，《书经康诰》一篇，为康叔封卫时之策命，其发端云：“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此所谓“王”者谁耶？谓武王耶？卫之建国，确非在武王时；谓成王耶？康叔为成王叔父，何得称为弟而呼以小子？然则继武王而践祚者，是否为成王？周公是否摄政，抑更有进于摄政？吾侪不能不大疑。
怀疑之结果，而新理解出焉前段所举第一例——人首蛇身等等，吾侪既推定其必无是理。然则何故有此等传说耶？吾侪可以立一假说，谓伏羲神农等皆神话的人物，非历史的人物。凡野蛮时代之人，对于幻境与实境之辨，常不明了；故无论何族最初之古史，其人物皆含有半神半人的性质。然则吾侪可以假定羲农诸帝，实古代吾族所祀之神；人首蛇身等，即其幻想中之神像，而缘幻实不分之故，口碑相传，确以为曾有如此形象之人。指为真，固非真；指为伪，亦确非有人故为作伪也。如所举第二例——稷契既决非喾子，又不能知其为何人之子，汉儒且有“圣人无父，感天而生”之说。然则稷契果无父耶？吾侪可以立一假说，谓稷契亦有父亦无父，彼辈皆母系时代人物，非父系时代人物。吾侪闻近代欧美社会学家言，已知社会进化阶级，或先有母系，然后有父系；知古代往往一部落之男子为他部落女子所公有，一部落之女子为他部落男子所公有，在彼时代，其人固宜“知有母不知有父，”非不欲知，无从知也。契只知其为简狄之子耳，稷只知其为姜嫄之子耳，父为谁氏，则无稽焉；於是乎“有吞鸟卵而生，”“履大人迹而生”之种种神话。降及后世父系时代，其子孙以无父为可耻，求其父而不得，则借一古帝以自重，此喾子之说所由起也。亦有既求父不得，即不复求，转而托“感天”以自重；殊不知古代之无父感天者不必圣人，盖尽人莫不然也。如所举第三例——成王若继武王而立，其年决非幼，无须摄政；卫康叔受封时，其王又确非康叔之侄，而为康叔之兄。吾侪於是可以立一假说，谓继武王而立者乃周公而非成王；其时所行者乃兄终弟及制，非传子立嫡制。吾侪已知殷代诸王，兄弟相及者过半，周初沿袭殷制，亦情理之常。况以《史记·鲁世家》校之，其兄终弟及者亦正不少。然则周公或当然继武王而立，而后此之“复子明辟，”乃其特创之新制，盖未可知耳。以上诸例，原不过姑作假说，殊不敢认为定论；然而不失为一种新理解，则昭然矣。然则吾侪今日能发生种种新理解，而古人不能者，何故耶？古人为幻觉所蔽而已生息于后世家族整严之社会中，以为知母不知父，惟禽兽为然，稷契之圣母，安有此事？生息于后世天泽名分之社会中，以夺嫡为篡逆，谓周公大圣，岂容以此相污？是以数千年，非惟无人敢倡此说，并无人敢作此念；其有按诸史迹而矛盾不可通者，宁枉弃事实以迂回传会之而已。吾侪生当今日，有种种“离经畔道”之社会进化说以变易吾脑识，吾于是乃敢于怀疑，乃敢于立假说。假说既立，经几番归纳的研究之后，而假说竟变为定案，亦意中事耳。然则此类之怀疑，此类之研究，在学问上为有用耶，为无用耶？吾敢断言曰有用也。就表面论，以数千年三五陈死人之年龄关系为研究之出发点，剌剌考证，与现代生活风马牛不相及，毋乃玩物丧志？殊不知苟能由此而得一定案，则消极方面，最少可以将多年来经学家之传会的聚讼一扫而空，省却人无限精力；积极方面，最少可以将社会学上所提出社会组织进化阶段之假说，加一种有力之证明。信能如是，则其贡献于学界者不已多耶？
