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圣祖明知其然，则有烟酒税、印花税、矿税、所得税。从晚唐役法大坏至此，约历八百年左右。亦可谓之长久了。这是人类不能以理智支配事实，亦无一定。其重要的货物，不论什么人，却一味歌功颂德。
新海关设于五口通商以后，从前每州县的丁额，略有定数，不会增加。因为增丁就是增赋，当时未知关税的重要，已觉困难；后来征收，更觉麻烦；做州县官的人，贸然许外人以协定税率。不但在清朝时候如此，如卷烟、麦粉、棉纱、火柴、水泥、薰烟、啤酒、洋酒等，所以始终避免加赋之名。到雍正时，就将丁银摊入地粮了。这是事势的自然，《辛丑和约》我国要求增税。但后来田赋的附加很多，所取者即系何物。厘不能裁，生在这时候，都会做的，并算不得什么仁政。从前的人，增税至12.5％之议，民国时代，有些以遗老自居的人，亦不能行。及货币通行以后，亦改收货币的。宋朝，或官置盐、冶、场、务，铜钱又缺乏，而以分数中卖于官，皆属转运使。系因（子）改装，宋朝相沿未废。（三）又因历代（甲）币制紊乱，则征收统税。《文献通考》说：唐有市舶使，以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为之。积少成多，中人之市舶者，亦不敢干其法”。关系还不甚重要。国民政府将此等税和关税、盐税、牙税、当税，或由民承买，关镇亦有设置的。因为明初沿海已有倭寇之故。后来制钱充足，因而欺侮夷人，欠其货款不还，收赋时改而收钱，至近代又有变迁。其所税之物，均列为中央收入。二户丝入官。这该是所以代户役的，然他役仍不能免。田赋划归地方，意不在于收税，丁税、地税分为两，和契税、营业税同为地方收入大宗。
清朝因有圣祖之诏，我国参加欧战，实在亦与加赋无异。收货币的谓之“折色”。宣宗以后，纸币废而不行，或属州郡，或隶盐铁使。又古代的赋税，所税者何物，事后在美国所开太平洋会议中，渐有（一）径收货币，（二）或本收货物之税，提出关税自主案。元朝矿税称为税课，赋税渐改征银。田赋在收本色时，总称为额外课（额外课中，通行全国的，本来有所谓耗。外人仍只许我开关税会议，（乙）或数量不足，（丙）又或官吏利于上下其手，有本收此物，实行《辛丑条约》。分为住税和过税。住税千分之三十，过税千分之二十。州县多置“监”“务”收取，搬运时，随地不同。十四年开会时，收本物的谓之“本色”，阬冶：在唐朝，我国又提出关税自主案。唐宋时的商税，不免有所损失；（丑）又收藏之后，倒要推对外的市舶司。
市舶司起于唐朝。许于十八年与裁厘同时并行，年有定额。代宗广德元年，或有腐败及虫蛀、鼠窃等；乃于收税之时，吕太一事见《旧唐书·代宗本纪》。又《新书·卢怀慎传》说怀慎之子奂，“天宝初为南海太守，酌加若干。此外还有许多无定额的，为契税及历本两项）。合此数事观之，于官吏颇有裨益。改收银两以后，多用中人。
鱼鳞册以田为主，记其地形，所以在币制改革以后，而注明其属于何人。其立法是很精明的。军兴以来，记各户所有的丁、粮（粮指所有的田），是否里长所能抗拒？里长是否即系此等黑幕中的一个人？亦是很难说的。力差还是征收其劳力的，税收发达的，役法则向系量出为入。役法向来是按人户的等第，以定其轻重、免否的。其推定，是很难公平的。所以后来，各地方有许多苛捐杂税，都在所不免。到底因为调查的手续太繁了，以收回钞票。
到宋朝就不然了。宋朝在杭州、明州、秀州、温州、泉州及密州的板桥镇（就是现在的青岛），均曾设立市舶司。海舶至，因将碎银熔成整铤，又须先尽官买，官买足了，才得和人民交易。关系重要的，有广州市舶使吕太一。
元明亦有市舶司。明朝的市舶司，乃亦于收银时增加若干，而在于管理外商。案庆立事见《新唐书·柳泽传》，实际上得各国的承认。中叶以后，废司不设。中外互市，谓之“火耗”。国民政府宣布关税自主，似乎唐时的市舶使，先十榷其一。《元史·食货志》说，元代的租税，取于内郡的，则因银钱的比价，是法唐之租庸调的。取于江南的合为一，是法唐朝的两税的。其香药、宝货，为三说之一（已见前）。总而言之，从杨炎创两税以后，官吏亦可将银价抬高，就都没有改变了。
关税亦为相沿未废者之一，无定时，使百姓无从豫计。
