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组文字，多么生动地表现了这两位文坛挚友和革命同志之间，并肩战斗的情谊和协同配合的默契。
2月底，黄文容到鲁迅家，又把瞿秋白接到中央局内部交通主任高文华家去住。这样频繁的流离搬迁，使鲁迅寝食不安，总想替他们寻找一处比较安全的住房。3月初，经鲁迅通过内山完造夫人帮助，在北四川路施高塔路东照里十二号租到一间亭子间。3月1、3日，鲁迅两次去看房。4日或5日，瞿秋白夫妇就迁居这里。6日下午，鲁迅拿着一盆堇花来到寓所，看望瞿秋白夫妇，祝贺乔迁。小小的亭子间，经过一番布置，特别是挂起了鲁迅手书的“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的联语，竟使满室生辉。
4月11日，鲁迅全家由北川公寓迁居施高塔路大陆新村九号。两家在同一条马路上，相距不足十分钟的路，鲁迅和瞿秋白来往更加方便，几乎每天都可以见面。杨之华说：
鲁迅几乎每天到东照里来看我们，和秋白谈论政治、时事、文艺各方面的事情，乐而忘返。我们见到他，象在海阔天空中吸着新鲜空气、享受着温暖的阳光一样。秋白一见鲁迅就立即改变了不爱说话的性情。两人边说边笑，有时哈哈大笑，驱走了象牢笼似的小亭子间里不自由的闷人气氛。
许广平说：
有时晚间，秋白同志也来倾谈一番。老实说，我们感觉少不了这样的朋友。这样具有正义感、具有真理的光芒照射着人们的人，我们时刻也不愿离开！有时晚间附近面包店烤好热烘烘的面包时，我们往往趁热送去，借此亲炙一番，看到他们平安无事了，这一天也就睡得更香甜安稳了。
有了比较安定的生活环境，瞿秋白在短时间内，写了一批精美的杂文，用鲁迅的各种笔名，由许广平抄过，由鲁迅当作自己的文章寄出发表。这些文章是：
3月5日 《王道诗话》
3月7日 《伸冤》（原题《苦闷的答复》）
3月9日 《曲的解放》
3月14日 《迎头经》
3月22日 《出卖灵魂的秘诀》
3月30日 《最艺术的国家》
3月 《〈子夜〉和国货年》
4月11日 《关于女人》
4月11日 《真假堂·吉诃德》
4月11日 《内外》
4月11日 《透底》
4月24日 《大观园的人才》（原题《人才易得》）
9月28日 《儿时》
10月25日 《中国文与中国人》
其中有几篇是瞿秋白与鲁迅两人漫谈后写成的。许广平说：“在他和鲁迅见面的时候，就把他想到的腹稿讲出来，经过两人交换意见，有时修改补充或变换内容，然后由他执笔写出。他下笔很迅速，住在我们家里时，每天午饭后至下午二三时为休息时间，我们为了他的身体健康，都不去打扰他。到时候了，他自己开门出来，往往笑吟吟地带着牺牲午睡写的短文一二篇，给鲁迅来看。鲁迅看后，每每无限惊叹于他的文情并茂的新作是那么精美无伦。”鲁迅后来将《王道诗话》、《迎头经》、《出卖灵魂的秘诀》、《最艺术的国家》等十二篇收入自己的杂文集，由此可知他们两人的情谊多么深厚啊。
正确评价鲁迅的第一人
鲁迅是文化革命战线的主将，敌人攻击他，朋友误解他。瞿秋白把正确地评价鲁迅看成是当前文化革命战线上的一个重大任务。完成这项任务，具有迫切感，也有实现的依据。因为，他自信除了坚持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外，他是被鲁迅引为知己的亲密同志和朋友，他了解鲁迅，理解鲁迅。许广平回忆说：“在动笔之前，秋白同志曾不断向鲁迅探讨研究，分析鲁迅的代表时代的前后变化，广泛披览他的作品，当面询问经过。”这种为其他研究者所不具备的良好条件，使瞿秋白更充满了信心。
一切准备就绪，从4月初开始，他便集中精力写作了。
东照里十二号的房东，是位泼辣好事的中年寡妇，广东人，住上海多年了。楼中房客有中国和日本的商人，也有日本浪人。女房东和日本浪人常常来瞿家串门，干扰颇大。瞿秋白夫妇为了摆脱干扰，专心写作，于是想出一个杜门谢客的办法。白天，瞿秋白半卧在床上，关起房门看书，杨之华就在房门口的炉子上熬汤药，药味充满了整所房子，这些药她都偷偷地倒掉了。这出“戏”演得很成功，房东和房客果然不再来打搅他们了。瞿秋白在白天专心研究鲁迅的著作，夜深人静时，就伏在一张小方桌上写作，花了四夜功夫，写成了《〈鲁迅杂感选集〉序言》。
