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一些本应该由政府和行政性事业提供的公共管理的公共服务，被推向市场，包括办理行政审批许可等等，被中介化和产业化，虽然节省了创业和企业的时间，但是，加大了企业的负担。进入２１世纪后，一些部门和地方将本来由政府提供的事务市场化和中介化，交给中介组织进行，其主要原因为：一是一些部门清理收费，于是将费变为中介费，政府有关部门和行政性事业单位指定服务的中介机构，让中介组织去收取，有关部门和单位与中介私下分成；有的是指定人从中有利益。二是创业者和企业到政府和行政性事业单位办事，环节太多，时间太长，于是中间形成了中介代理机构，他们与政府和行政性事业单位有关系，可以加快办理，于是许多办事者将事务交由他们去代理。
有关研究表明，这些中介组织有这样一些特征：１、行政依附性。指服务机构依托行政部门或垄断行业，通过转移或分解行政职能等方式，或者利用垄断企业所处的垄断地位，强制当事人委托其进行服务，并向当事人收取费用。２、业务垄断性。指服务机构通过行业和部门的人为设限、资源倾斜、技术壁垒等手段，限制其他服务机构进入市场，剥夺委托人的自由选择权，从而实现委托业务的垄断，妨碍自由竞争市场的形成。３、利益相关性。服务机构与行政部门或垄断企业利益相关，有的行政部门或垄断企业本身就是委托服务机构投资人或设立人，有的行政部门通过权力“寻租”、权力交易，暗中进行利益分成。４、信息不对称性。指相互对应的人或机构之间对于相关事实的信息掌握，具有不对称性，行政部门和垄断企业以及提供相关服务的经营者，具有信息优势，委托方无从获知信息，处于信息劣势。５、收费强制性。由于行政部门或垄断企业的介入，委托服务价格行为成为变相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或垄断企业收费，委托人丧失了委托服务价格“协商权”。
行政审批、许可、监督、执法等等，在法律法规方面的寻租设置，除了显性的收费罚款外，对于创业和企业来讲，一方面这些设置降低了创业和企业经营的效率，还有处理公共关系的行贿等灰色支出，也面临着行贿被发现而负刑事责任的风险；而近几年中，将行政收费中介化，是一个清理收费改革中的变种，实际上还是换汤不换药，加大了创业和企业的办事成本。
六、严审批监管和高税费的危害和后果
较为繁多的审批许可，过于严杂的监督管理，频繁的执法，体制上普遍的寻租设计，与收费和罚款相结合，给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带来一系列严重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这种体制实际上给中国的创业、企业经营和就业等造成了重创，使创业和企业经营环境较差，就业越来越困难。上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到１９９７年，中国党政军的经费体制是，财政没有那样多的钱，可以自己搞三产办企业来补充经费。１９９８年开始，党政军机构与办企业脱钩，于是一些政府行政、执法和司法部门就通过设置和提高收费和罚款项目及标准来筹集资金，供养本部门。导致个体、微型、中小企业，包括一些大企业的负担突然加重。中国目前资本密集型的企业税费负担较轻，政府和事业性的办公楼和建设等不交税，而劳动密集型的个体经营、微型和中小企业，先要交１７％的增值税，再要交２５％的所得税，还要交营业、教育、城建等税和附加税，因为劳动密集程度高，很大的收入在分红时还要交一笔累进率为４５％的个人所得税，再加上政府各部门的收费和罚款，另外因办事越来越越难还要有公关费用，创业和经营环境可以说是世界上比较严酷的。比如，不堪税收重负，以及政府工商、质检、城管、交通、交警等部门的乱收乱罚，前面的研究中已述，１９９９年到２００４年中国个体工商户净减少８１０万个，每年破产１３５万个；２００５年一年，法人企业净关闭３０万家（前者为２００５公开出版的私营经济年鉴，后者是国家工商总局最近新闻发布数据：）；如果按照一个个体户平均就业２个劳动力，一个企业平均就业１０个劳动力计算，因政府各部门收费罚款而减少的就业岗位高达１９２０万，这就是中国马路、电站、炼油厂、政府法院检察院等大楼、广场等推动经济高速增长，而失业者越来越多，就业越来越困难的最重要原因。
其次，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通过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充分发展而吸收容纳的能力很低，导致我们人均ＧＤＰ２０００－３０００美元发展阶段上，就业结构中近４０％的劳动力窝在农业领域中，并且只创造了１０％多点的生产总值，而服务业就业的比例却只有３０％多一点。东亚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主要是城镇中的中小企业吸收了结构转型中从农业剩余出来的劳动力。但是，中国目前的城镇中，主要是建筑工地、大企业等吸收农民工。这种结构，一是由于是工地性质和资本密集型企业，转移吸收农业劳动力的能力有限，二是转移就业不是永久和固定的，农民工到中老年后，仍然需要回农村去，使农村的老龄化速度比城镇还要快。
