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民族性与现代性:观察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双重视角
一、问题的提出:民族性与现代性
“民族性”与“现代性”是一对特殊的概念,两者虽然都从属文化学范畴,但民族性更多的与政治关联,其潜在概念便是“民族精神”、“民族主义”,而后者则与经济领域密不可分,因经济变革带来的生活变化,成为“现代”、“现代化”等概念的历史源头。从理性逻辑推断,跟“民族性”相对的概念当属“世界性”,跟“现代性”相对的概念应是“传统性”,只有“民族”与“世界”才能构成一组空间范畴的概念,而“传统”与“现代”则构成一组时间范畴的概念,他们始终处于一种二元对立结构中,其特性具有对举性和冲撞性,前者与后者总是互相依存,离开“世界性”,便无所谓“民族性”,离开“现代性”,也无所谓“传统性”。
然而,当我们研究和考察20世纪中国文学的内在品质时,仅仅用“传统”和“现代”二元判断是远远不够的,甚至无法描述中国文学已有的历史风貌。传统作为一个宏大而空洞的概念,几乎涵盖了中国历史的各个方面,所有有关文学的、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历史都可以统统被称之为“传统”。因而在今天,当我们的文化理论大张旗鼓地举起“现代性”的大旗时,我们不可能提出一个“传统性”的概念与之并举,理由是:“现代性”有着相对明晰的内涵,而“传统性”则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概念,它既不能标明历史过程的外在肌理,又不能传递文化发展的内在特性,因而也无法承担彰显文学活动内在品质的历史重任。基于此,我们认为在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时用另一个词语替代它不仅十分必要,而且恰如其分,这是因为,其一,“传统”与“现代”只是一组时间范畴的概念,它无法揭示文学创作中呈现出来的内在特质,而“民族性”和“现代性”更多地指向文学活动和文学创作的内在本质,通过对“民族性”和“现代性”的意义解读,能够较为清楚地解析20世纪中国文学复杂多变的审美风貌;其二,“民族性”既包含有民族文化的传统特性,同时又特指文化传统中最能体现民族文化的精神特质。“现代性”则是民族文化发展的一种结果,它既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产物,同时又渗透着鲜明的政治气息,政治和经济的两只巨手推进了文化的快速发展,给以传统为生命资源的民族性带来巨大冲击;其三,从文学的表征看,“民族性”与“现代性”呈现出先后关系,究其实质,则更多地体现为“表里”关系。有时“民族性”为其“表”,“现代性”为其“里”;有时“现代性”为其“表”,“民族性”为其“里”,这正是20世纪中国文学内在品质复杂多样的体现。归根结底,“民族性”与“现代性”共同构成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两个侧面,他们互为一体,不可分离。
将“民族性”作为“传统性”的替代词,在我们的研究中还有以下情形需作具体说明。首先,从研究范畴上将其界定为20世纪中国文学领域,我们的研究对象必然是这一历史过程中与文学发展息息相关的文化活动和文学创作;其次,在讨论文学的民族性时,“文学民族性”更多地指涉传统的汉民族文学而非其他少数民族文学;第三,二者(民族性与现代性)既有时间的线性上的区别,同时又并无截然的时间阶段的划分,因为从民族性向现代性转型的过程本身便是参差交错的,既不可能对一个文学阶段作出明晰的评述,也不可能对一个作家进行简单的论断;第四,将“民族性”与“现代性”并举时,并非将其视为对立的概念范畴,由于其间存在着相当多的互融性,因此只能重点探讨其中更为主要的方面。在矛盾的双方发生性质的转化时,居于主导方面的因素便会决定事物的性质,20世纪中国文学的民族性或现代性品质也由此推论。
