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行政学院电子政务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汪玉凯坦言：“微博的崛起，对中国政府管理产生的影响是前所未有的。”微博裂变式传播而非点对点、点对面传播的高速性，使得官方应对微博舆论新局，要比网络、博客等更困难，考验着政府及官员的社会管理创新能力。事实上，微博等社交网络应用的兴起具有全球背景。放眼全球，从2011年年初的中东、北非的“茉莉花革命”到英国伦敦骚乱再到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以及12月初的俄罗斯反对普京的风波，以脸谱网（Facebook）、推特网（Twitter）为代表的社交网站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何有效监管社交网络，积极应对社交网站给社会稳定带来的挑战，已经成为摆在世界各国政府面前的难题。
一、加强社交网站的法律规范和行政监管。
面对社交网络对社会稳定管理带来的挑战，国外不少国家纷纷加强立法规范和行政监管。意大利政府过去5年内先后出台了10项关于网络监管的政府提案和法律修正案，2011年2月又正式出台网站视频审查法令，要求对包括YouTube在内的互联网网站上传的视频进行审核。2011年8月份，阿联酋开始强推一部旨在打击通过社交媒体传播谣言的法案，该法案将打击任何可能通过脸谱网、黑莓的BBM短信服务或脸谱网等“损害阿联酋社会”的虚假、谣传信息的传播，法案对“谣言”、“谎言”和“诽谤”制定了清晰的定义。2011年10月份，印度修订了《信息技术法》，旨在从立法层面进一步规范网站。新法案规定，印度通信与信息技术部有权查封网站和删除内容，网站运营商须告知用户不得在网站发表有关煽动民族仇恨、威胁印度团结与公共秩序的内容。2011年11月份，美国国土安全部副部长瓦格纳表示，由于在中东和北非的暴乱活动中，社交网络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该机构已经开始起草监测推特和脸谱等社交网站的政策。
互联网管理问题具有全球普遍性，国外的一些经验做法值得我国在管理网络社交平台加以借鉴。从我国目前现实来看，目前专门涉及互联网特别是社交网络管理的法律法规还是比较少，健全法律法规，特别是加强法律执行力度，是维护微博健康秩序的根本前提，也是各方都能接受的普遍共识。在完善法律的前提下，不断强化政府的监管，规范微博、社交网络的发展。以网络谣言治理为例，首先必须将遏制网络谣言纳入法治轨道，依法追究网络谣言制造者和传播者的法律责任，加大对造谣者的惩罚力度。其次要政府要及时披露相关信息，与主流媒体协作，使公众更多地了解事实真相，建立防范网络谣言扩散的预防和预警机制；应及时掌握网以络舆情的发展动向，对可能成为谣言的虚假信息加以重点筛选，尽早采取措施来掌控网络舆情的发展趋势；政府应当适时科学地公开各种对澄清谣言具有重要作用的信息，让“信息公开”遏止“谣言扩散”。
二、发挥政务微博和传统媒体主旋律作用。
面对汹涌的网络民意，政务微博可以即时、便捷地回应民意，与网民进行平等互动，以开放的姿态贴近群众，在信息公开、倾听民意、舆论引导、提升政府形象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是党和政府应对“微博风暴”的重要手段。根据国家行政学院电子政务研究中心2012年2月发布的《2011年中国政务微博客评估报告》统计，截至2011年12月10日，在新浪网、腾讯网、人民网、新华网四家网站上认证的政务微博客总数为50561个，其中党政机关微博客32358个，党政干部微博客18203个。政务微博的兴起正在改变政务信息传播和政务问题处置方式，有力地重塑政府的形象。在“7·23”温州动车事故中，当网上对铁道部的善后处理表示质疑时，却对事故发生地的浙江政务微博多有好评。温州动车追尾事故发生后，浙江官方反应迅速，通过微博上演救援接力，及时把信息传达给公众，赢得了网民的掌声。
值得说明的是，官员主动触“网”的同时，也要充分发挥传统媒体的作用，不能捡了“话筒”，就扔了“扩音器”。新媒体给传统媒体带来很大冲击，但新媒体始终无法取代传统媒体的作用。相反，它们是一种相互补充的关系，在新媒体时代，很多高质量的内容仍然是由传统媒体或媒体人提供，传统媒体对舆论的影响力依然非常强大。中国传媒大学舆情研究所副所长李未柠指出，现在有种倾向：似乎官员都到网上开微博，与网民在线交流就能引导好网络舆情，代替媒体功能。她认为，媒体的专业性、独立性与公信力是官员不可替代的。如果我们不及时转换观念，与时俱进，在一些重大公共事件中让传统媒体关键时刻“被失语”，必将导致党委政府和媒体公信力下降，网络传言的公信力反而增强。而如果主流媒体舆论通道及时且畅通无阻，完全满足受众的知情权，微博等网络信息就不会被如此追捧。[ 基层干部网络运用普遍滞后，瞭望观察网2011年10月8日， http：//www.lwgcw.com/NewsShow.aspx？newsId=23687]
