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因为玄宗这个领导对自己的赏罚没有把握好度，导致一些人得到了太多的恩典。现在的领导也是一样，如果恰巧再碰上一些像杨国忠这样的人，那么，作为领导，你给的越多，他想要的也就越多。永远没有止境，就导致了小人横行和君子难以立足的局面，组织难以得到平衡。最后，最吃亏的还是组织的领导者。
魏征说过，“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缪赏，罚所及则思无以怒而滥刑”。这句话对现在那些像玄宗一样的领导们，有很大的批判作用。要说，领导在高兴的时候，可以稍微控制自己的情绪，不导致横恩滥赏，还比较容易。可对于领导来说，比较难办的可能就是在生气甚至发怒的时候，能够做到心平气和地，不对犯错误的人施以重刑。比如，汉朝时期的武帝刘彻。他一生也算英明，不过，在生气的时候，也没少罚错过人。一次，农夫误闯进他的狩猎场内，被他知道了，就一怒之下，差点对农夫施以死刑。多亏了机智的东方朔，才免得铸成大错。
可见，领导在“恩所加”和“罚所及”的时候，应该多冷静地看待问题。不要由于自己的喜怒或者其他不重要的因素，而影响到对属下赏罚的度。这样，才能使组织保持精神上的平衡，使之更具有凝聚力。
朝令夕改令要不得
◎小信成则大信立，故明主积于信。赏罚不信，则禁令不行。--《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意译】只有讲小信用，大信用才会逐渐确立起来，所以，英明的君主是在不断地积累信用的过程中产生的。如果赏罚不讲信用，那么法令禁规也就无法推行。
◎故将无还令，赏罚必信；如天如地，乃可御人；士卒用命，乃可越境。--《三略》
【意译】将帅要令出必行，赏罚必信，像天地时令那样不可更易，这样，将帅才能统御士卒。士卒服从命令，才可以出境作战。
领导们居于一定的高度上，对组织定下的赏罚规矩就有一定的权利。但有些领导在真正该赏或该罚的时候，并不能够做到一言九鼎，言而有信，完全依据规矩来。所以，就出现了很多朝令夕改，赏罚不信的情况。赏罚如果不信，对于领导来说，最直接的“好处”可能是一些心理或者物质上的“便宜”。但真正从大局、从长远角度来看的话，这样做，是特别吃亏的。
古人说“小信成则大信立”。领导如果只是一时糊涂，或贪图一时的便宜，而朝令夕改，不能做到赏罚必信的话，首先受到影响的就是领导本身和整个组织的信誉。当一个人或一个整体连基本的信誉都丢了的话，也就谈不上有什么大的作为或成绩了。对于这一点，早在战国时期，先人们就有所领悟，比如秦孝公手下的商鞅。他就是能够做到赏罚必信这一点，继而对全国的百姓做了很好的信誉宣传，对工作的进行很有帮助。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立木建信”的故事。
当时，商鞅作为秦国的改革先锋，起草了一整套改革的法令，以图强国。但毕竟是新法令，还没有得到百姓的认同，这样很难实行。商鞅就想到了一个争取大家信任的办法。他叫人在都城的南门放了一根大木头，并贴出告示，说如果有谁能够把这根木头扛到城的北门，就“赏十金”。对于百姓们来说，扛这一根木头，根本没有什么难度。大家都很不解，为什么对如此简单的一件事，却有如此的重赏，一定是商鞅在玩笑。商鞅见百姓都没有行动，就改了告示，把“十金”改成了“五十金”。百姓们便更加迷惑。
终于，在大家纷纷议论的时候，有人站出来愿意一试。他扛着木头，很轻松地就到了北门。商鞅当场就赏给了他五十金。百姓们十分震惊，都纷纷称赞商鞅的赏罚有信。由于建立起了很好的信誉，商鞅的新法令实施起来顺手了许多。
与此相似的例子在古代有很多，比如同为战国时期，魏国的吴起。他也是讲究赏罚有信的领导。他有一天在城门附近立了一块大石柱，并告诉百姓们，谁要是能够将石柱推到，就任命谁为长大夫。百姓们起初也是不敢相信，后来终于有人大胆试了一试。结果，吴起果真就赏了那个人一顶长大夫的乌纱帽。百姓们为之惊叹，对吴起的赏罚有信大加赞赏。从此，吴起的信誉为他的政令的推行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全国百姓都受益匪浅。
