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报》特派记者
1920年秋，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为直接采访和报道世界各国大势，决定派出一批驻外记者，分赴英、美、法、德、俄诸国。两家报社发表了“共同启事”，内称：“吾国报纸向无特派专员在外探取各国真情者，是以关于欧美新闻殊多简略之处，国人对于世界大势，亦每因研究困难愈趋隔阂淡漠，此诚我报一大缺点也。吾两报有鉴于此，用特合筹经费遴派专员，分赴欧美各国担任调查通讯事宜，冀稍尽吾侪之天职，以开新闻界之一新纪元焉。”
瞿秋白应北京《晨报》的聘请，准备以该报特派记者的身份，动身到莫斯科去。
当时的中国，是个“阴沉沉，黑魆魆，寒风刺骨，腥秽污湿的”“黑甜乡”。没有阳光，没有光明，没有路径。在这里生活着的人们，昏昏酣睡，失去了感觉视听，无从辨认道路；有些开始觉悟的人们，在复杂纷乱的环境和各种思潮的影响下，思想混乱得怕人。这时，中国的近邻俄国，发生了惊天动地的无产阶级大革命。在觉醒了的中国青年心目中，革命后的俄国，似乎是“灿烂庄严，光明鲜艳，向来没有看见的阳光”的所在，是“红艳艳光明鲜丽的所在”。那里似乎有使人们觉醒的真理，有使中国从黑暗通向光明的火种。有志于救国救民的觉悟青年，应当到那里学到真理，把它播散给中国的劳苦大众；取得火种，把它点燃在中国的黑暗的大地。等待是不行的，“须得自己动手”，“拨开重障”，“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担一分中国再生思想发展的责任”。这种强烈的“内的要求”驱策着瞿秋白到俄国去。
这时，从中国远行到俄国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革命后的苏俄，在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的浩劫之下，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据当时赴俄留学的肖劲光回忆说：
苏俄战争的创伤历历在目。工厂、矿山遭到严重破坏停产了，农村遭受兵祸，被洗劫一空，天灾人祸，粮食欠收，人民贫穷不堪，各种物资极其缺乏。到处都是弹痕累累，道路桥梁被破坏得不象样子，全俄处于普遍饥荒之中，每天都有人饿死在路旁。
国际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统治者，肆意攻击苏俄是“洪水猛兽”，是“赤色帝国主义”。即使对俄国革命并无恶意的人，也把苏俄看作是“饿乡”，把布尔什维克党看成是“穷党”。因此，当瞿秋白决定到苏俄去，立刻遭到亲友们的反对。
堂兄瞿纯白坚决反对瞿秋白到苏俄去，说这是“自趋绝地”。瞿秋白却守定宗旨，认为自己“不是为生乃是为死而走，论点根本不同，也就不肯屈从”。
决定赴俄后，瞿秋白忙着做一些准备工作，并向亲友们辞行。
1920年10月初，瞿秋白仆仆风尘赶到山东济南去看望父亲瞿稚彬。瞿稚彬这时住在济南城内娘娘庙街（今岱宗街）十五号路北王璞生家。王是江苏人，做过山东乐陵县知事。王宅西邻大明湖南岸的百花洲，距鹊华桥码头不足百步。
