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宪帝制虽然很快就在各地的反对声中销声匿迹，一世之雄的袁世凯也翘了辫子，但八大胡同可从此跟民国政坛结下了不解之缘。这回不是名妓跟名士搭伴了，名妓跟高官而且是现任的高官关系更密切。其实，还在袁世凯的时代，政府高官公然逛窑子已经是家常便饭，被后世传为佳话的蔡锷与小凤仙的故事其实不过是在京高官的一项业余活动。只是袁世凯死了以后，高官们的公事也挪到胡同里办去了。冯玉祥回忆说，当年他上京办公事，却被拉去吃花酒，人还没坐定，呼啦啦来了一群妓女，一屁股坐在总长（中央政府的部长）腿上，就揪胡子打耳光，总长还哈哈地笑。丘八出身的冯玉祥少见多怪，其实民国的政务多半是在胡同里决定的，政坛风云，战场烟雨，都多少跟名妓的石榴裙有那么点关系。政府官员如此，国会议员更是八大胡同的常客，他们除了在国会开会的时候互相扔墨盒摔椅子打架之外，基本上都泡在胡同里。民国第二届国会被人称为“安福国会”，所谓“安福”实际上是个段祺瑞名下的招待处，专门用来操纵选举，手段之一就是吃花酒。说起来，毕竟北京是首都，当上海的妓女还满足于花国政府官员的虚名时，这里的姐妹们已经把政府带国会一起给操纵了。
自清末民初以来，妓女一直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其特殊就在于，这些妓女在家为平民女的时候，做梦都见不到的大人物，做了妓女之后就都见到了；不仅见到了，而且见识到了这些人的满腹“经纶”。
露胳膊的女人与武人的风化
民国时期的军阀，说起来净是些粗人。虽然自清末以来，政府大力推行军事教育，不仅在国内兴办军事学校，而且花大钱往外送人留学，不过经过几番混战之后，真正混出点名堂的大多是些识字不多的速成的讲武堂毕业生，或者干脆就是像张作霖、陆荣廷、张宗昌这样大字不认得几个的土匪流棍。曾经叱咤风云的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大浪淘沙之后，大概只剩下一个山西王阎锡山，其余的不是折戟沉沙，进了租界做寓公，就是像刘文辉、刘存厚那样守偏远的小地方，做小诸侯了。至于少数几个美国西点和法国圣西尔军校（那是戴高乐的母校）的毕业生，只有给人做参谋的份，能混到校官就已经不错了。
粗人当家，行事难免粗糙，或者说粗野。他们打仗的时候，会许诺士兵攻下城后自由行动三天；统治地方，也往往以催科是务，打军棍、杀人，有断案喜好的则言出法随，胡帅张作霖有话“刘邦约法三章，我只一章：犯错就杀”，全无前朝士大夫的繁文缛礼和多愁善感。不过，粗人也有不高兴的时候，令他们最不高兴的事，除了吃败仗，就是世风的日下。所以，大多数军阀对维持风化都相当在意。
前朝的士大夫也留意维持风化，不过他们的重点多半放在兴儒学，禁淫祀，甚至不许唱戏方面。军阀是粗人，心思没有这么细，他们的维持风化，眼睛只盯住女人的胳膊。
民国是个女性服装变革的转折时期，一方面是西俗东渐，西式的裙服传入，一方面是中国（应该说是满族的）旗袍改良。两者都在曲线和身体暴露方面有所表现，当然，也仅限于袖子变短或者变无，露出或多或少的胳膊。大概当时中国的男人，多数都是鲁迅说的那种看见白胳膊就会想到裸体的联想狂，所以，一时间，这些露出的白胳膊很是刺激了国人特别是某些男人的神经，让他们在吞咽口水的同时，认为有伤风化。
军阀的眼光和心思，与当时多数的男人所见略同，但是他们手里有枪，而且有权，因此他们的反应往往变成严厉的禁查。于是，露出胳膊的女性晦气了，从南到北，到处都有军阀派的警察、宪兵和执法队奉命禁查，满大街找白胳膊，张作霖查、孙传芳查、陈济棠查、韩复榘查，甚至连那个狗肉将军张宗昌也查。他们不仅命令部属去查，而且在日理万机之余亲自上大街围追堵截。韩复榘特别讨厌穿短袖或者无袖旗袍的女人，只要碰上，上去就是一顿耳光，然后关禁闭。一次，他把一群穿半袖学生服的女中学生也打了一顿，关了起来，直到山东教育厅长何思源告诉他，这些学生穿的是校服，是中央统一规定的，这些哭肿了眼睛的女孩子才给放出来。
热衷于找女学生晦气的军汉们，也同样喜欢找女学生当老婆或者小老婆。凡是有驻军的城市，女中学生总有一些变成了军官家眷，以至于有的女子中学校长感慨道，学生都进了兵营，学校没法办了。这种时候，女学生露出的胳膊又没有关系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很可能是这些露出的白胳膊刺激了他们对女学生的兴趣。
