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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浙中王学形成与发展的人文地理环境(5)

他与陈亮、朱熹、张栻、陆九渊等讲学论道、往复辩难,共同营造了浙中良好的学术氛围。著名的“鹅湖之会”就是吕祖谦牵头的一次朱、陆之学交流辩难的大聚会。吕学有兼摄朱、陆之特点。其融入朱学的基本情形,大致可分为二:一传于金华,一入于宁波。前者经“北山四先生”而至明初宋濂、王袆、方孝孺,后者经王应鳞、胡三省而至明初郑真。而其融入陆学的基本脉络,则可从“四明四先生”那里找到衍变的轨迹。四先生与吕氏兄弟的关系均甚为密切,他们的心学理念与其说是直接传承于江西陆学,倒不如说是通过吕学而与陆学相链接。从这一意义上说,浙东心学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整合了浙东史学的思想因子。盖“浙学”之初兴实由经而入史,及其衰也,又往往由史而入文;而心学之兴盛,则实开其中兴之局面矣。

浙东心学之流脉,除四明一支外,尚有流于淳安的一支。然无论四明还是淳安,在其各自最初的代表人物袁甫与钱时那里,均具有融会心学与史学的思想倾向。而这两支心学派的末流,却大都有致虚意多、致实力少的征兆,未免流于空疏虚狂之弊。故其传习者虽众多,而其有思想成就者盖鲜。元代赵偕私淑杨简而致心学派之中兴,由是亦接其传而入于明初。然就心学派而言,其时未有堪与宋濂、王袆之学术成就相比肩者,故自南宋而至明,心学派之传承实不如史学派之盛。如元明之际相继涌现于婺州地区的邓牧、许谦、宋濂、王袆、胡翰等一批著名学者,都具有鲜明的史学诉求。[163]二、浙中王学的流脉明代中叶的王阳明学说,便产生于宋代以来浙东丰厚的文化土壤之中。邵廷采说:“浙东承金华数君子后,名儒接出;正德、嘉靖之际,道统萃于阳明。”[164]尽管阳明心学具有很大的原创性,与南宋浙东心学派之间并无任何可以考索的师承渊源关系,但就学术精神的本质方面而言,王学之起亦可谓承浙东心学派之余晖,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亦可视之为浙东心学派的复兴。阳明以后,浙江学术基本上是由王学或同属心学系统的湛学一统天下,然其走向在浙东与浙西又有不同之路径,因而便有了不同之流脉。

浙东王学,又可细分为王学激进派(《四库全书总目》称“姚江纵恣之派”)、王学稳健派和王学修正派。激进派有王畿、万表、周汝登及陶望龄、陶奭龄等,浙西的董澐父子、管志道[165],甚至袁璜亦属此派。其时“俗学宗传注,王学宗‘四无’”[166],而“四无”说的首创者王畿,不仅在浙东地区讲学传道,而且还在浙西地区广受门徒,就连张履祥也对他的人格魅力赞叹不已。[167]故该派的辐射力由浙东而至浙西,影响力由哲学而及文学。稳健派有徐爱、季本、钱德洪、孙应奎、程松溪、王宗沐等。[168]其中永康人程松溪“早受文成之教,晚及湛翁之门”,“用功有实地”,而与乡里先哲陈亮相接续。[169]修正派有黄绾、张元忭、刘宗周、潘平格[170]、陈确、黄宗羲、毛奇龄、邵廷采等[171],其中除陈确属浙西籍外,多为浙东籍。

该派的特点是立足于阳明而批判王学末流,进而修正阳明本身,使心学化的史学实学倾向更趋凸显。[172]他们批判王学末流的武器不是朱学,而多为浙东固有的实学之传统[173];其“务崇躬行,砥实践”,较之稳健派又有“更多发明”[174]。

浙西可分为湛王折中派和王学反对派。湛王折中派有蔡汝楠、唐枢、钱薇、许孚远等。这些人组成了甘泉学派在浙西的重要分支,使岭南心学与浙中心学相融合[175],并通过甘泉学而与程朱理学相链接。[176]王学反对派又可分为两支:一支是刘宗周在浙西的传人如张履祥、吕留良、陈确等。该派与湛王折中派联系紧密。