一天晚上，在大明湖滨的小酒馆里，父子两人，还有父亲的一位道友，围坐在一张小圆桌旁。桌上摆了几个冷盘热炒，炉上温着酒。在父亲说来，这是为即将去国远行的儿子饯行，而对儿子来说，则是为了在离开祖国之前孝敬一番长期寄人篱下，孤寂无依的父亲。父子虽强颜欢笑，心底里却都是苦楚难言。父亲年近花甲，长期穷困潦倒，忧病煎逼的生活，使他显得格外苍老。他不像北京的亲友那样，固执地反对瞿秋白远行。他知道儿子的决心，即使拦阻也拦不住。他惜别地深情地对儿子叮嘱说：“你这一去随处自去小心，现在世界交通便利，几万里的远路，也不算什么生离死别只要你自己不要忘记自身的职务。你仔肩很重呵！”说得瞿秋白心头一热，眼泪已含在了眼眶里。
三个人都站起来，沿着大明湖畔，随意散步。秋凉夜深，未免有些寒意。对着这凄凉的境界，又是远别在即，父子两人的心更加亲近不忍离舍了。回到屋中，父子俩又整整谈了半夜。
第二天一早，瞿秋白依依告别了父亲，离开了济南。
父亲的勉励，增加了瞿秋白远行的决心。回到北京，他开始整理行装，准备启程。
要离开北京了，离开这寄住了三年多的纯白哥哥的家了。愈是这时，瞿秋白的心情意绪就愈加留恋这融融泄泄，安闲恬静的家，连这小院里的秋花秋草，他都觉得辜负了它们的好意。这几天，他晚上回到家里，就同哥嫂闲谈。原来执意反对他到俄国去的纯白，现在看到秋白一切都已决定，也就不再留难，反而勉励秋白到俄国后专心研究学问，不要半途而废。这种殷切的关怀，反倒使原来理智强烈的秋白情感激动，低回感慨不止。对于这位用“家族的旧道德”培育他的堂兄，瞿秋白有时因为志向不同，不肯屈从，但此刻远别在即，觉得兄弟情分却有些难以割舍了。
瞿秋白这次去国，差不多等于“出世”一样，一切琐事，都需要作一个收束。母亲死时遗留下来的债务，需要暂时有个交托；旧时作的诗词古文，需要整理出来，父亲要它留作纪念；幼时的伙伴，虽然远在江南，不能握别，也要写信告辞。写信时，他不禁想起了两位表姊。
一位是少寡的表姊，即江阴贤庄的大姑母之长女金君娴（仙仙）现在独自一人带着一个遗腹子孤苦伶仃地住在行将破产的母家，精神痛苦不可言喻。
还有一位表姊杨庆令，从小丧母，是与瞿秋白一同长大的。她家也是破产的绅士之家，丈夫秦耐铭是小学教员，儿女一大群，仰事俯蓄，艰难得很。她深感中国妇女的痛苦，每每对于人生发生疑问，但她又何尝能够解决呢？
夜深人静，瞿秋白在昏暗的灯光下，提笔写信，又下不得笔。他想：“旧话重提有什么意味？生活困难，心绪恶劣，要想得亲近人的慰藉，这也是人情，可是从何说起！亲人的空言虽比仇人的礼物好，究竟无益于事。况且我的亲友各有自己阶级的人生观，照实说来，又恐话不投机，徒然枉费。中国的社会生活，好像朦胧晓梦，模糊得很。人人只知道‘时乖命蹇’，那知生活的帐子里有巨大的毒虫以至于蚊蚋，争相吸取他们的精血呢？大千世界生命的疑问不必提起。各人吃饭问题的背后，都有世界经济现象映着，——好像一巨大的魔鬼尽着在他们所加上去的正数旁边画负号呢。他们怎能明白！我又怎能一一的与以慰藉！”
几封告别信，总算写完了。
住在京津的几家亲戚，瞿秋白一一登门拜别。
住在天津的，是他的一位表姊金君敏（明明）。表姊夫是位鸦片瘾者，在铁路局做事。这位表姊，本来是家乡的著名美人，现已饱经世变，家庭生活的痛苦，犹如狂风骤雨扫净了春意，她已没有当年的意趣风韵了。她见到瞿秋白，只是诉苦。饮过白兰地，酒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8页。酣耳热，大家吃着茶，对着鸦片烟灯说话。表姊夫指着烟灯说：“我一个月赚五六十块钱，这东西倒要去掉我六十元。