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时，生计日艰，后来再加上三线建设、备战备荒风潮渐起，因此寺庙里也在逐步遣散僧人……
清末光绪年间重建后，大慈寺处于恢复状态，但其规模和香火情况不及唐宋远甚。清朝覆灭，民国建立不久，四川在1918-1935年的17年间发生了470次军阀混战，各地军阀横征暴敛，有的地方提前预支税收达几十年之久，没有较为完备的寺志，其惨状可谓空前。紧接着八年抗战、四年解放战争，动乱频仍，活命尚且不易，况乎这种与民众日常生存关系不大的寺庙？
20世纪50年代初，社会剧变待定，一些出家人弃佛寺而还俗。而此前未曾离婚即已出家的人，在20世纪50年代新婚姻法颁布后，便收到女方的离婚请求，我就曾搜到有这样的资料。当然还有更多的人，静等社会安定后，继续在佛寺修行弘法。我非常有幸收到一系列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成都佛寺如文殊院、昭觉寺、近慈寺、草堂寺、大慈寺等的资料，这些资料事涉寺庙的寺僧工资、日常生活开支、工作情况、出差费用等，虽然琐细，却非常重要。因为这些史料与1949年后中国的大历史诸如反右、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等勾连在一起，可以让我们从佛教这样比较特殊的角度来互联印证，也算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历史的特殊记录。
需要作一个总体说明的是，我对这些第一手材料的处理方法是如实照录，引原话则加引号，摘录则不增加任何意见。
大慈寺僧人情况
大慈寺在唐宋鼎盛时期，有96院，寺僧有几千乃至上万人。自宋以降，大慈寺的衰颓日甚一日，明清史料非常稀有。大慈寺虽然经历了千余年的发展，但一直没有一部完整像样的寺志，因此其寺庙诸多情形付诸阙如。即令到了离我们很近的20世纪，大慈寺的许多情况也不甚了了。我曾向大慈寺的有关方面人员打听大慈寺有无保留下来的档案，他们均说没有。一座寺庙的历史，没有很好的实物档案和地下文物相互印证，没有较为完备的寺志，那么要说清该寺庙的历史是比较困难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慈寺到底有多少人，我手上没有寺僧的花名册，但我从手上所掌握的资料来看，还是可以大致还原此一时期的一点基本情况。
1964年3月13日所填写的《成都市供电局（公司）表灯用电保证金凭证》，就写明大慈寺电表容量为5安培，存入用电保证金33元，这说明大慈寺用电人数并不多。1963年则为12人，烟票4份，1963年9月23日备注一栏有“职工12人吸烟的4人”，没有很好的实物档案和地下文物相互印证，收取者释演如、释宏清。凭1964年、1965年的单据——成都市商品票证领取凭单——来看，大慈寺寺僧人数应为10人。
从一张《大慈寺诸师工作工分名单》，我们得知寺内每个人所做事及其月薪，这对考察1949年后的寺院经济也有一定的用处。凭单在“正住户口职工人数”填10人，寺庙为集体所有制（但也有填成“全民”者）。每月棉花票、副食品票、糖票、布票各10份，而每个季度的一类烟票（有时是“全民烟票”）为3份，其所有领取者均为释真观。这说明1963年为12人，而1964年和1965年两年则为10人，因何少了两人，或因为僧人圆寂，或因为转寺，或者被遣回原籍还俗，总之几种情形都可能存在。
1958年大慈寺住持圣钦和尚年老，故将永建法师调到大慈寺来任监院。永建在20世纪50年代末至“文化大革命”前，一直任大慈寺监院和成都市佛协理事。从历次学习、开会来看可清理出一份20世纪50年代末至60代初大慈寺寺僧的名单。圣钦（大慈寺方丈，1964年去世）、永建（大慈寺监院）、宏奎（出纳）、演如（制表）、真观、大朗、园果、隆云、戒品（右派分子）、证光（右派分子、畏罪自杀）、宏畅、清修、寂心、维钧、隆福、隆诠、圣淮、真悟、凡法、愿成、福翠、通智、智益、宏青，其中居士陈述尧曾有一段也在大慈寺学习过。不包括曾在此寺学习过的居士陈述尧，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先后在大慈寺的寺僧名单总数为24名。常在寺庙的寺僧长期维持在10名左右，大慈寺已经沦为一座有历史的小寺庙了。
从一张《大慈寺诸师工作工分名单》，我们得知每个人所做事务及其月薪，这对考察1949年后的寺院经济也有一定的用处。按名字、工种、收入（工分所得）排列如次：
而在另一张表格上文殊院22人，工资伙食335元（宽霖自己确定只7元伙食费）；昭觉寺62人，不包括慈青的在内（大抵他在市佛协任职之故），工资伙食为1131元；而大慈寺则为13人，196元，平均每人每月15元。这样的工资伙食费用，若有充足的物资可买，是可以过得下去的。