刘宗周由长兴丁元荐从许孚远游,“侍杖屦才月余,终身守师说不变”,遂致“不沿良知而揭慎独”[177]。另一支是站在朱学立场上批判王学的陆陇其、陆世仪等。[178]比较而言,刘宗周的传人大都由王学摄取朱学,故对阳明本人多有肯定;而陆陇其等人则立足于朱学,不仅批判阳明后学,而且直击阳明本人。

到了清代的康乾年间,阳明心学的发展虽严重受挫,但并非就销声匿迹了。其演化过程,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康雍期。这一时期,尽管朝廷提倡程朱理学,但以江浙为中心的在野士人却以其他学说与之相抗衡。他们或者在尊崇朱学的同时标榜汉学,如浙西士人;或者在推崇王学的前提下凸显史学,如浙东诸子。相比之下,以史学加王学的浙东之抵抗力要超过以汉学加朱学的浙西。浙西因紧靠当时的汉学兴盛地吴、皖,又有朱学及其变异湛学的地缘学背景,所以是在尊崇朱学的前提下标榜汉学。二是乾嘉期。这一时期,汉学已在吴中完全取代宋学,催生出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汉学。然在浙东,取代宋学的则是与王学有着亲缘关系的史学尤其是“当代史”。而此时的浙西已日渐消沉,无论在汉学还是史学上都无太多建树,更勿言朱学抑或王学。

有意思的是,浙中王门所出现的分流与泰州王门的分派极为相似。王艮以后的泰州王门可分为三类:一是以颜钧、何心隐、罗汝芳等为代表的世俗派或称游侠派[179];一是以王栋、耿定向、方学渐为代表的中行派或称务实派;一是以王襞、邓豁渠、邓以为代表的异端派或称自然派。[180]浙中王门中虽无明显的世俗化思潮,但却存有鲜明的中行化与异端化倾向。前者以钱德洪、季本、蔡汝楠、张元忭、许孚远等为代表,后者以王畿、董澐、周汝登、管志道、二陶等为代表。后来由于政治环境的改变,浙中尤其是浙西吴下地区,还出现了政治化与逐利化的趋势。前者遂发展出以东林学派及黄宗羲、顾炎武为代表的启蒙主义思潮,而后者则成为众多浙商追逐利益最大化的理论武器。至于王学世俗化的倾向,应该说与江右王学有很大关系。江右王学的特点之一,即是与乡村宗法社会、家族血缘关系以及其中的道德教化和庶民教育等联系得特别紧密。而宗法家族社会在本质上就是世俗社会的构成要素或有机组成部分,于是道德教化和庶民教育便成了江右王学家的重要诉求之一。此即何以颜山农、何心隐、罗近溪等泰州王门中的世俗化代表人物皆产于江右的原因之一。当然,浙中也有较为严密的宗法家族制传统,但与江右相比,其势力显然要薄弱得多,尤其在较为发达的浙西、宁绍地区,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原有的宗法家族制社会已被肢解得遍体鳞伤。故此,浙西的管志道虽与颜钧、何心隐同被黄宗羲视为泰州之传人,但却猛烈抨击后者道:“今之时,晦庵之学既为阳明所掩,阳明之学又为颜、何等所蔽。执杨墨之公案以攻佛老,真如螳螂拒辙;通释老之心法以入圣学,将又不龙不蛇。专倚儒宗,必藏名利之根而不反于性命;旁求禅理,仍长虚狂之见而反遗其庸德。”[181]再有,虽浙中、泰州之王门皆有“异端派”,但浙中属于“圆融”、“高远”式的“异端派”,而泰州属于低俗、平民式的“异端派”;浙中使王学进一步走向精致化和“三教混一”化[182],而泰州则使王学更加世俗化和宗法家族化,从而使王学在“形而上”与“行而下”两个层面都得到了极大的拓展。

概而言之,阳明以后的浙江学术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浙东心学从修正王学而走向实学与史学,而浙西心学则是从折中王、湛而走向朱学与经学[183];二是越靠近吴地,朱学的影响力就越大,吴中东林学派虽亦有调和朱、王之倾向,但较之浙西的王、湛折中论者,在王学倾向上已大为逊色[184];三是作为介于浙东、浙西间的关键性人物刘宗周,影响力曾横跨钱江两岸[185],其弟子黄宗羲之门人亦是“遍于浙东西”[186],二人对提升浙西的学术品味功不可没;四是杭州作为浙东之学与浙西之学的缓冲地,是两边学者聚会讲学的重要场所,故在学术性格上,浙东学风与浙西学风兼而有之;五是如果说明代以后的“吴学”是以放弃宋学而返诸汉学为趣向,“皖学”是以宋、汉同弃而寻归传统儒学为诉求[187],那么“浙学”