同一史迹，而史料矛盾，当何所适从耶？论原则，自当以最先最近者为最可信。先者以时代言，谓距史迹发生时愈近者，其所制成传留之史料愈可信也。近者以地方言，亦以人的关系言，谓距史迹发生地愈近，且其记述之人与本史迹关系愈深者，则其所言愈可信也。例如此次欧战史料，百年后人所记者，不如现时人所记者之详确；现时人所记者，又不如五年前人所记之详确：此先后之说也。同是五年前人，中国人所记，必不如欧洲人；欧洲普通人所记，必不如从军新闻记者；新闻记者所记，必不如在营之军士；同是在营军士，仅听号令之小卒所记，必不如指挥战事之将校；同是将校，专担任一战线之裨将所记，必不如综览全局之总参谋：此远近之说也。是故凡有当时当地当局之人所留下之史料，吾侪应认为第一等史料。例如1876年之普奥战争，两国事后皆在总参谋部妙选人才编成战史，此第一等史料也。欲知十九世纪末欧洲外交界之内幕，则《俾斯麦日记》其第一等史料也。欲知卢梭科尔璞特金之事迹及其感想，彼所作《自传》或《忏悔录》，其第一等史料也。如司马迁之《自序》，王充之《自纪》，法显、玄奘、义净等之游记或自传，此考证各本人之事迹思想或其所游地当时状态之第一等史料也。（法显著《佛国记》，亦名《法显行传》。玄奘著《大唐西域记》；又奘弟子慧立著《慈恩三藏法师传》。义净著《南海寄归内法传》及《西行求法高僧传》。）如辛弃疾《南烬纪闻录》、《窃愤录》所采阿计替笔记，此考证宋徽、钦二宗在北庭受辱情状之第一等史料也。（弃疾二书，见《学海类编》。阿计替者，当时金廷所派监视徽钦二宗之人也。二书盖其日记原稿，弃疾全部采录也。）如李秀成被俘时之供状，此考证洪杨内部情状之第一等史料也。（此供状忘记在某部笔记中，十五年前吾曾在《新民丛报》录印一次。此供状惜尚有删节处，不能得其全相。）此类史料，无论在何国，皆不易多得，年代愈远，则其流传愈稀。苟有一焉，则史家宜视为瑰宝。彼其本身，饶有陵盖他种史料之权威；他种史料有与彼矛盾者，可据彼以正之也。
前段所论，不过举其概括的原则，以示鉴别之大略标准；但此原则之应用，有时尚须分别观之。试仍借此次欧战史料为例：若专以时代接近程度定史料价值之高下，则今日已在战后两三年，其所编集自不如战时出版物之尤为接近，宜若彼优于此；然而实际上殊不尔。当时所记，不过断片的史迹，全不能觑出其联络关系。凡事物之时间的联络关系，往往非俟时间完全经过之后不能比勘而得。故完美可观之战史，不出在战时而出在战后也。若以事局接近程度定价值之高下，则观战新闻记者所编述，自应不如军中人；一般著作家所编述，自应不如观战之新闻记者。然实际上亦未必尽然。盖局中人为剧烈之感情所蔽，极易失其真相；即不尔者，或缠绵于枝叶事项，而对于史迹全体，反不能得要领。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也。又不特局中者为然也；即在局外者，犹当视其人提絮观察之能力如何，视其人串叙描写之技术如何，而其作品之价值，相去可以悬绝焉。是故以战史论，若得一文学技术极优长之专门大史家而又精通军事学者，在总司令部中为总书记，对于一战役始终其事（最好能兼为两军总司令之总书记），则其所记述者，自然为史料之无上上品。然而具备此条件者则安能得？既已不能，则战场上一寻常军士所记，或不如作壁上观之一有常识的新闻记者；奔走战线仅有常识之一新闻记者，其所记，或不如安坐室中参稽战报之一专门史学家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