由于农民的宅基地和承包地不能出售、抵押、入股和顺利地游转，土地没有资产增值和置换的功能，使中国内地农民没有象日韩和中国台湾地区农民创业的土地转换资本；再加上对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创业和经营的行政管理、监督、收费和罚款，要比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多得多，农民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以来，创业艰难，加上城镇中居民和毕业的大学生创业意识较淡薄，使农业剩余劳动力失去了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转移、吸收就业的格局，无法使他们中的一部分成为小老板，工资也无法因劳动力需求大而快速增长，不能使他们逐步有在城镇中购买住宅的能力，使他们无法向城镇永久性转移。
城镇中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数量少，相关地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农业因剩余劳动力无法转移而无法发展现代规模农业，农业劳动生产率很难提高；农民因无法向城镇转移居住，在农村中需要越来越多的宅基地，村庄扩大占用和浪费了不少耕地；人口在农村分散居住，城镇中因人口不能相对集中，第三产业难以发展；低附加价值的农业中剩余了大量的劳动力和人口，并且劳动生产率低，使农民与市民的收入差距不仅不能缩小，而且越来越大；等等，还可举出许多来。
再次，收费和罚款额规模巨大，并且增长过快，加上多头对个体工商户、微型企业、中小企业行政、执法、收费和罚款，是政府机构和行政性事业机构膨胀的重要动力和条件。中国政府及行政事业机构的设置方面，缺乏预算约束，一般是编制部门给编，组织部门配领导，人事部门配公务员和事业人员，财政部门往往希望自己收费解决其部门和人员的经费，立法部门，或者部门自己立法立规可以收费和罚款，物价部门批准收费和罚款。于是大量的不靠财政拨款而靠收费罚款的部门、机构、单位和人员，急剧膨胀。养人要收费，收费养更多的人，而养更多的人要去收更多的费，而收更多的费又可养更多的人，于是形成“收费－养人和养人－收费”的恶性循环之中。目前中国党政公务员队伍为６５０万人，划归事业编制但从事行政执法，甚至司法的人员却远多于此数。政府机构从各部到正部级各直属总局，到正部级各专业监督委员会，再到各正部级基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ｊｘｗｗ．ｃｏｍ／ｓｅａｒｃｈ．ａｓｐｘ？ｋｅｙｗｏｒｄ＝％ＢＢ％Ｆ９％ＢＤ％Ｆ０＞会，相对于一个现代内阁政府，已经是太多了，财政对其说经费困难，于是这些机构一多半要靠收费罚款运转。比如，保监会、银监会、电监会，都是政府行政性的事业机构，但是，它们都是收费生存的。这在现代政府体制下，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而且，目前由于社会事业的发展，劳动的养老、民政的低保、卫生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等，又在建立机构，扩招人员，形成新一轮的机构和人员膨胀。由自筹经费供养的行政、执法和司法人员，以及行政性事业人员，数量保守估计高达３０００多万人。如不控制，还将继续膨胀；而且，某一天我们一旦对其实行收费变为财政拨款的改革时，可能会发生如同工商经费改革一样的情况，即实际供养的人员规模要比编制和财政部门掌握和估计的大得多。
第四，导致腐败盛行，严重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这种收费和罚款体制设置造成了整体的腐败机制，使腐败合法化。一是这些实行收支两条线、超收奖励、罚款分成体制的单位及公务员，一般其福利和收入要比政府的如信访局等单位及公务员要高得多。曾报道，某省靠路收费的收费员，不算奖金，一月工资就高达８０００元。二是由于许多收费和罚款的部门和公务员裁量权太大，并且罚款的最低额与最高额之间空间也太大，于是一些执法部门和公务员，先开一个最高价，再罚一个低价，从中捞取好处。比如陕西潼关的工商局就先开了一个５万的价，再从中寻求个人的好处，把上交国库的罚款金额降下来为２．７万，并且常常收了钱后不开发票，私分罚款。因此，这种体制为公务员寻租公权创造了最有利和最好的条件和机制。三是按照现行的制度，这些收费和罚款不进入各级财政向人大报告的预算，因此，大量的公车、吃喝、出国等开支是从这笔预算外收入中支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