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弄成这个样子？两三年来除出空谈之外什么成绩也没有！最主要的原因，自然是普洛文学运动还没有跳出知识分子的“研究会”的阶段，还只是知识分子的小团体，而不是群众的运动。这些革命的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还没有决心走进工人阶级的队伍，还自己以为是大众的教师，而根本不肯“向大众去学习”。因此，他们口头上赞成“大众化”，而事实上反对“大众化”，抵制“大众化”。何大白的这篇文章就暴露出这一类的知识分子的态度，这使我们发现“大众化”的更深刻的障碍。——这就是革命的文学家和“文学青年”大半还站在大众之外，企图站在大众之上去教训大众。
瞿秋白的批评，使郑伯奇感到不舒畅。为此，瞿秋白通过夏衍，约郑伯奇进行了一次长谈。据郑伯奇回忆说：记得在旧名爱文义路北面一条横街口的一个弄堂里，有一所清静的院落，在那里我会见了瞿秋白。他是比现在的画像稍显苍老的一个颀长的中年人。他穿着中国式的长衣。房子里只有我们三人。他态度很宁静和蔼，细心地导引着我谈话。他把我的话用他独特的拉丁化的文字记在他的笔记本上。他也对我发表了较长的谈话。在那样白色恐怖最厉害的环境之下，我们还谈了一个多钟头。因为当时我那样混乱的思想情况，对于瞿秋白给我的殷勤指示自然领会很少，但也有了一些认识。我认识到方法有错误而文字太艰深。我感觉到应该学习活的语言和大众爱好的民间形式。后来我曾提倡口头文学主张研究民间文艺就是从这样感觉出发的。
瞿秋白认为，实现文艺大众化的关键是革命的文艺要向着大众；革命的作家必须“要到群众中间去学习。在工作的过程之中去学习。”“不要只想群众来捧角，来请普洛文学导师指导，而要……受受群众的教训。”他指出，向群众学习的方法是深入到群众进行文艺活动的场所，“去观察，了解，体验那工人和贫民的生活和斗争，真正能够同着他们一块儿感觉到另外一个天地。要知道：单是有无产阶级的思想是不够的，还要会象无产阶级一样的去感觉。”尽管瞿秋白这里所说的“到群众中去”，还不是指直接到群众的广泛的生活和斗争实践中去，而是指到群众进行文艺活动的场所，即到那些说书的、唱小调的、卖胡琴的、摆书摊的地方，但他要求革命作家要有无产阶级的感情和感受方式的见解，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
瞿秋白十分重视文学语言的大众化，认为这是迫切的先决问题。中国有广大的识字不多的工农群众，必须建立能够为他们所需要的“现代普通话”、“真正的白话”。其标准是“读出来而听得懂”。语音，大致同于北京官话；用词，尽可能使用白话原有字眼；句法，不排斥欧化成分而要合于中国语言规律。瞿秋白认为，这种现代普通话，在大城市里已开始产生，它将足以表情达意，演说故事，撰写文章。
瞿秋白鉴于沙俄时代，俄国各民族人民反对俄语同化政策，坚决反对在中国用“国语”统一中国各民族的语言。他指出，“国语”的名称本来是不通的，指定统治民族的语言为“国语”，是压迫弱小民族，这种含义的“国语”，应当排斥不用。他坚持只用普通话，不用“国语”一词。
在大众化问题讨论中，瞿秋白和茅盾在把语言大众化问题放在什么地位的问题，有些分歧。1932年7月，茅盾以止敬笔名发表《问题中的大众文化》一文，认为“技术是主，作为表现媒介的文字本身是末”，只有学习旧小说适合大众习惯的描写方法，才能创作出好的大众文艺。他认为大众文艺的主要条件是努力学习运用《水浒》等古典小说的艺术方法和描写方法，如动作多，抽象叙述少，处处以人物行动来刻画人物性格，不用联想、暗示等等。只有这样，才能使大众的读者感动；而读得出、听得懂，只是起码条件，仅做到这一点不能算是大众文艺。瞿秋白读过茅盾的文章，于9月间发表《再论大众文艺答止敬》一文，不同意茅盾的“主要条件”论。他申明他并不是不注重写作技巧，但当前首要的任务还是要使大众读得出、听得懂。首先要有大众文艺，然后再要求好的大众文艺；所以最主要的还是语言文字。过分强调写作技巧，会使初学写作者不敢动手，结果势必取消大众文艺的广大运动。茅盾后来说：“对于秋白的这篇文章，我没有继续争论下去，因为我发现我与秋白是从不同的前提来争论的，即我们对文艺大众化的概念理解不同。文艺大众化主要是指作家们要努力使用大众的语言创作人民大众看得懂，听得懂，能够接受的，喜见乐闻的文艺作品（这里包括通俗文艺读物，也包括名著）呢？还是主要是指由大众自己来写文艺作品？我以为应该是前者，而秋白似乎侧重于后者。由此又引出了对文艺作品艺术性的分歧看法。我认为没有艺术性的‘文艺作品’不是文艺作品，即使最通俗的文艺作品也然。而秋白则似乎认为大众文艺可以与艺术性分割开来，先解决‘文字本身’问题。”茅盾侧重于作家创作的角度，注意大众化作品的艺术性；瞿秋白则希望在大众中产生作家。这些讨论，有助于对问题认识的深化。但是，实事求是地说，瞿秋白的意见有点急于事功。在国民党政权统治下，工农大众文艺家的出现，谈何容易！对此，鲁迅早有精辟的见解。1930年鲁迅在《文艺的大众化》一文中，指出：“现今的急务”，是“应该多有为大众设想的作家，竭力来作浅显易解的作品，使大家能懂，爱看，以挤掉一些陈腐的劳什子。”目前限于客观条件，还只是“使大众能鉴赏文艺的时代的准备”，要彻底实现大众化，“必须政治之力的帮助，一条腿是走不成路的”。没有无产阶级的政权的力量，文艺大众化不可能实现。