商鞅和吴起的事实证明，赏罚有信对领导来说，是利大于弊的。因为，信誉是无价的，如果只靠那五十金和一顶长大夫的乌纱帽去买的话，是买不来的。而信誉对领导和组织又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作为一个领导，最好无论如何都要赏罚必信。
领导不朝令夕改，赏罚必信，除了能给自己和组织赢得信誉之外，更有利于整体纪律的严明，和组织风气的净化。古人说：“言赏则不与，言罚则不行，赏罚不信，故士民不死也。”可见，赏罚有信，才能使属下尽心尽力地工作，才能使整体的工作效率提高。如果言而无信，该赏不赏，则大家会对组织和领导逐渐失去信心。该罚不罚，则大家会对组织的纪律逐渐忽视。
一个领导的赏罚有信应该针对所有人。既然立了赏罚的制度和规矩，就只有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才是真正的有信。对下不对上，或者对人不对己，都和赏罚无信没什么本质的区别。比如春秋时的大军事家孙武。他的赏罚不仅做到了言而有信，而且坚持使用在任何人身上。比较明显的就是“孙武练兵”的一次。
当时，吴王召见孙武。孙武作为一名军事家，把兵法说得头头是道。吴王便问他是否能够训练女兵，孙武坚定地回答：“可以。”吴王便找了一百多位宫女，让他来训练。孙武把她们编成了两队，并选了吴王最宠爱的两个妃子，分别充当他们的队长。在训练之处，孙武就开始法令，告诉大家一切都要听从将军的，不然，违者当斩。然后，他又教了一些基本的动作给她们。
那些宫女只是觉得新鲜，没有一个肯一本正经地训练。这时，孙武又把军规强调了一遍，并告诉队长好好奇带头作用。但是，即使他把军规说的震山响，就是没有人听他的，大家只顾玩笑，一点儿也不像是军队在训练。孙武生气了，便下令将两名队长拖下去，施以死刑。吴王见状十分惊恐，连忙跟孙武说情。孙武却一本正经地说：“军令如山。既然有言在先，任何人犯了法，都应该受到相应的处罚，没有例外。”结果，就真的杀了哪两个妃子。其他人一见孙武如此赏罚有信，吴王最宠爱的妃子都没有例外，都吓坏了。所以，当孙武自此下令训练时，宫女们个个都规规矩矩，谁也不敢胡来了。
孙武作为军队的领导，对属下言而有信。既然有言在先，就不能朝令夕改，该罚则罚，连吴王求情都不见效。这一点，并不是谁都能做到。也正是因为如此，他有了这种精神和认识，才能树立好领导的威信，对组织的纪律性的保持有很大作用。值得我们现在的领导认真学习。不过，话说回来，被孙武处罚的是吴王的妃子，属于“尊”者。孙武能够赏罚有信，确实不易是，但更不易的，是对领导自己的“信”者，也就是领导的亲信或者是自己比较欣赏的人。如果领导能够做到对“信”都能赏罚有信，那么，对于其他属下来说，应该就比较容易了。在这一方面，有一个广为大家传颂的例子，就是“诸葛亮挥泪斩马谡”。
当年，后主刘禅在位。诸葛亮为了实现统一，亲自摆局布阵，对魏国发动了一场大战。由于街亭属于这场战争中的要地，他便派了自己十分赏识的马谡来镇守。临发兵前，他亲自派给马谡具体的作战方略，并再三嘱咐他“街亭虽小，关系重大”，“如果失掉街亭，我军必败”。
但马谡到达街亭后，并没有遵守诸葛亮“靠山近水安营扎寨”的安排，而是自作主张地将军队驻扎在了距离水源很远的山上。当时的副将王平见他有违军令，便提醒他，山上没有水源，也没有粮道，如果被魏军包围，则必败。但是，洋洋得意的马谡认为“居高临下，势如破竹”，便没有听取他的意见，坚持选择山上作为大军的营地。王平无奈，以军法威胁他，马谡竟然也不知悔改。最后，果不出王平所料，大军被魏军包围，大败，而街亭失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