大凡转型时期，人们，尤其是握有权力的人们，对女性服饰的变化都比较敏感，在担心秩序失控的同时，对那些其实很让他们赏心悦目的服饰变化，表示自己的痛心疾首。那些脑袋里仁义道德和男盗女娼搅成糨糊的军阀，当然也不例外。对这些人来说，维持世道人心的唯一法门就是再一次把这些露出点什么的女人包裹起来。
市场世界与封面美人
中国近代化，简而言之，就是古老的中国被西方拖入它们的世界体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上海是个奇异的存在。当上海道台把县城外的荒地拨给洋人居住的时候，绝对没有想到，用不了多少年，原来的荒地变成了繁华的中心，而县城反而变成了可怜的陪衬。上海的存在不仅仅意味着昔日的小县城变成了中国第一号都市，对于中国文化而言，上海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文化出现了“海派”。
海派意味着反叛，清末跟政府对着干的人和事，大多跟上海有关，由于有租界的庇护，北京的朝廷也无可奈何。海派也意味着新奇，即便是鼓吹造反，也不似过去那样撒帖子、传谣言，而是办报纸、印书、写评论，甚至写小说。在清末的一段时间里，几乎所有的小说都是政治小说，不是指桑骂槐，就是宣传政纲鼓吹革命，不谈政治，写了也没人给你发表。
然而，政治的热情跟感冒发烧一样，不可能长久地维持，因为人们还是要过日子，讨生活。热度消退，男欢女爱就会成为生活的主题。自然，市面上报纸杂志，也跟着换了内容；这时候，该着青楼露脸了，先是花界科举，这种科举没有考试，而是读者投票，进入民国则改为投票选花界总统、总理以及各部总长，跟我们今天的选秀别无二致，所差的，就是没有手机投票、电视喧闹。同时，报刊上也出现了美女形象，不是点石斋画报那种石印白描画，而是真实的照片。开始的时候，连青楼女子都有点犹豫，于是记者借出台吃花酒的名义把她们诓来，美女的玉照配上文人轻佻的文字，杂志的销路看涨。妓女们看到了其中的好处，很快，不用诓，不请自来，最后还要给记者塞点小费。青楼女子露脸，良家女子也耐不住了，无论小家碧玉还是大家闺秀，也迤逦地出来，于是就有了我们今天还能看到的一个个清末民初女子的玉照，个个都把自己包裹得像桶似的，严严的，有的还在裙子下面露出一副小小的莲足。看这些玉照，单从衣着和神态，现在的我们已经无法判断她们谁是青楼娇娃，谁是良家妇女。
上了封面或者插图的美女，自然得与时俱进。首先是服装要变，不能维持桶的规模而仅在领子袖口上做文章，渐渐地面料变了，女性曲线出来了。其次要露，既然露了脸，别的地方也要跟进，先是胳膊，然后是腿，再就是大腿一线（旗袍的叉开得高点），接着泳装上场，虽然那时代泳装还相当保守，但大腿露出已经不止一线。最后到了民国中期，连人体模特的全裸照也有了。可以说，我们今天报刊上美女封面和插图的水准，在20世纪初就已经达到了，只是图片的质量差点。
现代西方的世界体系，本质上是一个资本的世界、一个公共市场的世界。这里的市场，不是中国传统的集市贸易，作坊经济，吆喝就得，用不着广告。一切人和事，都要在这市场里找到价值，而且还可以通过某些中介得以升值，升到什么程度，要看中介的推介力度。报纸杂志，就是这种中介，所以管它们叫传媒，或者媒体。这个媒，是面向市场的媒。通过这个媒，人才可以将自己有形无形的资产卖个好价钱。
公共市场，实质上是眼球经济。眼球经济，美女最有价值，谁让这个世界还是个男权世界呢，西方如此，东方更如此。在刚刚打开大门的东方世界，道学气十足的中国绅士，无论头脑多么冬烘，像茅盾小说《子夜》里描写的那样，一进上海就被白花花的胳膊和大腿吓晕了头，当场毙命，其实不大可能；更可能的是，一边大叫不像话，一边捂住眼睛，却在指头缝里偷看。因此，这个对西方开放不久的世界，对美女经济的吸纳力度，往往异乎寻常地强。
这就是为什么，在清末和民国，上海成了全中国最令人向往的地方。不管嘴里骂还是心里骂，但凡能去看看的人都要去上海开开眼，吃吃大菜（改良西餐），坐坐四轮马车（后来是电车），看看跑马，最后是看看街上时髦的女人。很多人看过回来都骂，但必定向人炫耀自己去过了。
粪业、粪捐与粪政
明清以来的中国城市，是没有下水道系统的，各家自备马桶，方便完了，早上倒掉。倒到哪里呢，有倒到污水沟里的，也有倒到河里的。在南方城市，更多的是农民进城来收，挑回去肥田，有时还要付一点费。由于粪可以卖钱，于是公共场所也有人建公厕，方便免费，但淘粪收费。那时农民没有化肥，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向来视粪为宝，所以凡是物产阜丰之地，公厕都收拾得干干净净，一点积存也没有。据说欧洲在17世纪之前，城市也没有下水系统，在巴黎街上行走千万不能靠近临街的窗子，弄不好粪水就会自天而降，淋你个臭不可闻，顶多泼粪的人探出头来，道声对不起。比较起来，中国的粪便处理方式，要优越多了。