我们知道,将民族性与现代性并举讨论,是很容易引起质疑甚至争论的,这不仅仅因为两个概念本身很难进行对比式阐释,单是概念本身的内涵也相当繁复,从经济到政治,从文化到历史,从哲学到美学,很难对其进行单向度的解析。例如关于现代性的讨论就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但在90年代末期论争还持续不断,根本原因在于现代性这一词语的内涵过于宽泛,讨论者站在不同的立场和视角就会有不同的解读。从经济的领域看,现代性在推进全球工业化进程中扮演了一个巨人的角色;从文化的视角分析,现代性又给人们的精神生活造成了诸多的混乱和痛苦,许多学人试图站在后现代的制高点,对现代性曾经的辉煌逐一剖析,或肯定,或否定,形成截然不同的判断。同样,民族性这一概念也未得到学界一致的认同,理由是内涵太过笼统宽泛。从政治学的角度看,民族性往往被解读为“民族主义”甚至“国家主义”;从文化学的范畴看,民族性又被视为民族文化的积淀物,它沉淀着一个民族的历史,既有精华,也有糟粕,对民族性的清理、辨析和评判便是一件相当复杂的工作。因此,我们在讨论20世纪中国文学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关系时,只对这两个概念作基本的解读,从文化视角入手大致厘清二者间的逻辑联系。我们的方法是,立足于文学本体,从20世纪中国文学自身的发展逻辑中探寻其间存在的民族性特质,并剖析西方现代文明对中国文学产生的诸多影响,导致中国文学内在品性(民族性)不断改变和演进,探讨和思考21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路径。
二、什么是民族性?什么是文学的民族性?
(一)什么是民族?什么是民族性?
民族是人类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种族关系。“人类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斯大林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94页。斯大林的这段论述被中国学者们习惯性引用,主要在于他对民族概念的全面解析。民族形成的首要条件是共同的语言,因为语言的共同性,才能对种族的群体生活与行为方式进行规范,才能形成思维与思想方式的一致性。地域作为民族生存的外在条件,也是必不可少的外部条件,几乎所有的民族生存和发展都有着相对固定的生存环境,地域地貌所形成的物质基础不仅成为民族生存发展的前提,往往还构成民族生存的心理空间,成为决定民族精神的关键因素。当然,因长期生存发展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生活习俗也是民族特性的重要标志,没有较为独特的相对稳定的群体性生活习俗,只能称作种族而谈不上真正的民族。在现代民族国家的理解上,尤其强调民族文化的相对独立,一个人不论生活在什么地域,只要他拥有本民族的血缘传统,继续沿袭本民族的语言,遵循本民族的文化理念,坚守本民族的生活习俗,那么他理所当然应该从属于该民族的一员。
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则来自西方,英文中的“民族”(nation)来源于拉丁文natio,其本意为“一个出生物”,用来指同一出生地的居民团体。在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眼里,“民族”(nation)就是不分等级并与君主统治对抗的国家中的人民,意指具有现代政治权利的社会公民,又被译为“国民”(nationality)。由于欧洲多数国家有单一民族的历史传统,如法兰西民族、日耳曼民族等,因此“民族”又成为“国家”的同义词国家构成的三个不同部分分别是:Nation代表国民,State代表政府组织,Country则代表国土。,从而使民族这一概念带有鲜明的政治意蕴,因此,在西方政治学中,民族实际上指代主权国家的人民,而非特指单一的民族共同体。
正是“民族”一词中所隐含的现代启蒙主义思想,才使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从欧洲到亚洲,从非洲到拉丁美洲,许多国家和地区出现了追求民族独立的政治思潮,民族意识的觉醒使他们努力摆脱西方殖民主义者的统治;另一方面,现代民族国家强调人格独立,保护民众的政治权利,尊重公民行动、言论以及信仰自由,使“国民”(nationality)真正成为“国家”(nation)的主人。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从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本质入手,剖析了“民族”一词在现代政治和经济双重作用下形成的全新内涵,使人们对现代国家中的民族问题和民族主义思潮有了重新的认识和理解。他认为“民族”是现代政治虚构的模糊影像:“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页。可见,作为国家概念的基石,民族总是与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的。