由于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生计日艰，后来再加上三线建设、备战备荒风潮渐起，因此寺庙里也在逐步遣散僧人。在一张调查表格里，爱道堂有14人，其中有10人有自己的去向，比如定静、净凋、广超到铁像寺；隆净和果戎拟退休，生活由办事处供给；退休做临时工者有海寿、昌厚、隆定3人；海密拟到绵阳老家或者师父智光在梓潼的住处；本慈拟与自己的徒弟明忠随组织疏散。而大慈寺的8人名单里只说到戒品是“摘帽右派”，现住在文殊院，而宏畅跛脚，永建则“他本人表示拟在大慈寺挖防空壕，不走”。永建除了是大慈寺监院外，他还是省、市佛协常务理事，他当然不能说走就走，况且宗教局方面也不可能让他走，大慈寺虽然经历了千多年的发展，故留下来挖防空壕是一种没有选择的选择。
生活的困难，当然不只是吃的东西缺乏，穿的东西也不富裕，大慈寺还算好的，还有些公用棉背心、短大衣、棉裤等可以出借，比如曾有单子上列有“遍能和尚借（棉裤一条），未开条”。（一张“大慈（寺）布票分配名册表”，有寺僧10人及李美前、陈述尧两位居士，均为布票10尺。其他用品换回布票175.5尺，最后添加为11尺，作为炊事生产的围腰用，多余布票上缴44.5尺。）
不过寺庙里的方丈和监院，作为寺庙的领导人，要么工资较高，要么在工资之外还另有补助，胜过普通寺僧不少。1964年3月9日一个列表上有永光（曾是市佛协会会长、今系近慈寺方丈）、述超（曾系近慈寺监院、今为市佛协理事）、法喜（曾任近慈寺库房保管兼买办、今为市佛协理事）、心会（曾任近慈寺监院、今任成都市佛协副秘书长）四个人的名字，只有永光下有“每月薪资43元”。查当时物价和普通工人的工资，永光的43元工资应为普通工人的两倍，这对一个日常用度并不多的出家人来说算是够高了，这也可以反过来证明大慈寺方丈圣钦法师去世时为什么有1129元存款。再者，大慈寺监院永建多次收到“补助费通知单”：“兹送去补助费壹拾伍元正，请查收。永建先生
四川省人民委员会宗教事务处”，1965年整年和1966年1月都有，可能这是对永建担任省佛协理事的补助。
政治学习
彼时的政治学习长年累月，层出不穷。大抵1949-1978年是寺僧参加各种学习、开会最频繁的年代，念经修行反而成了余事。现将手中掌握的部分材料陈述出来，以便大家管窥一斑。未能在正文标示的学习文件及时间，我将在《大慈寺年表》里有所体现，以便将来编辑大慈寺寺志，能够据实采入。从保留下来的开会及学习材料看，与大慈寺有关的学习、开会，1958年共15次，看展览3次；1959年共20次；1960年17次；1963年5次；1965年5次，参观1次。
1959年10月26日以永建个人的名义曾写过一页《大慈寺学习简报》，其中主要是说工作忙，只是每周二、五晚七点至九点回寺学习。参加学习的有宏畅、维钧、清修、大朗、真观、洪青、寂心、永建。隆云有时到有时未到，演如在组织上学习，园果有病未参加，圣钦老和尚未参加。学习的文件主要是周恩来的伟大十年和李大章省长的讲话。“因为讨论时除宏畅师、真观师谈一点，其余年老的没有记忆力，因此其寺庙诸多情形付诸阙如。即令到了离我们很近的20世纪，故对于文件上全国同我省在1958年大跃进的增产数都记不得，只有及时多讲多读关于建设同节约增产（的内容），基本上都能以新旧对比来分系（析）确切（实）是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在党和毛主席英明的领导下把鬼都变成人。种种伟大成绩，是有目皆见的……我们现在能记录的人都没有，我本人现在眼睛更坏，晚上读报都感困难。眼下都不如去年了，在领导学习上是很惭愧的，谨此具实呈报。”
1962年11月23日的《成都市佛教协会诸山学习简报》之开篇就说：“我会在11月23日上午召集文殊院、大慈寺及诸山小庙僧尼及部分居士（我会理事）听了宽霖副会长关于全国、全省和全市佛教代表会议精神的传达报告，计到人数46人。……在讨论中又由福田秘书长反复将报告的精神和古巴问题、中印边界问题作了一些个人发言。”如大慈寺永建说古巴从1957年生产就搞得好，700万人一条心。那么要说清该寺庙的历史是比较困难的。说到三面红旗和人民公社，永建则说，要不是有人民公社，我们就不能这样享受。古话说，“灾荒之后，必有凶年”，而我们遭受三年自然灾害，能有这样的好，就是因为党的方针正确。对于党的宗教政策，永建又说，在新中国成立前，党的宗教政策就是在贯彻执行的，为了一部藏经，还牺牲了几位战士。
这样的传达和学习，自然会进一步落实到每个寺庙，大慈寺也不例外。1962年12月8日就出有《大慈寺学习讨论简报》。谈到国外，大慈寺简报说：“十月二十日我军略一还击，仅几个钟头打得印军落花流水，取回据点四十余处，事实俱在，万众周知。”至于说到国内，则是谈三面红旗的光辉，“虽然三年的特大自然灾害，是我国百年所未有的，但我们有了三面红旗的伟大，战胜了自然灾害。广大群众还是穿暖、吃饱，要是旧社会，早已哀鸿遍野，流离失所了，但一直没有一部完整像样的寺志，这都是我们亲身经历过的。”
