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善培（1875-1958），号孝怀，字致祥，原籍浙江诸暨，随父宦游入川。1899年东渡日本，考察学校、警校、实业等。1901年奉命带20名学生赴日本留学，并聘回日本教习来成都开设私立东文学堂。后赴泸州任川南经纬学堂学监。1902年任警察传习所总办。转赴粤，任督署副总文案兼广东将弁学堂监督。锡良任川省总督后，回川任警察局总办。先设巡警教练所，继在成都建幼孩教育厂、乞丐工厂、老弱废疾院，并力戒鸦片烟，改造监狱，预防火灾，破除迷信，他是成都首推“户口”建制的第一人。
1908年任四川通省劝业道总办，通令各属普设劝业局，培训劝业员，大力资助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任内多次举办展销商品的工商赛会、商业劝工会，还在成都设立能容纳300余家商户的劝业场，这些措施推动了四川近代工商业的发展。还倡导和督促成立川江轮船公司，参与讨袁护国运动。国民政府成立后，潜心治学，不问政事，抗战初期在天津设立电台，代表四川省主席刘湘对外联络。1949年初任民生公司董事长、全国政协委员。著有《周易杂卦正解》以及往事回忆等。值得一说的是，八十开外的他参加了开国大典，并在国号确定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司徒丙鹤《司徒美堂老人的晚年》，《文史资料选辑》第110辑，第30页）。
周善培尽管出自荣州著名才子赵熙门下，但他的经历与学养决定了他只能是维新派，他还是最早剪掉辫子的成都官员。由于他处事果断，雷厉风行，爽直的成都人背地里称他为“周秃子”，既含戏谑，更有敬佩意味，其思想之激进可见一斑。成都人说起他时，就不会不想到他在成都推行的“娼、厂、唱、场”四大革新举措。对这位“在那不生不死的新旧官场中委实是巍然地露出了一头角”的人物，郭沫若在《自传》里说得更为全面：“四川人给了他五个字的刻薄的口碑！那便是娼、场、厂、唱、察。”除了在处理“娼”现象时，被一些土娼、地痞在公馆门口钉了一块“总监视户”的大木牌、一时全城传为笑柄之外，另外的改革应该说深得民心。这里单说“场”——成都劝业场的建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