这种城市状况，一直到中国政府跟西方接轨，变成共和了许久，依然如此，大概只有租界和少数“高等”华人的所在，才有现代西式的厕所和下水道。当然，时代前进，人也未必没有变化，在某些城市，粪业出现了。看到人员来往频繁，建公厕有利可图，有人开始以此为业，沿街大建（或者改造）公厕，竞争客源。比如广州，民国前期国民党总是在此搞事，跟北京政府对着干，所以来往军民人等极多，公厕业格外发达，三步一个，五步一所，甚至派有专人看守，兼职拉客。有的城市，则由地方有力人士组织劳工包揽淘粪事务，然后统一卖给农民，如天津和北京。不过，古代的官府从来没有动过在粪上生利的主意，即使像清末辛丑以后，政府面临巨额赔款和举办新政的双重压力，地方官官声又太坏，但同样没有人动过开征粪税或者粪捐的念头。然而，进入民国不一样了，主事的军阀生财有道，主意打到了粪业的头上。据说是由四川的杨森首开纪录。杨森曾经短时期占据过成都，做过四川督军。在主政成都期间，杨森手笔很大，不仅修马路，而且要移风易俗，让人在街头巷尾，到处刷“杨森语录”，比如，“杨森说，吸鸦片是东亚病夫！”“杨森说，不要随地大小便！”
但是大手笔的另一个方面多少有点阴暗，那就是拆民房不给补偿，同时开征粪捐，派军警在城门口堵截进城挑粪的农民，按挑收钱。吃辣子的川人嘴巴也辣，送给杨督军一副对子，曰：自古未闻粪有税，于今唯有屁无捐。嘲骂是嘲骂，只要有好处可捞，任何弊政都会很快流行开来，而且坚持
下去。杨森督军没有做多久就被其他军阀赶下了台，但是一个杨森倒下去，千万个杨森站起来，粪捐很快被发扬光大，推及全国，到了国民党当政的时候，粪捐还在收。不过，这个时候，由于行政现代化的步伐快了，行政部门多了起来，对于粪捐的征收出现了新的问题。卫生局说，粪便有关卫生，捐该我们收；社会局说，人如厕方便，是由于社会问题，所以该我们收；税务局急了，说，收税本来就是我们的事，凭什么你们来打岔横插一脚！相持不下的结果，一个厕所，卫生局收卫生捐，社会局收社会捐，税务局才收粪捐。同时，由于三家机构需要协调，于是就有了粪政。
在学习西方的道路上，我们的公共行政，在机构设置上，永远膨胀得最快，在公共政策上，在收费方面永远发育得最快。民国时有个名人，叫聂云台，写了一本小册子，名为《大粪主义》，说是要各级行政长官带头淘粪，如果怕不安全可以派卫兵保护。当然，打死这些长官，他们也不会去淘粪，只是他们的眼睛其实并没有放过厕所。
从公厕的修建到大粪主义
中国古代，对于人的排泄问题，其实很看重。“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农村的人，一粪一溺，都浪费不得，要肥自家的田。因此，无论用马也罢，厕所也罢，总而言之排泄物最后都要沤了肥田，而且“肥水不落外人田”。如果出门来不及回家方便，粪便掉在别人家地里，无论如何都会有点懊悔，特别敬业的，往往会找个家什捧回来，没有家什，用手也是有的。南方大一点的集镇，也有人建公厕。这种公厕，跟公益无关，属于私人的赢利事业，用来专门收集赶集人的粪便，然后卖给农民。当然，对于赶集的农民，一般都指望不上，但是对于那些走街串巷的艺人、手艺人和商人却也是个便利。一些坐商，在买卖商品之余，卖点白捡的粪便，也是小补。
真正的城里人方便，大抵只能靠马桶或者粪桶，从皇帝到平民一概如此。每天早上，由自家的女人或者仆人（皇宫里就是太监）抬出去交给专门收集粪便的人或者上门收粪的农民。在南方，这些粪便很是能卖几个钱，越是有钱人的粪便，就越是值钱，因为油水大，肥田效果好。
如果上了街，而且盘桓的时间比较长，赶上内急，那就只好随地方便。北方耕作粗放，对粪便的珍视远不及江南，因此即使在像北京这样的大都市，市民们也只好奉行随地大小便主义，有时候赶上收粪的人过去了，抬粪的女人也只好将粪便当街一泼。这种污秽和人们随地的方便，没有人及时收集，于是街角墙根到处都是黄金塔和水地图。整个北京城只有一条下水沟，三年才疏浚一次，正好赶上举子进京赶考，于是有民谚道：臭沟开，举子来。举子一来，全城上下，都臭烘烘的。臭烘烘闻味其实倒是小事，走路是大事。那时候很少有石板路，旱天尚可，不过扬起夹杂点味道的尘土而已；下起雨来，黄泥和粪便充分混合，稀里光汤，粪蒸尿熏。路上行人如果没有骡车代步的话，那可真的要欲断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