三、构建快速反应的微博舆情预警和疏导机制。
政务微博虽然聚集了一部分民情民意，但更多的网民选择在自己的微博平台上发布舆情，有的网民则选择向网络意见领袖群体爆料，往往游离在官方视线之外，很多事件只有形成微博关注热点后才引起政府部门的关注，有时甚至要到被平面媒体报道后，官方微博才出面辟谣。显然，面对“全民皆记者”时代，政府与其被动到处“救火”，不如主动寻找民意“燃点”，这个主动寻找客观上就要求政府部门构建一套微博舆情预警机制。掌握舆情是处置和应对“风暴”的重要前提和支撑，如何准确反应数亿网民民意，本身就是一门重要学问。首先，应该组建一支专门搜集微博民意的专业队伍，吸收信息传播专业人才，与微博内容管理员一道，搜集各方社情民意，为政府科学执政提供参考。其次，要把握微博的生态环境和信息传播规律，比如根据“有图有真相”，侧重关注图文微博信息；根据名人效应，倾听关注带Ｖ用户的声音；根据微博热点的评论，分析民意关注的焦点，等等。
微博碎片化、裂变式传播的特点，导致人们对微博上的信息、意见或观点的把握更加困难，但从另一方面却推动社会管理朝着更加公正、透明的方向发展。作为政府管理部门，要遵循微博信息传播规律特点，慎用微博“删帖”、“关微博账号”手段，因为微博时代，不像网站、论坛时代那样，可以从源头上删帖，迅速遏制负面信息的传播，在微博时代，没有舆论中心，如果大量删微博，只能导致民意反弹，引发更多人的转载和评论。因此，面对微博舆论场，更关键的是，建立和完善舆论疏导机制。首先，针对网上的传言，要及时去核实，主动回应公众关切，保证群众知情权，最大限度地赢得社会各界的认同支持。对于合理的民意诉求，要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及时公布相关信息，及时回应民意，解决问题，并从与网民互动中不断修正自己的不足；事实上，相对于“负面消息”，人们更关注的是政府对待“负面消息”的态度。正如一位网友就北京“7·21”特大暴雨伤亡数字在人民日报官方微博上留言：“勇于面对，才能努力解决；努力解决，才能赢得民心。”其次，要善于发挥媒体人的微博力量。根据复旦大学“舆情与传播研究实验室”发布的《中国微博意见领袖研究报告》，媒体人在微博意见领袖中最为活跃，媒体记者、编辑以其独特的敏锐性、专业性以及特有的影响力，在微博舆论的形成与引导过程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政府应该善于利用体制内媒体人的作用，引导主流舆论朝着更为理性、更为真实方向走，对于不同的意见，特别是微博意见领袖的不同观点，政府和相关部门应当容许不同观点的存在，并建立与意见领袖的日常沟通机制，将其视为与广大网民沟通的桥梁。此外，要积极引导微博向善力量。从打击违法拐卖儿童的“微博打拐”到为乡村小学生提供“免费午餐”，这些通过微博发起的公益活动见证了公民意识的成长。政府要积极培育和引导这种公民意识，引导微博网民向善行为和热情，让公民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从而达到善治和共治的目的。
四、网上网下配合化解问题。
互联网之父蒂姆·伯纳斯·李说：如果互联网美好，那是因为现实的美好，如果互联网丑陋，那是因为现实的丑陋。一个个求助、“围观”微博背后，是渴求解决问题的心；一条条恶搞、情绪发泄的微博背后，是对现实不满的控诉；在名人的打情骂俏里面，透露的是名利场的百态。微博就是一个社会的缩影，因此，要真正解决微博反映的问题，不能停留在法律规范、政务微博等层面，而要注意推动网上问题网下解决，真正做到“网上知民情 线下解民忧”。比如一般的重大灾害发生后，网民往往最关心死亡人数、官方的处置措施，因此，除了做到网上信息及时公开外，还要在网下加强对死伤人数的确认、统计工作，政府可以考虑滚动发布，或者先报失踪人数，网下一边统计、确认，网上一边更新。在事件处置过程中，领导人及有关部门的言行举止要特别谨慎，对于不合理、违纪的官员和行为要果断进行改正、严厉问责。只有网上把问题解决好了，才能真正化解网上的各种舆论质疑声。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沈阳认为，政务微博管理日常化、专门化是大势所趋，其管理者“需要有一定的媒介素养，尤其要注意线上—线下—线上的协调配合。”网上问题网下解决，关键的是要建立网络（微博）问政的长效机制，把网络问政纳入政府官员考核范畴，建立线下解决问题的制度规范和奖惩机制。不仅对具体个案要妥善处置，对于虚拟社会反映的普遍问题和社会现象，也要纳入党委政府重点工作范畴。只有从现实中找根源，在现实中解决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好虚拟社会上的问题。
