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从屋顶掉下来一只蜘蛛，他一直看着它如何把丝搭在他认为凭小东西自身的能力不可能到达的地点。然而它却顽强地搭建着，在空中织起一张赖以生存的网。开始蜘蛛拉丝的时候，不小心从上边掉下来，但它又顺着丝艰难地爬上去。爬上去又掉下来，反反复复许多次，蜘蛛吊在丝上，像钟摆一样，在空中来回地摆动。借助从窗外吹进屋里的细风，蜘蛛倔强地把丝结在了合适的地方。几次下来，蛛网的经丝完成后，蜘蛛便迅速地在上边一圈一圈地织着，屁股就像绞丝机的孔一样，连绵不断地从里面拉出丝来，用嘴不停地在各个节点上打结。一个多小时后，蜘蛛便大功告成了。也许是这阵艰辛忙碌的劳动使蜘蛛累了，它便趴在网的中心一动不动地休息起来，等待着苍蝇、蚊子自投罗网。
柳刚从中悟出个道理，再小的东西都有一套谋生的本事。自己是一个大男人，难道还不如一只小小的蜘蛛。这点生活的勇气都没有？于是这更增加了他克服困难的信心。
转眼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那是个唾沫星子乱飞的年代。两派搅在一起，没日没夜地辩论，证明自己是造反派，对方是保守派。
到后来“光说”这种方式不起作用，就开始扛膀子、吐口水、动拳头、挥棍棒。为了表现自己的革命性和给自己的组织撑门面，两派都争相批斗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分子。
开始他们把这些专政对象集中押在公社。柳刚也被通知去了。在两派组织辩论的时候，他们起初天天被罚扫大街、反省、交代罪行和学习。后来随着运动的进展，性质就变了。在造反派一回回的毒打、批斗、游街、戴高帽、挂黑牌、跪瓦渣中，他从来不吭一声。他暗暗地在心里发笑，只想着以后，真理重新到来的时候，这些人怎么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那帮人整人的法子实在太高明了，什么方式都用上了。记得有一次，他们把他押上大会的批斗台，问他要文斗还是要武斗。他回答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他心想凭以往的经验，文斗总要轻松些。只用站在那儿低着头，做做喷气式飞机姿势，让他们胡说八道一通。哪知道这次他一回答完，就上来了四五个戴红袖套自称是造反派的人，把他按在讲台上，使劲地挠他的胳肢窝。笑得他气都接不上来，断了魂似的，足足有一顿饭的工夫。他的脸变青了，嘴皮变白了，人都快笑死了，实在受不住只好求饶说要武斗。这下子换个方式就更让他难受，有苦果子吃了。他们拿来一把葛麻，把它塞在柳刚裤裆里，几个人使劲揉搓。他两腿之间燎得尽是大泡小泡，痛得实在无法忍受。斗毕，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到家的，在床上躺了二十多天才养好伤。
至于侮辱人格的唾骂、吐口水、罚站、罚跪，那更是家常便饭、小菜一碟了。好在挨斗时，当时的万山公社的党委书记向忠民都跑不脱。他俩成了难兄难弟，如城隍庙里的鼓槌一对。跪在一起被批斗时，乘人不注意向忠民便悄悄地安慰他，要他想开点，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习惯了不就那么回事，要挺住，总会有好日子的时候。
起初，柳刚对这场浩劫怎么也想不通，问向忠民：“我们这些死靶子挨斗、游街就不说了，为什么那些往日不工作、养尊处优的干部没人斗。你成天拼命干，反而成了反革命，天天挨斗。那些家伙为了打倒你，睁着眼睛说瞎话，颠倒黑白，全不顾事实。”
向忠民听后却像没事一样，回答说：“问题不能光从单方面去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在工作中确实犯了不少错误，群众有气是可以理解的。过去一些政策、做法实在过’左‘，伤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党的干部，有些人身上滋长了严重的官僚主义，只晓得当官做老爷，根本不管人民群众的冷暖，忘记了自己是在为谁当官。搞了这么多年的社会主义，至今不少群众还缺吃少穿。50年代的大跃进、大炼钢铁、大办人民公社食堂，就是错误的例子。难道我们这些人就没有责任？因此要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要不，这样长期下去，群众不满，我们也要垮台。没有哪个党执政不为民，不被群众推翻的。当然我们要把混在群众中乘机搞阶级报复、别有用心的少数坏人区分开来，得给他们记着账，让他们跳去。要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毛主席。坏人终归是坏人、是少数，老百姓慢慢会看清他们的面目。你为老百姓办的好事，他们心中会有数的。任何时候都不要让不正常的情况打乱了自己的正常思考，应该自觉地把目前这一切看成是党对我们的考验。别人把我们当反革命看，我们就更不能忘记自己是共产党员。不要忘了共产党员的责任和觉悟，任何情况下都要坚信党是不会忘记一心向着她的优秀儿女们的。只要我们时刻从群众的利益出发考虑问题，最终大多数群众也会谅解我们的错误与过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