这篇长达一万七千字的《序言》，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文献。形形色色的反动文人惧怕鲁迅，侮蔑鲁迅，贬低鲁迅杂文的战斗意义，说他是一个“杂感家”；有的创造社、太阳社等左翼人士办的进步刊物也攻击他是“封建余孽”、“二重反革命”。《序言》却对鲁迅的杂文作出了极高的评价。他说：“鲁迅在最近十五年来，断断续续的写过许多论文和杂感，尤其是杂感来得多。于是有人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做‘杂感专家’。‘专’在‘杂’里者，显然含有鄙视的意思。可是，正因为一些蚊子苍蝇讨厌他的杂感，这种文体就证明了自己的战斗的意义。”对于鲁迅本人，瞿秋白称誉他：“是封建宗法社会的逆子，是绅士阶级的贰臣，而同时也是一些浪漫谛克的革命家的诤友！”同时也指出鲁迅及其作品的不足：“鲁迅在‘五四’前的思想，进化论和个性主义还是他的基本。”包括鲁迅在内的“早期的革命作家，反映着封建宗法社会崩溃的过程，时常不是立刻就能够脱离个性主义——怀疑群众的倾向的；他们看得见群众——农民小私有者的群众的自私，盲目，迷信，自欺，甚至于驯服的奴隶性，可是，往往看不见这种群众的‘革命可能性’，看不见他们的笨拙的守旧的口号背后隐藏着革命的价值。鲁迅的一些杂感里面，往往有这一类的缺点，引起他对于革命失败的一时的失望和悲观。”鲁迅不断地在自我解剖中，在对敌斗争中前进，走到了新的革命营垒里来。“历年的战斗和剧烈的转变给他许多经验和感觉，经过精炼和融化之后，流露在他的笔端。”集中表现在“最清醒的现实主义”，“‘韧’的战斗”，“反自由主义”，“反虚伪的精神”。这些“对于我们是非常之宝贵的”。因此，“他的作品才成了中国新文学的第一座纪念碑；也正因为如此，他的确成了‘青年叛徒的领袖’。”“我们应当向他学习，我们应当同着他前进。”
特别应该指出，瞿秋白写作《序言》不只是评价了鲁迅杂文和鲁迅的价值，而且通过对于鲁迅的研究，阐明了过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已经提出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充分阐明的一个问题，即关于从反动阶级营垒中分化出来、后来归附于无产阶级的思想家的问题。
为了使人们通过鲁迅一生的主要著作杂感，正确认识鲁迅是怎样一个人，鲁迅的思想是如何发展的，瞿秋白从鲁迅一生文学活动和革命活动中概括了如下的结论：
鲁迅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他是经历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现在的四分之一世纪的战斗，从痛苦的经验和深刻的观察之中，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他终于宣言：“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唯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
瞿秋白把鲁迅及其思想，放在具体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加以考察。他既指出鲁迅世界观或思想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的发展过程，又指出鲁迅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友人以至于战士的革命战斗的过程。他把两个过程紧密结合起来，显示出鲁迅不仅是文学家，同时也是思想家。这个全面的符合实际的结论，足以使人信服。
瞿秋白是对鲁迅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对鲁迅思想的形成、发展和特点，给予科学评价的第一人。他在《序言》中所阐明的观点，即使是经过了半个世纪，在今天看来也是精彩的。
一连四个不眠之夜，写完了《序言》，瞿秋白感到十分疲劳，又十分踏实，甜甜地睡了一夜。然后他又开始投入新的题目的写作。
不久的一天下午，瞿秋白在伏案写作。忽然，楼梯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脚步走近，声音越来越大。接着是砰砰的敲门声。瞿秋白急忙收起桌上的书籍、文稿。杨之华回头看已收拾妥帖，然后镇静地去开门。
啊！原来是鲁迅来了。
鲁迅站在房门口，那么高兴，笑呵呵地对杨之华说：“你不是听惯了我的脚步声吗？这次你听出来没有？”“大先生的脚步这次走得特别有力，还以为是警察呢！”“我是故意走得重些给你猜不出的。”说完哈哈大笑。连站在他身后的女房东也听得笑了。
鲁迅坐在椅中安详地吸烟。瞿秋白笑吟吟地又很恭敬地把一束文稿交给鲁迅。鲁迅边看边陷入沉思，这样持续了很久。《序言》中每一句话，都在激励和抚慰着他的心。他的眼睛环视着这小小斗室内的一桌一床，看到摆在地下的药罐，然后把目光移向杨之华和瞿秋白。他脸上露出由衷的感激之情。