五、引导网民微博自律与自治
早在博客兴起时，中国博客先锋方兴东就认为“自律是博客规范发展的主要力量”。他提出的诚实公正、伤害最小化、承担责任三条原则，获得了网民广泛支持。进入微博时代，面对“微博”刮起的“旋风”，微博自律也不断被重新提上日程。2011年，搜狐发布首个微博行业《自律专员行为准则》。2012年5月28日，中国最大的微博运营商新浪推出首个微博社区公约及配套的微博管理制度。根据最新的社区管理规定，“危害信息”主要分为三大类，包括危害国家及社会安全的信息、垃圾广告信息以及淫秽色情信息。其中在危害国家及社会安全的信息中，再细分为包括危害国家统一、泄露国家秘密、危害国家安全、煽动民族仇恨、宣传邪教迷信、散布谣言、煽动非法集会及示威等九个类别。新的规定还明确，累积发表了5条敏感信息及以上的用户将被禁言48小时并被删除内容，而恶意发布敏感信息的用户将被禁言48小时以上，并有可能被注销帐号。但对敏感信息和不实信息的界定遭到诸多网民质疑。有专家称，《新浪微博社区公约》的实施标志着我国互联网已经开始尝试步入“网络自律”阶段。
无论自律也好，公约也罢，关键的是要取得多数网民认同。事实上，能够约束一个社会的文化和道德需要很长时间的积累，才能真正上升到社会共识层面。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名人、媒体人、意见领袖应该带头自律，这些人言论更容易获得网民信任，因此更应自觉恪守自律道德。其次，在微博上成立一些专门辟谣的自治组织，由专业人员对微博谣言进行自纠，及时发现虚假信息并予以澄清，促进微博信息的自我净化。如“果壳网”开设的“谣言粉碎机”板块、新浪专门推出了官方微博账号“微博辟谣”等，另外，要发挥微博固有的“自我纠错”、“自我净化”功能，鼓励和提倡广大网民主动揭发虚假信息，不传播虚假信息。
当然，微博自律关键还是要依靠配有一定的外在约束机制，比如新浪微博社区公约对公约违规处理层面分为两大类，一是可以明确识别的侵权、虚假信息，二是不能明确识别的信息。前者由新浪公司及时处理，后者由面向全体用户公开招募的“用户委员会”来判断。“用户委员会”将在时限内以多数表决的形式做出最终决定哪些信息涉嫌违规，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新浪将以“卷宗”的形式全程公开。新的社区管理规定还推出了用户信用积分制度。所有用户都以80分开始，如果违规将扣分，而如果有 好的表现还可以加分。每一位用户将根据积分分为四个不同等级。信用积分在90-100分为“高信用”；80-90分为“正常信用”；60-80分为“中信用”；60分以下则为“低信用”。而“低信用”的用户将会在其个人资料栏上有所标示。除了约束机制外，还有网民认为要探索在微博上构建网民自治机构，有网民指出，“以前论坛社区就有，关键是权力架构，三权分立，网友组成立法机关，知名人士司法，网管行政。” 新浪成立由用户组成的微博社区委员会。首批微博社区委员会由5，000名普通委员和484名专家委员构成，其中包括央视特约评论员王志安、北京天文馆馆长朱进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管的网站科学网等知名人士和机构。不管形式如何，微博社会的治理依靠网民自治机构完成，这不仅是政府开放、开明的体现，更是微博治理的有效之道
在中国，人们对微博的最高期待是“围观改变中国”，希望借微博凝聚的公众关注度推动社会的进步，不管这个愿望能否实现，但它确实已经对社会发展发生巨大影响。中国太大，中国太复杂，无论历史问题的累积，还是现实政治幅员的广阔以及政治变数的无穷组合与升级，都是举世无双。这样大而复杂的实体，在今天已经没有任何单一的力量能够一下改变。但各种力量形成合力，例如，亿万人的围观，亿万人的目光聚焦，就能聚成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探照灯，就能一点点穿透特殊利益的高墙，一点点照亮我们的现实，一点点照出我们的未来。[ 《关注就是力量 围观改变中国》，《南方周末》2010年1月14日，http：//www.infzm.com/content/400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