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流篇——中国兵家纵观】
● 早期的兵家思维缘起于卜筮祝辞。
● 以“打冤家”为例，三次占卜的结果，出现了
如下八种情形：
偶偶偶--不分胜负（中平）
奇奇奇--胜负分明，胜则大胜，败则大败
（中平）
奇奇偶--可战可不战（中平）
偶奇奇--不大顺利（下）
奇偶偶--必败，损失大（下下）
偶奇偶--无大不利（中平）
偶偶奇--有胜的希望（上）
奇偶奇--战必胜，获虏必多（上上）
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有组织的正规战争与国家的发展相伴而行。中国早期国家夏、商周朝代更迭，政治演进，战争的规模、烈度也前浪推后浪，兵学家的先驱递次在战争舞台上亮相。
巫师卜祝问兵机
自有人类社会，就有战争存在。尽管原始民族的部落内部相亲相善，熙熙融融，但氏族间和部落间却争战不已。或为婚姻，或为食物，或为领地，或者仅仅为显示一下部落战士的勇武。象采集、狩猎、种植等初民行为一样，战争行为也会有它的经验和积累和总结。在最初可以只是感性的直觉的和片断的，随着文字的出现，就会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战争经验的积淀和升华，呈现理性化的色彩。
正象战争的规模和烈度受着生产力条件和人类社会组织形式的双重制约一样，战争经验的总结也受制于战争的频率与规模和人类符号系统的演化。中国早期的文明史，恰在器物文明、制度文明和文字演进方面走在人灯的前列。而这种文明的进步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极大地激化了战争这一类社会的怪物。青铜器和铁器的使用首先是用于铸造兵器，象一句先秦的俗语说的那样，好的金属用做刀剑，而次的金属才做锄犁。发育较早的国家组织，一个基本功能就是发动战争，仅《甲骨文合集》收录的卜辞，就有商代君主武丁与上百个方国、部落多次进行战争的记录，战争的时间可长达一年，区域可及千里。中国现存最早的文字甲骨文记载事项比较集中的就是战争，目前收集的甲骨卜辞，这样的记载有上万条之多。由此观之，中国兵学的早熟与发达是不足为怪的。
不过，兵家的先驱并非那些孔武有力，叱咤风云的带兵人。倒是不操兵戈的巫师卜况，才使早期的兵略露出萌芽。
从形式上看，中国早年历史上的巫觋们与现代农村的巫婆神汉并无二致。同样是居于神（鬼）人之间的中介地位，传递消息。但在本质上他们是有区别的，其尊卑高下更是不可以道里计。早年的巫师是人类社会中专门的知识分子，拥有旁人无法企及的特权和地位。他们是帝王的顾问和参谋，也是帝王的师友和决策裁决人。那时的巫师远比领兵打仗的将帅还要威风和霸道，即便帝王满门心思想打一仗，或讨伐某方敌国，只要巫师们烧烧甲骨，弄弄蓍草棍，如是三番地装神弄鬼一通，然后说不行，那么帝王纵有一肚皮不情愿，也只好作罢。巫师们对战争的参予程度之高，远非今人所能想象，从出土甲骨卜辞来看，帝王的战争准备，包括对象选择、发动战争的时机、地点、战争部署，乃至处理战俘，都要进行占卜，以占卜的结果来决定行止取予。凡事参与多了，就自然会有关其事的经验或教训积淀于其中，从而见诸于巫师卜祝的卜辞。卜辞从单纯地问战争凶吉、天佑与否，逐渐渗入了有关军队名称和编制、战斗队形、战争规模和使用的兵器等项内容。应该说，这些卜辞在某些方面已具有兵书的一些特性。巫师们有意无意地扮演了军事参谋和兵学先驱的角色，尽管很不称职，但毕竟要算目前有文字可考的最可靠的兵家之源。
随着文明的演进和战争本身的进化，由巫师们兼代的“军事学家”逐渐不能适应情势的需要，两种人物渐次应运而生，取代了巫师这种粗糙的军事学家的位置，一种是由知识及文字应用面的扩大而出现的智谋之士；一种是由“巫”中分化出来的“史”。“史”成为专门的典籍编撰整理、收藏人员，有关军事的记述与总结自然也由他们来承当。在前者，出现了伊尹和吕尚这样的贤相兼统帅，在后者，则有西周的《军政》、《军志》一类的军事典籍。这两部书虽然已经亡佚了，但是从《左传》、《孙子》中保存的一些佚文片断来看，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比如在战略上，已经提出得人心与否是战胜的重要条件，提出作战士气的重要性，认为打仗要知难而退强而避之，在战术上强调地利的重要，行军打仗队形呼应，旌旗金鼓的使用等等。