便可以说是以明学为基点而融会宋学与汉学。这便是笔者在对汉唐以后“浙学”之基本定位的基础上,对建构明代浙中王学所预设的总体框架。

【注释】

[1]如《陈确集》载:“秦望于越山为最高,虽越人好游者鲜能登之。”(276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秦望山在绍兴,故此处所谓“越”皆指绍兴。黄宗羲曰:“文成(指王阳明)征思、田,先生(指钱绪山)与龙溪居守越中书院”(《明儒学案》,22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所谓越中书院,指的是绍兴府内的书院。不过亦有例外,如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载:“嘉靖辛丑科,词林二宗伯,一为乌程(今嘉兴桐乡)董浔阳份,一为华亭(今上海松江)陆平原树声;吴、越接壤,相去不三舍。”(341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这里所说的“越”,便大致是指包括浙西在内的整个浙江地区。

[2]黄震在谈及朱熹门人之分布时说:“如闽中则……浙中则叶味道、潘子善、黄子洪,皆号高第。”(《黄氏日抄》卷四〇《读勉斋先生文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全祖望说:“若东瓯,允宜属之浙中者也。”(《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中册,182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此“浙中”,即泛指浙江,包括浙东和浙西。故查继佐(1601—1676)为浙西海宁人,而徐 《词苑丛谈》则曰:“浙中查伊璜妙解音律,其家姬柔些尤擅绝一时。”(卷九《纪事四》,北京,中华书局,1985)因此,黄宗羲《明儒学案》中的“浙中王门”,实可谓“浙江王门”。又,浙江又称“两浙”,如郭汝霖说:“若两浙者,是东南之钜丽藩也。”(《石泉山房文集》卷八《赠羽泉刘公督抚两浙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一二九,496页)而所谓“两浙”,即以钱塘江为界的浙东与浙西。

[3]《黄宗羲全集》第6册,372页,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1995。

[4]浙东事功学说又可作进一步细分:“永嘉以经制言事功,皆推原以为得统于程氏;永康则专言事功而无所承,其学更粗莽抡魁。”(《黄宗羲全集》第5册,213页)而金华之婺学,亦与永嘉、永康“相互讨论,臭味契合,东莱尤能并包一切”(同上书,356页)。说明浙东事功学说,广义地说可包括三个流派,即永康功利之学、永嘉经制之学和金华性命之学。然“陈氏(亮)先事功,唐氏(仲友)尚经制,吕氏(祖谦)善性理,三家者,惟吕氏为得其宗而独传”(《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一六《送曹顺甫序》,《四部丛刊初编》本)。故兼采心与理、调和道与史的吕氏之学,遂成为影响浙东学术演化的源头活水。

[5]以“浙学”代指“陈学”,实始于朱熹,其谓:“江西之学只是禅,浙学却专是功利”(《朱子语类》卷一二三,296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此“浙学”即指陈亮功利之学。清道光末年夏炘撰《述朱质疑》曰:“朱子提举浙东一年,与浙人往来,深知浙学之弊,故《年谱》于淳熙十一年下,大书‘力辨浙学之非’六字。浙学不仅(吕)子约、(潘)叔昌诸公,永康、永嘉皆在其内,此亦必是果斋之原也。……且陈学即浙学也,浙学之坏,实由于同甫,乃必出同甫于浙学之外,诚不识王(白田)意之所在。”(卷五《与朱福堂博士论年谱书》)可见,即使在南宋浙东事功学的范围内,“浙学”一词亦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者仅指“陈学”,而广义者则涵盖东莱、永嘉、永康诸学派。不惟“浙学”,清人言“浙东学派”,也一样模糊不清。所以何炳松认为,全祖望“对浙东学派有时叫他为‘浙学’,有时又叫他为‘婺学’,有时又叫他为‘永嘉之学’,没有一定的地点和名称”(何炳松《浙东学派渊源》,18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是符合实际的。