瞿秋白不仅在理论上探索大众化文艺问题，而且亲自进行了大众化作品的写作尝试。他所住的紫霞路谢寓，离老城隍庙不远。有时，他化装到那里去，观听民间说唱。同时自己动手利用旧的民间文艺形式，写了不少有新内容的通俗歌谣和故事，即所谓用旧瓶装新酒。其中以“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发生前后，写的最多。如《东洋人出兵》、《上海打仗景致》、《可恶的日本》、《英雄巧计献上海》、《江北人拆姘头》、《十月革命调》、《苏维埃歌》、《五更调》、《工人要求新唱春》、《国民会议新唱春》、《五月调》、《苏维埃新山歌》、《工人格福气》等。这些作品完全采用群众的口语，揉入方言俗语，十分通俗易懂。但是有些作品单纯从政治宣传着眼，仓促成篇，往往流于粗糙概念，缺乏强烈的艺术的魅力，既为知识分子层所忽略，也不为广大群众所欣赏。
为了尽快形成和使用“现代普通话”，瞿秋白积极倡导“文字革命”即汉字改革。瞿秋白在《学阀万岁！》一文中指出：汉字存在一天，真正的“人话文”——现代中国文（就是完全用白话的中国文字）就一天不能够彻底的建立起来。因而，他主张从根本上废除方块汉字，代之以拉丁化（罗马化）的拼音文字。革新与谬误往往纠结在一起，瞿秋白急于灭绝汉字，否定汉字文化的偏激主张，显然是不可取的。早在1929年旅居苏联时，他就提出方案，与吴玉章、林伯渠、萧三等共同讨论，并且得到了郭质生等苏联友人的帮助，在1929年2月拟出了中国拉丁化字母的草案。《中国拉丁化字母方案》先由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个小册子。同年十月，瞿秋白又把方案修改写定，名为《中国拉丁化字母》，1930年春，首先在莫斯科《中国问题》杂志第2期上发表（署名是瞿维托）。然后又由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单行本用汉字、瞿式拉丁化新文字和俄文排印。除正文外还有新文字和汉字的对照读物，和两个附表。一个是《新拉丁字母的一览表》，用他所提的新文字的声母、韵母跟国语罗马字、威妥玛式和俄文字母的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拼法对照比较。另一个是《汉字拼音表》，其中包含有若干汉字的特别拼写法。这个拉丁字母的新中国文字的拼音方案出版后，不仅得到当时在苏联的中国学者和关心这个问题的共产党员的赞同；而且引起苏联的研究中国问题和东方学的学术团体的关注。后来由“中国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并在国内推广的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正是在瞿秋白方案的基础上形成的。总之，瞿秋白深入细致地调查分析了对语言文字应用的现实情况，周密地考虑了用拉丁字母拼写普通话使它真正能作为文字来实用的一切方面，也初步研究了汉字的拼音对应形式（例如声母zh－z，ch－c，sh－s互相对应那种便于南方人学习普通话的设计，通过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传进汉语拼音方案），编出了《新中国文拼音表》、《汉字拼音表》。同时探索和研究了同音词问题的解决办法，提出了他的区分同音词的意见。在此研究的基础上，他在1931年底，写成了《新中国文草案》一书。这个方案超过了以前的各种同类方案，它“是在提倡大众语的前提下提出来的，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所以一提出来就得各方面的赞同。”为了写好这部书，瞿秋白邀约可靠的熟人协助他研究拉丁化新文字。他请南方人、北方人用方言读一些字音给他听，他一一记录下来，然后给汉字定音。在工作休息时，他常对参加工作的朋友说起他对于方块汉字切身的感受。他说：“讲起方块字，我自己倒是有过一番苦乐的呢。从小时候开蒙读书起，每天大字、小字、楷书、行书，花费好多功夫去练习。成年以后竟成了习惯，一动笔墨，总怕写得难看，笔锋都要讲究美。这美，是多少工夫换来的啊！此外，还要背韵目，着手治印，做一个中国的文人，真是谈何容易！我搞了三十年，还只是个半吊子文人。废了方块字，这些麻烦都可以一扫而空。方块字害死人，新的文化人应该坚决主张废弃不用。将来老百姓当中，只用新文字；方块字留给学院里的学者去研究吧”。为了检验拉丁化拼音文字的实际效用，瞿秋白常常用它记录、写信。夏衍说：“他有了空，往往来我家里聊天；我不在，他就留个条子，总是用拉丁化拼音字写的。”有一次，协助他研究拼音文字的彭玲，收到了一封瞿秋白的来信，打开一看竟全部是用拉丁化新文字写的。下次见面时，瞿秋白问她为什么不写回信，并笑着对她说：“你错过了一个练习拼写的好机会啦！”。在中国文字改革事业中，瞿秋白是伟大的先驱者之一，他在二三十年代的文字改革的努力和成就，“使中国文字改革有了一个正确的方向，受到广大人民的欢迎，开辟了中国新文字发展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