中国古代的军事学就是这样从巫觋的手中走了出来，由神秘化推向理性化。
伊尹、吕尚传兵略
伊尹是成汤灭夏的关键人物，吕尚是周文王周武王灭商的关键人物。关于他们二人的身世，历史传说中各有说法，已经明显地蒙上了一层后人加工过的所谓“圣君贤相”或“圣主求贤”式的理想色彩。或者说伊尹原是一名筑墙的奴隶，还懂烹饪，而吕尚则曾当过屠夫，卖过水，是成汤和周文王这样的圣君明主不拘一格地将他们从社会底层选拔出来，委以军国大任。但是二人得售之前都有梦兆示于君王，而且两人都“善卜”，尤其是吕尚，更是有种神秘色彩，小说《封神榜》恰是根据这一点，将他演义成一位能呼风唤雨，卜神遣鬼，亦巫亦将亦相的人物。说明他们与早期的知识阶层巫卜是有关系的，所以行为上依然带有巫卜的痕迹。
伊尹的最大功业是助汤伐桀。当商汤得到伊尹之时，夏朝之君桀昏乱残暴，不修内政，连年征伐，以致国力大损，但是商当时还是向夏纳贡的属国，瘦死骆驼大于马，商要想取夏而代之，还不是那么容易，更何况，夏桀也是个善于征战之人，治国虽然不行，打仗却有一套。
针对这样一种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势态，伊尹为成汤制定了一套修德自强、由远及近、翦除羽翼、夺心夺力直至最后决战的战略。
根据这个战略，商汤在伊尹的辅佐下，首先内修德政、轻刑薄敛，奖励生产以强干固本，对外交结各国，争取联络那些对夏有急气的诸侯，一时形成了众望所归的局面。传说成汤出征，东征而西边的人不满意，南征而北面的人不满意，人民盼望成汤，就象大旱之时企盼甘霖的到来。
其次，对那些仍然依附夏桀的诸侯，伊尹创造性地运用“用间。谋略，亲自化装由商去夏，探知了解了夏王朝的内情，巧妙地离间了夏与各诸侯之国的关系，造成了夏王朝内部的分裂，最大限度地孤立了夏桀。这种不入虎穴焉得子的气概和胆略，以太巧妙的行间术，使得后人将伊尹尊为用间之祖，孙武子在《孙子·用间篇》中就专门提到伊尹和吕尚的入敌国行间的事迹。
当商逐步强大到足以与夏抗衡时，仍然采取避免与夏正面交锋的战术，而是率先从两翼下手，逐一征伐葛、韦、顾、昆吾四方国．以翦除夏桀的羽翼。这四方国一向与夏关系密切，尤其是昆吾号称“夏伯”，是夏桀最亲近的助力和黄河上游地区的支柱。商拿这四方国开刀，打响了灭夏战役的序曲。在伊尹的调度下，商找借口先从实力最差的葛下手，递次攻灭了韦、顾、昆吾，全部占领了兖、豫大平原，实力大增，而夏则处于近乎孤家寡人之境地。
一连串的胜利使得成汤欣喜如狂，一时失去了必要的冷静，在击灭四方国后，遂下令停止了对夏朝的纳贡。夏桀大怒，下令征调“九夷之师”平攻商汤。当看到九夷还听命于夏的时候，伊尹感到决战的时机尚欠火候，于是力劝成汤暂时隐忍，商遂向夏谢罪请服，恢复了对夏的纳贡。
次年，当伊尹发现连九夷也对夏阴蓄叛志的时候，觉得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已经到了瓜熟蒂落的境地，于是立即号召诸侯，兴兵伐夏，成汤夏桀的最后决战--夏商鸣条之战终于开始了。
成汤在战前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誓师词，声讨夏桀的残暴无道，宣称自己是奉天吊民伐罪，以正天讨。成汤还要求部下忠实于自己，英勇作战，他保证赏罚严明，决不食言。誓师已毕，成汤和伊尹精选“良车”70乘，和敢死之士6000人，联合各方国军队，向夏都进发。战车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作战工具，有70乘已足以摧枯拉朽，冲锋陷阵了。