你看怎么过？”表姊说：“他先前行医也还能赚几个额外的钱。他却懒得什么似的，爱去不去，生意怎么能好？铁路局里面的事情，还是好容易靠着我们常州‘大好佬’（这是常州话，指京里的大官说的）的面子弄着的，他也是一天去，两天不去。事情弄掉了，看怎么样！”他们的女儿丰儿忽然插话，她天真地对瞿秋白说：“双舅舅，双舅舅。你同我上北京去罢？去看三姨，三姨上次来我家里，和娘娘谈天，后来不知道怎么还淌眼泪来呢。”茶凉酒醒，瞿秋白在走回客栈的路上，感到天津繁华的街市也似乎格外凄凉了。
丰儿的三姨，就是名叫金君兰（珊珊）的表妹。她刚由江南嫁到住在北京的同乡恽家，丈夫是位家道中落而又无所事事的青年人。瞿秋白少年时每到环溪姑母家，总是和表姐妹们在一起玩耍。她们如今都已长大，依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条千百年来实行的老办法，各自找到归宿了。瞿秋白称珊珊为三妹，幼时曾有爱慕之情，隔别了数载，却不曾忘怀。见面之后，她向他诉说着自己的境况。她说：“我刚刚从南边来，你又要到北边去了！我一个人离母家这样远，此地好像另一世界似的。”中国妇女做新妇，是她们一生一世最要紧的事，丈夫之外，同公婆、妯娌、叔姑的关系，都是她们面临的难以应付的大问题。瞿秋白深深地理解新嫁娘内心的惶惑与不安，他忙接着对她说：“你的小叔、小姑还算是好的。”她苦笑了一下，愁苦而低沉地说：“也就这样罢了。”她眼里流露出儿时的天真，但又深怀惋惜地说：“想起我们那时在环溪，乡下地方，成天的一块儿玩，什么亦不管”这一切，都成为温馨的旧梦了。
这一天，瞿秋白本来想看看三妹就早些回家，但是不知不觉却同她谈到黄昏时候。恽家住在北京和平门外相当荒凉的南下洼。从这里走回崇文门附近的草厂胡同，要个把小时。秋夜，龙泉寺边的深林丛树送出阵阵秋声，满天黑云如墨，地上是半枯的秋草。路上，人差不多已经全回家了，只有一星两星人力车上的灯光，远远近近地晃着。
瞿秋白见过表姊表妹，看到她们凄凉的境况，心情格外沉重和痛楚。往事如烟，一幅一幅的又都呈显在眼前，但它们已经不是瞿秋白所留恋的东西，而是他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的一部分。他为表姊妹们的悲蹙的现实感到伤心，因为他急切地盼望着她们和所有的人们都能够生活在幸福欢愉的新天地里。
1920年10月15日，晚间，瞿秋白到王府井南口的北京饭店面见苏俄远东共和国代表优林，办理出国护照。然后，他匆匆赶到好友耿济之家中。在那里，几位朋友等待他的到来，参加他们送别的聚会。他们中除耿济之外，还有郑振铎、瞿菊农、郭绍虞、郭梦良、郭叔奇。瞿秋白带着一身北京深秋夜风卷起的街尘，进入耿家的客厅，摘下眼镜边擦边充满歉意地向已经等待他多时的朋友们说明他迟到的原因。
“明儿早上几点？”有人直接地问。“六点半，天还不亮哩。”瞿秋白说。“谁也不必送，哈！送么？也就是东车站，这离赤塔还远得很呢，哈哈！”虽然明儿早上瞿秋白就要开始走上遥远的旅途，但他还是那样满不在乎地洒脱神气。
大家谈到俄国的严冬，担心瘦弱的瞿秋白连皮大衣也没有，恐怕一到哈尔滨就冷得受不了。
有些朋友，还是想劝瞿秋白放弃赴俄的打算。瞿秋白冷静而又热烈地对朋友们讲了他这些天反复考虑的结论。他说了一大篇：