鲁迅面对文稿，啧啧称赞不已，他又沉思起来。他似乎在倾听战友的鼓励，又像是在思索着同志的批评。他思索着，微笑着，一切都使他非常满意。这时，他指间的香烟已经快烧到指头。他把烟蒂捺到了烟缸中，然后回过头来，感慨万端地说：“你的写作条件太苦了。”瞿秋白坚毅而乐观地说：“只要拿着笔在写，再苦些也觉得乐在其中。”接着，又真挚地说：“和先生在一起，时时感到共同战斗的欣悦。”鲁迅爱怜地看着瞿秋白苍白清癯的脸，有多少话要说。他指着那一束文稿，恳切地说：“这，只觉得写我写的太好了，应该对坏的地方再多提些。”后来，鲁迅对冯雪峰说，序言的分析是对的，以前没有人这样批评过，他很看重和赞赏。
这一天，瞿秋白和鲁迅谈得很久很多。他们谈到杂文的战斗意义。对于那些帮闲文人，鲁迅愤恨地说：“要骂就骂吧，我就是硬骨头，骂不倒我！我就是要用杂文同他们战斗！”那时，国民党特务已经准备对鲁迅暗下毒手。瞿秋白担心他的安全，多次请他注意防范，并希望他到苏联去疗养和编写中国文学史。这天，瞿秋白又提起此事。鲁迅认为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工作很重要，但由于当前战斗紧张，没有时间去作。到苏联，他是向往的，但他不准备去，他激昂地说：“要杀就杀吧，我就是不走！而况真要走，那么多的书也无法搬走。”编写文学史而无书，怎么也是办不到的。鲁迅恳切地劝瞿秋白去苏联养病和写作。他还不知道瞿秋白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遭遇，因为瞿秋白从不向别人谈到那些完全是属于共产党内的问题。尤其对于这位倾心于党的非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就更要注意遵守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威信了。
夜深了，鲁迅才告辞回家。
不久，由于安全的原因，瞿秋白夫妇于6月初，从东照里搬到王家沙鸣玉坊一家花店的楼上。这里是中共江苏省委机关，冯雪峰也住这里。7月10日的下午，这里的安全又发生问题，必须即刻转移。瞿秋白夫妇决定到鲁迅家去。他们冒着大雨，坐上黄包车，扯下车篷，安全地到了鲁迅寓所，住了一个短时期。鲁迅日记1933年7月10日记载说：“晴，热。午后大雷雨一阵。下午收良友图书公司版税二百四十元，分付文尹、靖华各卅。以《选集》编辑费二百付疑冰。”前两天鲁迅收到《鲁迅杂感选集》的二十本样书和版税一百元，这笔二百元的编辑费和分付杨之华的三十元，一半是他垫付的。
这以后，杨之华到中共上海中央局组织部做秘书工作，夫妇两人就搬到机关去住，与高文华家住在一起。大约9月间，一天深夜，突然传来警报，要他们马上离开机关。这时已是凌晨两点钟。瞿秋白和杨之华还是决定到鲁迅家去。他们分乘黄包车，差不多同时到达大陆新村鲁迅寓所的前后门。两个门同时敲响，惊动了鲁迅一家。许广平披衣而起，惊愕地对鲁迅说：“怎么前后门都……”鲁迅镇静地走近后窗，暗夜中看到后门站的是一位女人，片刻，他说：“样子像之华。”他又走向前窗俯视：“哦，是秋白，快开门。”静谧的书房里，鲁迅请瞿秋白夫妇入座，赞佩地说：“你俩和猎狗们周旋，险些把景宋弄糊涂了。”瞿秋白和杨之华几乎同声歉意地说：“真对不住，惊扰了你们！”许广平端着托盘，送上两碗夜宵。似乎不是这热气腾腾的夜宵，而是鲁迅夫妇的热诚的目光，使瞿秋白和杨之华今夜感到异常的温暖。
这一次在鲁迅家只住了几天，就转移到另外的机关里。
转眼到了1934年1月。瞿秋白奉命离开上海到中央苏区。临行前几天，他有一种无法排遣的渴望，一股不可压抑的深情，一定要当面向鲁迅、茅盾辞行，并与他们长谈一次。他是预料到，今后天各一方，难得再有见面的机会。杨之华深深理解他的心情，但为了他的安全，让他晚上去，在鲁迅那里住上一天，第二天晚上回家。
1月4日晚，他来到鲁迅家。两个人三个多月没有见面，而这一次相见后就将是长久的离别。似乎有说不完的话，但两个人都希望倾听对方的谈话，从中体味战友的深情。晚上，鲁迅一定要让瞿秋白睡在自己的床上，他与许广平睡在地板上。
杨之华在家中，焦急地等了瞿秋白一天一夜，等到第二天晚上他平安归来，才算一块石头落地。瞿秋白为实现这次辞行很高兴。他笑容满面地说：“要见的都见到了，要说的话也说了。大先生和茅盾身体都好，海婴也没病。”但在心里，瞿秋白是有点郁悒的，除了惜别之情，也许是因为不得不离开他喜爱的文艺战线，不得不离开这里的肝胆相照的挚友。
1月9日，鲁迅收到瞿秋白临行前写给他的信。28日，又收到瞿秋白将要到达苏区时在途中写来的信。鲁迅的悬念之心，总算放了下来。
鲁迅和瞿秋白之间披肝沥胆，生死与共的友谊，摆脱了世俗的利害，达到了圣洁的境界。它在中国革命史和文学史上，留下了有光彩，有诗情，有意义的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