至于说到许多寺庙特别是一些小寺庙想重修，有些还俗的僧人想重新回来。大慈寺简报则明确说道：“有个别妙想天开的，梦想恢复小庙，并（让）解放前离开寺庙的出家人回到庙内。这种思想，我们看来是大大错误的。……旧社会劳动人民修建的庙宇，现在或修仓库、或办学校，都是群众所需要的，就应该归还群众。我记约1954年《现代佛学》登载过这样一段话，虚云老法师在中国佛教协会成立时提的意见，要求政府只能够重点培修，一般的应该收为公用。因为我们正在建设的时候需要房屋，他老人家的建议我以为是合法的、是正确的。出家人不能遵守规章制度，见意（异）思迁，还算得忠实的佛教徒吗？”
联系到上下文语意，以及简报最后的署名：“大慈寺永建同全体仅（谨）呈”，简报应该是以永建住持的口气所写，特别是在谈及宗教自由时，永建法师再次引用了他在市佛教协会上有同样意思的发言：“宗教信仰自由，我正确地认识到，始终是贯彻了的。如新中国成立前山西赵城为了一部藏经牺牲八位解放军战士。解放后，名山大刹的修复，用了国家很大的款项。再如我寺及文殊院、昭觉寺，党和政府都用了巨款培修，一洗旧社会寺观做军营、花木做柴薪的惨相。”简报的最后部分“今后的任务”自然是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听党的话之类的口号。
政治学习在彼时是大家都不敢马虎的事，原则上所有的寺僧必须参加。尽管参加，也不是所有人都爱发言，有时甚至还不去，比如大慈寺园果、隆云就曾多次缺席，被监院永建等人批评为死不进步、懒于学习。大抵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1960年2月6日，园果还与永建大吵大闹过。
右派分子名单
反右运动是当代中国1957年发生的一件大事，被打成右派的究竟有多少人，在诸种档案尚不开放的情况下，要得到准确的数据，非常困难。何况划右派还有许多特殊性，如农村中的反右运动，根本没用右派之名来划，而是用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名称。与此同时，城市里不戴帽的右派或者相似的待遇，还有不少，大慈寺的许多情况也不甚了了。
一座寺庙的历史，很多无法证实而消息于天壤间。更有甚者，有被打成右派而没留下任何档案材料，连“平反改正”都无由者。
一般认为宗教界都是方外之地、化外之所，但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很强调意识形态和政治正确的年代，哪有什么地方不被波及呢？据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青城山记》，1958年6月，四川灌县集中全县道士94人在天师洞进行为期一个半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鸣放辩论，在道士中划右派分子5名。1980年根据政策进行复查，全属错划，已全部改正。同样成都佛界教也划了一些右派，据我查到的残缺不全的资料，看到“各寺庙的右派分子”名单一张如下：
文殊院：宏奎、解空、澄济、圆照；
草堂寺：广学、贯通、能悟、果云；
大慈寺：戒品、证光（畏罪自杀）；
昭觉寺：（缺）；
爱道堂：隆净；诸山：果能、隆光、智信（尼）。
这个名单不仅是缺昭觉寺，还缺成都市佛协的。
在另一份材料上有非常详细的学习时间、人数、大字报数目、意见数目、右派分子名单。现依时间抄录于后。1957年8月3日-8月26日，成都市佛协学习24天，其中佛协右派分子张净侯、牛次封两名。1957年12月16日-1958年2月１０日，文殊院41人（本庙37人，成都市佛协会会长1人，工作人员3人）学习55天，大字报数目353张，意见数目730件，其中有该寺右派分子宏奎、圆照、澄济、解空四人。昭觉寺、草堂寺、大慈寺三寺合其他寺，都各自在3月14日-5月26日学习72天。昭觉寺43人，大字报数目730张，意见数目420件，其中有右派分子演光、光宗、宏明、圣语、如宗、宗法六人；草堂寺31人，其中有右派分子隆安（畏罪自杀）、广续（学）、贯通、果云四人；大慈寺41人（本庙22人，诸山16人，男居士2人，女居士1人），大字报数目783张，意见数目684件，其中有大慈寺右派证光（畏罪自杀）、戒品2人，诸山右派果能、隆光、伍心言居士三人。6月13日-7月17日，爱道堂83人（本堂49人，金沙庵15人，诸山19人）学习34天，大字报数目647张，其中有反社会主义分子隆静、智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