[6]其实,叶适称北宋宁海学者罗适(1029—1101)是“浙学先河”、“理学先声”(原话出处不清),就已经隐含了把宋代整个浙江地区的学术统称为“浙学”的意向。吴光认为:“如果说,宋元学者眼中的‘浙学’仅限于金华、温州地区的‘婺学’与‘永嘉永康之学’的话,那么明末清初的黄宗羲、全祖望已经将‘浙学’的领域延伸到宁波、绍兴等大浙东甚至包括了浙西地区,而且所包含的学术流派也不限于‘婺学’与‘永嘉、永康之学’,而且包括了‘庆历五先生’、‘甬上四先生’以及姚江学派与蕺山学派了。以至清代乾隆时期的章学诚,则在区分‘浙西之学’与‘浙东之学’并强调‘浙东、浙西,道并行而不悖’的同时,已经蕴涵着大‘浙学’的观念了。”(《简论“浙学”的内涵及其基本精神》,载《浙江社会科学》,2004 (4))吴先生对“浙学”有“小浙东”与“大浙东”之分的解读,甚为精到,然说黄宗羲、全祖望的“浙学”概念“甚至包括了浙西地区”,以及章学诚“已经蕴涵着大‘浙学’的观念”的说法,则笔者不敢苟同(详见后述)。

[7]刘鳞长,字孟龙,号乾所,福建晋江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进士,官至南京户部郎中。刘宗周对其很是推崇,尝于崇祯十四年(1641)作《答刘乾所学宪》曰:“领大教极足开我固陋之见于高明,所见尽是无疑。……读来教旷若发矇矣。”

(《刘子全书及遗编》卷一九,355页,京都,中文出版社,1981)而《浙学宗传》已于此前三年刊刻,故刘宗周极有可能读过此书,并且还认同刘鳞长的编纂方针。或者可以这么说:刘鳞长以心学为宗的“浙学”概念,也许受到过大儒刘宗周的某种影响。

[8]全书共收录宋明时期的浙江学者41人,其中有6位是浙西人,即张九成、康邵、邵经邦、郑晓、许孚远和陈龙正。

[9]《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一一一,2~4页。

[10]《四库全书总目》,561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

[11]蔡汝楠父亲蔡玘(字玉卿,号夷轩),尝“游甘泉(湛若水)翁门,序《新论》、《心性图》(皆甘泉所撰),甚有期许。继而门人陆元静谈阳明翁之学,喜甚,欲买舟入越(指绍兴),会闻两广行,未果。日取其(指阳明)书沉浸之,而命汝楠卒业于天真(指杭州天真书院)”(《东廓邹先生遗稿》卷一三《延平府同知封中宪大夫夷轩蔡公墓碑》,民国十五年胡庆道重印本)。故汝楠之学有折中王湛之倾向。

[12]《自知堂集》卷二〇《致张按察使浮峰先生》,《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九七,702页。

[13]《自知堂集》卷一八《致孙蒙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671~672页。

[14]胡瑗曾被范仲淹聘为苏州教授,后又应滕宗谅之邀出任湖州教授,其教遂“行苏、湖之中”,时人称其“夙夜勤瘁,二十余年,专切学校,始于苏、湖,终于太学。出其门者,无虑数千余人。故今学者明夫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皆臣师之功”(《黄宗羲全集》第3册,57页)。因此,此“湖学”非指湖州之学,而是指胡瑗在苏、湖地区所开展的讲学活动及其所创设的“经义”与“治事”相结合的“苏湖教法”。是故欧阳修《胡先生墓表》云:“其在湖州之学,弟子去来常数百人,各以其经转相传授,其教学之法最备,行之数年,东南之士莫不以仁义礼乐为学。”(《欧阳修全集》,178页,北京,中国书店,1986) 《宋元学案·安定学案》亦称:“在湖学时,福唐刘彝往从之,称为高弟。”(《黄宗羲全集》第3册,56页)

[15]《黄宗羲全集》第3册,314页。

[16]《黄宗羲全集》第4册,405页。

[17]《黄宗羲全集》第6册,215页。

[18]《黄宗羲全集》第6册,394页。

[19]《黄宗羲全集》第5册,2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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