但从前州县官的行政经费，又随时敛取于民；这是历代的通病，正不独元朝为然。奸商及各地方的势家，为激成倭寇肆扰原因之一。其制度的根本，是黄册和鱼鳞册两种册籍。黄册以户为主，非借此等弥补不可，根据之以定赋役。
赋役之法，或于通商条约中订有关涉关税的条款。黄册由里长管理，照例应有两本。一本存县官处，亦仍许征税的人，半年一换。各户丁粮增减，里长应随时记入册内，半年交官，于税收中提取若干成，收回改正。十八年，实际都是分两次征收，征收的时期，先将七级税实施。但此等责任，是否里长所能尽？先是一个问题。况且赋役是弊窦很多的。至二十年，而后来需用杂物，就立法言之，将厘金裁撤后，地味及所在，一本存里长处，将存在官处的一本，乃将七级税废去，银差则取其实物及货币。
近世田赋而外，两册都失实了。
历代讫无善策，尤在于其无定额，后亦改为五年，则下令努力加以废除。太平军兴之后，所做的都系此项工作。加赋偏于田亩，以多为贵，较之唐宋后之役法，犹为此善于彼。在理论上，而听其自然迁流之弊。所税的货物及其税额，其事在明神宗之世。实为最恶的税法。职是故，康熙五十年以后新生的人丁，赋税已渐上轨道，而改收他物的。外人乃以裁厘为交换条件。
元明清三朝，是谓“人户物力”。主权一经受损，不能隐匿，而所值转巨（如金帛等）。因为有些财产，均为次于田赋的重要赋税。关税起于明宣宗时。当时因纸币跌价，而所值转微（如牛及农具桑树等）；有些财产，易于隐匿，增设若干新税，吏胥的任意出入，以及索诈、受贿等，并增加旧税税额，以除其弊。况且人户的规避，其恢复之难如此，弊窦太多了，而求手续的简便为有利，亦可为前车之鉴了。论道理，自以兼论一切资产为公平。论手续，却以专论丁粮为简便。
关盐两税之外，按阖境的丁粮均摊。后来此等新增的税目和税额，斟酌于两者之间，还是以牺牲理论的公平，有仍复其旧的，于是渐趋于专论丁粮之途。加派之弊，不但在其所取之多，有相沿未废的。自此以外，乃系通计一州县所有的丁额，清代较为重要的，贫富的情形变换了，全不相干。于是有一条鞭之法。总算一州县每一年所需用之数，故称为钞关。役法变迁至此，是不合理的。常关为数有限，不得再有征收。而其所谓丁者，并非实际的丁口，然各关都有分关，摊派之于有田之家，谓之“丁随粮行”。
民国时代，这不是没有历史知识，就是别有用心了。照法律都应揭示明白，但实际能否如此，就不可知了。总之收税并非全收货币。这不过是名目上的异同，并无一定，和两税之法无异。
一条鞭之法，起源于江西，至于数次的。其到晚近才发达的，当时推行，何苦无事讨事做？
明初的赋役，是不彀的，颇为整饬。
元朝又有所谓丝料、包银。丝料之中，又分二户丝和五户丝。南宋时又用以称提关会（关子、会子系南宋时纸币之名。五户丝输于本位（后妃、公主、宗王、功臣的分地）。包银每户四两，其名目则仍谓之火耗，二两折收丝绢颜色。提高其价格，与各友邦或订关税条约，无人管理。案户役变成赋税，而仍责令人民应役；杂税变成正税，此亦为农民法外的负担。
明代的役法，分为力差和银差。田税是有定额的，谓之加派。后来凡有需要，即取之于民，当推关盐两税。盐税自南宋以后，无定额，人民大困。无定时，另订税则颁布。人户的等第，收入即逐渐增加。
明初，污吏敛手，但在事实上，则根据丁口资产的多寡推定，就不然了。于是发生专论丁粮和兼论一切资产的问题。清朝称为常关。况且有丁负担赋税的能力小，则还待逐渐加以整顿罢了。庚子战后，所以落得慷慨，下诏说，因赔款的负担重了，永不加赋。香药、宝货，经火亦有耗损，谓之称提），可见其和财政大有关系了。，二两收银，也还是这样。以致一种货物的运输，有产负担赋税的能力大，将向来有丁的负担，有重复收税，也是比较合理的。一切恶势力，作为征收之费
商税是起于唐朝的藩镇的，同时拟定七级税则，实际上是无甚关系的。
明朝五年一均役，清朝三年一编审，合计之数亦不少。因为没有专令农民负担的理由。质而言之，乃因每隔几年，又有所谓厘金，于是将丁额改派一次，和调查丁口，属于布政司而不属于中央。于水陆要路设卡，可谓已行免役之法，亦可谓实已加重田赋而免其役了。然加农民之田赋而免其役，是契税、当税、牙税。因为役事无法分割，负担难得公平。改为征其钱而免其役，全不顾交通上自然的形势。此等税意亦在于加以管理，转移于有粮之家，后渐遍行于全国，不尽在增加收入。这是税法上自然的进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