商军绕道从西方出其不意进逼夏都，由于夏桀已成为孤家寡人，消息闭塞，以致商师兵临城下，方才知晓。夏桀仓促之间率师迎战，不敌而退走鸣条（今河南封丘东部），商军追击，双方在鸣条决战，直杀得昏天黑地，夏军大败亏输，夏桀逃到一个属国，立足未稳，商军不久旋踵即至，桀仅率少数亲随落荒而走，不久病死。随后，成汤和伊尹率师征服了原属夏朝的所有地方，建立商朝。
吕尚助周伐商的故事与伊尹有着惊人的相似。成汤开创的基业四百余年传到纣王（帝辛），历史又开玩笑似地出现了与上朝代相似的现象。商纣与夏桀一样，有着足以自负的才智与勇武，史书上说他可以赤手空拳与猛兽相搏，而且见多识多，思维敏捷。正因为如此，他即位以后，好大喜功，不恤民力，四处征伐，尤其是对东夷的连年征战，耗费了大量民力物力，虽说为他开创了新疆土和掠夺了大量金玉财宝，却使国内矛盾空前激化，人民不堪重负暴乱不已，统治阶级内部派系纷争日趋白热化。四方诸侯各怀异志。但是被百战百胜假相蒙住了眼睛的商纣却看不到自身大厦的裂痕，在一次次的凯旋声中他愈发刚愎自用，不听忠谏，骄奢荒淫，纵欲无度，史书上说他做酒池肉林，迷于醇酒女人，夜夜欢宴。又制炮烙之刑对付那些反抗他意志的人们。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周文王遇到了吕尚，遂用其谋，花了两代人的功夫灭商自代。
吕尚的灭商筹划，在大趋向上与伊尹灭夏之计并无不同，但在某些方面却也有特色。首先是行韬晦之计，以恭顺效忠的面貌，麻痹商纣。吕尚曾对周文说，雄鹰出击之时，要收拢双翼，猛兽将要扑搏之际，也会伏缩身躯，圣人要想有所为，必示无为以愚弄对方。周文王采纳了吕尚的建议，处心积虑对商纣表示恭顺。商纣曾囚禁周文王子羝里（今河南汤阴北部），但文王不仅没有露出丝毫的怨色，反而令手下奉贡商纣以美女和珍玩，结果周文王反祸为福，出来后不仅“西伯”即一方诸侯之长的称号得以保留，而且还被赐以弓、矢、斧、剑，使其得专征伐之权。后来，吕尚恰是利用这个“合法”权利大作文章，一方面扩展自己势力，一方面翦除商纣的羽翼，使伐商的前半部征战均在商纣的大旗下进行。文王摆脱了羝里之囚，对纣王愈发恭谨，不断地送上美女、奇珍、异宝，并献上洛西之地，还屡率西部诸侯朝觐纣王，曲意交结纣王左右，以便让他们在纣王面前多进美言。同时还摆出一付沉溺声色的样子，大筑舞楼台，安排歌姬舞女，撞钟击鼓，花天酒地，并有意让纣王知晓。果然，吕尚的韬晦术成功，商纣从此对文王放松了警惕，认为这个人已经变得昏庸恭谨无所事事，不足为虑，从此一意专心对东夷用兵，将主力调往东方，从而使周迅速壮大。
其次，用间用得更巧妙更有效。吕尚使人收买了商纣王的近臣费仲，不仅使其转送各色礼物贡品于王前，而且还能为文王说情游说，从而使吕尚的韬晦之计得以实现。最重要的是，费仲等人实际上充当了周人的间谋和内应，从而有效地瓦解和离间了殷商统治集团。本来就刚愎自用的商纣王，在这些充当周人“内间”的佞臣蒙骗下，遂变本加厉地倒行逆施，拒谏饰非，残害忠良。数年之间，重臣比干被杀，箕子被囚，而商纣的哥哥微子在屡谏不听的情况下，经过周人的劝说，竟降了周。非但如此，由于用间之功，殷商王朝的一举一动周人全部了如指掌，而商纣却如盲人瞎马，整日沉缅于自己的幻觉之中，直到周军兵临城下，方知大事不好，可主力远在东夷，只好发囚徒俘虏为兵，仓促上阵，结果兵败身死。
决定周商命运的牧野之战是一场空前规模的大厮杀。周武王率兵三百乘，虎贲（近卫军）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而商纣由于主力部队尚远在东夷，不及回援，遂以首都卫戌部队另加奴隶和夷人战俘临时组合，也拼凑了十七万人。双方在距商都朝歌70里的牧野（今河南淇县东）大战一场。商纣临时武装起来的刑徒和俘虏，不是四散逃命就是临陈倒戈，不过剩下的商军还是进行了垂死的抵抗，双方直杀得血流漂杵，最后商军大败，绝望的纣王逃回朝歌，自焚身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