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穷不是光荣，也绝不是社会主义。只有生产上去了，人民生活好了，才能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那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农村长期贫困，大家都被搞得这样寒酸了呢？成天就端一碗稀饭喝，日子过得这么不起眼，老百姓是不明白的。很少有人去想，也没有人去想，只知道跟干部们走。生产队、大队上的干部怎么说就怎么做，生产队、大队上的干部又是听公社、县上的干部……就这么一层听一层的，千篇一律，不管情况适合不适合都得照听、照办。一听就是几十年，就像早上的太阳总是从东边出来一样没有什么变化。听得人就这么一天天老了，就这么一天天凑合着过到了现在。
”年纪大的，有过新中国成立前苦日子经历的，拿现在和过去比，已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多少感到点安慰。虽说顿顿都是稀饭加菜叶，有时还接不上顿，但总比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好过得多。年纪轻的没这些经历的，就拿六〇年过细粮关与今天的情况比，那时每天只配四两稻子，草根、树皮、红薯叶、南瓜掺着吃，吃得人眼睛都胖眯了，腿也肿了，路也跑不动了，人人的脑袋像六月天晒萎的瓜叶一样，焉趴趴的。伙食团下放后，虽说每人每年只分三四百斤粮食，也比伙食团那阵好。那阵困难时候，山里比坝里日子好过得多，野菜、野果还好找。坝里人每天就只有配的那点粮充饥，现在有的人的媳妇就是那个时候为了填饱肚子嫁过来的。大家都这么对比着往好里想，穷就一起穷，但总能把肚子哄着。每家都没什么压秤的东西。说衣服吧，也就那么一两套，一个样式。一年配两尺布票，四个人合起来才能做一条裤子，补了一层又一层。但大家都是这样，心理也就平衡了。所以没有人去想、去深究其中的原因。中国农民纯洁就纯洁在这里，总是往好的方面想，总是忍受一切艰难困苦，默默地承受着生活的艰辛、社会的重压。回水坨大队没有变化，万山公社没有变化，整个有农民的地方都没有多大变化，像从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都一个规律，打钟出工，天黑记工，井水自担，分粮过活。’四人帮‘装出一副比马克思还马克思的样子。只要看看他们这些年做了些什么，有哪些作为，给老百姓带来了什么好处，便知道了。
用种种不切实际的办法，硬叫群众干了不少蠢事，弄得连肚子都填不饱。所以一直没有多大变化，你们说这叫社会主义吗？我们为什么不好好想一想，是啥原因弄得大家这样贫困，没有粮食吃。
“日子还能再这样过下去吗？粉碎’四人帮‘都快三年时间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也开了。我们绝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长资本主义的苗‘。让农民多收一点粮食，吃饱一点有什么不好！我们绝不能再干那样的傻事。现在全国不正在倡导集中一切精力搞经济建设吗？事实是最好的证明，我看我们就是要回过头去，看看哪些政策、做法是符合农村实际的，是对农民有好处的、能发展经济的，哪些是不对的。应该总结总结了。”
赵志清清楚地意识到他的这通发言，已说到人们的心里去了。这是他们十多年来从没听到过的，又是自己心里想说，但说不出来的话。赵志清也明白自己说话的后果。这些话已在他肚子里憋了好久了，不说不行。因此他这会儿才一吐为快，要进一步进行生产管理方式上的突破，不得不把这些道理说透。
杨永国见他还想往下说，就出面制止了他。想到这些话传到公社，自己也脱不掉干系。他觉得赵志清说得有些道理，细细一想也是事实。但我们这么多年走的是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党的政策历来是以抓阶级斗争为纲，虽然现在要求集中一切精力搞经济建设，但绝不能为了发展生产，不择手段，丢掉了社会主义这个根本。他也不能眼看一个同志在路线问题上栽跟斗，在开党支部生活会时得帮助帮助他。于是杨永国神色严肃地说：“这些是上边研究的事，不是我们下面基层的人该去想的问题。在这种场合说话要注意影响，你的那些看法和想法不要再往外散布。开会了，大家往会场去。”
杨永国想制止赵志清继续说下去，倒没有恶意，只是担心赵志清在这种大庭广众之下慷慨陈词，只图自己一时痛快，而没有想到会带来的后果。说完，他便和干部们一道朝大队部办公室走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