思想不能尽是这样紊乱下去的。我们对社会虽无责任可负，对我们自己心灵的要求，是负绝对的责任的。唯实的理论在人类生活的各方面安排了几千万年的基础。——用不着我和你们辩论。我们各自照着自己能力的限度，适应自己心灵的要求，破弃一切去着手进行。清管异之称伯夷叔齐的首阳山为饿乡，——他们实际心理上的要求之实力，胜过他爱吃“周粟”的经济欲望。——我现在有了我的饿乡了，——苏维埃俄国。俄国怎样没有吃，没有穿，饥，寒暂且不管，他始终是世界第一个社会革命的国家，世界革命的中心点，东西文化的接触地。我暂且不问手段如何，——不能当《晨报》新闻记者而用新闻记者的名义去，虽没有能力，还要勉强；不可当《晨报》新闻记者，而竟承受新闻记者的责任，虽在不能确定的思潮中（《晨报》），而想挽定思潮，也算冒昧极了，——而认定“思想之无私有”，我已经决定走的了。现在一切都已预备妥帖，明天就动身，诸位同志各自勉励努力前进呵！
朋友们带着佩服与羡望的心理，望着瞿秋白。今晚，瞿秋白脸上的神采，胜过他那瘦弱的身体，说话又快又响亮，像一切困难一切顾虑都不曾挂在心上的、老有经验的战士。纵然有些疲倦，他还是把精神提起来。
第二天，10月16日一大早，瞿秋白、李宗武、俞颂华三人登上停靠在北京车站的列车，和到站送行的瞿纯白、瞿菊农、郑振铎、耿济之及亲友们一一握手言别。当天到达天津，瞿秋白又到二表姊家告别。晚上，他就睡在北洋大学张太雷、张昭德、吴炳文那里，抵足长谈。天津电车的喧闹声，旅馆中阔佬的搓麻将声，酒馆里新官僚的划拳声，都引入这几位青年朋友的谈资。
郑振铎、瞿菊农、耿济之送别秋白后，又分别写信写诗从北京寄到了天津。18日早晨，瞿秋白收到诗信，立即复信，并附以答诗。信里写道：“我们今天晚车赴奉，从此越走越远了。越走越远，面前黑魆魆地里透出一线光明来欢迎我们，我们配受欢迎吗？诸位想想看！我们却只是决心要随‘自然’前进。——不创造自创造！不和一自和一！你们送我们的诗已经接到了，谢谢！菊农叔呀！‘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我们此行的意义，就在这几个问题号里。流血的惨剧，歌舞的盛会，我们都将含笑雍容的去参预。你们以为如何？”并附诗——
去国答《人道》
来去无牵挂，
来去无牵挂！
说什么创造，变易？
只不过做邮差。
辛辛苦苦，苦苦辛辛，
几回频转轴轳车。
驱策我，有“宇宙的意志”。
欢迎我，有“自然的和谐”。
若说是——
采花酿蜜：
蜂蜜成时百花谢，
再回头，灿烂云华。
天津倚装作
诗人以邮差自喻，表达了他毫无牵挂地前往苏俄考察和报道俄国革命实况的愿望。前途的道路虽然崎岖坎坷，但是驱策诗人远离祖国走上这艰苦旅程的却是“宇宙的意志”，人民的愿望，而欢迎诗人的，是经过巨大变革的“自然的和谐”的新俄国，是流光溢彩、令人神往的新世界；这个被世人理想化的新世界将要逐渐地伸延扩大，包括未来的新中国。诗人确信，自己虽然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蜜蜂，可是当着蜂蜜酿成时，一定会有益于人民大众，有益于再造中华。
当火车离开天津时，瞿秋白对同伴俞颂华、李宗武说：“我们从今须暂别中国社会，暂离中国思想界了。今天我复菊农的诗，你们看见没有？却可留着为今年今月今日中国思想界一部分的陈迹”，火车隆隆声中，瞿秋白坚毅地而又充满了温情地告别了朋友们，向着北方出发了。这个真理和光明的热烈追求者，以少有的痴情和勇气，以苦为乐，开始了艰苦的跋涉。
哈尔滨五十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