民族性是一个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独特文化风貌和内在品质,这种品质由包括语言文字、生活风俗、审美心理、宗教信仰在内的各种综合因素共同构成,它融入到每一个民族成员的生命血液中,成为区别于其他民族成员的主要标志。
首先,语言文字作为民族文化最重要的符号对民族的生存发展有着至关紧要的影响,它是连接民族内部成员情感与思想的桥梁。每个民族都有着自己独特的语言,而当一个民族出现了约定俗成的文字符号时,该民族的文明程度便有了重大的提升,思想得以交流,情感表达的方式也更加多样化。更重要的是,民族成员的思维方式随着语言的不断演进也变得更加科学和严谨,由此才能产生带有鲜明理性意识的逻辑推理和判断思辨,一个民族的独特品性跟该民族语言文字的特性是相关联的。富有感性特质的语言是民族性格激情开朗的符号隐喻,而语言的节制和简练往往对该民族形成含蓄沉稳的性格有着重要的影响。
其次,民族的生活风俗是民族性重要的内在因素。年轻人的恋爱方式和婚姻习俗,民俗节日的庆典方式,对死者的葬礼与祭奠风俗,往往是一个民族生活风俗的重要内容,它表明该民族成员对待生活的态度,感受生活的情怀,体验生命的方法。这些风俗一旦形成,便不断传承,沉淀在每个民族成员的无意识中,使他们因此产生强烈的族群归属感。一个民族之所以区别于其他民族,生活风俗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一般说来,具有较为稳定的民族生活风俗,其民族性也相对稳定。
第三,审美心理作为民族文化基本元素是民族性的重要标志。在民族的基本生存条件得以满足之后,民族成员对精神和心理的需求便逐步提高,审美意识也日渐强烈,包括音乐、舞蹈、绘画等与温饱无关的艺术形态陆续出现,建筑、服饰、装饰艺术也成为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当与文字相关的戏剧演出、文学创作出现之后,民族的审美活动便上升到一个相对高级的阶段,众多专业的艺术工作者为民族文化的繁荣建设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他们的创造性劳动推进了民族艺术的不断发展。一个民族的审美追求和由此创造的艺术产品是该民族巨大的精神财富,同时也构成其民族精神的重要品质。
第四,宗教信仰是民族文化的重要标志,也是民族性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人类在完成生存延续的过程中运用上天赋予的智慧战胜了恶劣的自然条件并获得了比其他生物更为有利的生存环境,强烈的求知欲使每个人都试图探寻生存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原始的哲学思辨促成了原始宗教的形成。绝大多数民族都出于内心的敬畏而产生对自然之神的崇拜,许多民族在思考生命出现的重大问题时,都把它归因于神的创造,于是不同的民族有了不同于他民族的神灵,有了不同于他民族的神话传说,也形成了不同于他民族的宗教信仰。宗教信仰的形成对民族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它影响和制约着民族成员的精神心理和行为方式,使每个成员依据共同的宗教准则控制和约束自我的行为规范,同时也使民族成员的精神意志更趋于一致。
民族文化的特质是一个民族自身民族性的具体显现。它是在民族发展的历史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具有相对稳定的存在形态,得到民族成员的认可并不断传承,构成该民族重要的文化符号,它是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的外在标志。每一个民族总是希望通过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宣示本民族的内在特性(民族性),以显示民族自身存在的价值和地位。在和平的环境中,民族文化的内在品质大多呈现出理性和内敛的特质;当民族成员的生存受到外族威胁时,民族文化的品性则衍生出激情和刚强的一面。所以讨论民族文化的特性时,也应从历史的角度考察其多元性和复杂性,避免简单而武断的评判。
(二)什么是文学的民族性?
文学的民族性指作为审美存在的文学形式从内在精神到外在形式充分体现了本民族的精神气质与文化特征,具有与其他民族文学形式所不同的独有的文学特质。从内在视角考察,文学的民族性应包括文学所承载的本民族的文化内涵,包括民族成员特有的生活态度、生活习俗、生命理念、宗教信仰等;从外在形式考察,文学的民族性主要包括民族语言及表达方式,民族成员的审美观念,对文学形式的探索与审美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