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的例子，在历史上，比比皆是。比如“指鹿为马”的赵高，对秦二世谈论起国家大事来也头头是道，花言巧语骗得了秦二世骗的信任。而最后，秦二世还不是没多久就丢了自己的江山，而其中，赵高的作用巨大。还有“口蜜腹剑”的李林甫，他不仅花言巧语地哄得玄宗天晕地转，对比较有才能的人更是两面三刀，搞得朝廷人才大量流失，最后还助成了安史之乱。
对于这样的人，领导最好能及时发现他们的真面目。在选人和用人的过程中，多留意一些比较有实干、不夸大的人才。这样，无论是治理国家还是管理企业，都是绝对有必要的。那些自我表现欲望强烈，不能安下心来，本本分分地做事的人，对国家和企业总是不能有正面的作用的。对于选择这样的人才的典范，当属汉代的曹参。他的方法和原则很值得我们学习。
曹参是接替萧何的国相，在萧何当政期间，制定了很多有用的法规。等到曹参为相时，不仅遵循了这些正确的法规，还坚持了自己的一套特殊原则。那就是，在选人的时候，格外注意人才的实干性。那坡是很小的官，只要是经过他的手，他总是慎重又慎重地考察对方的实际能力，而不是，只听他自己的一面之词。对于那些有实际管理经验的，本身木讷不善于言谈的，性情稳定且温和的人，最好又很有文采的人，是他选地方官的首选。而对于那些野心或企图很大的，急于在上级面前表现自己且又善辩的人，他不仅不会重用他们，还会严加斥责，令其改过。
曹参的选人原则，对汉王朝的发展和稳定功不可没：他在齐郡做相时，九年间，齐郡的十七座城池的百姓安居乐业，经济发展迅速；等到他接替萧何做了汉朝的国相时，短短时间内，就帮助汉朝摆脱了萧条，大大减轻了百姓的负担，使汉王朝元气大增，为数百年基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那么，曹参的选人之道对于当今社会的领导的具体作用，在哪呢？
当今的领导在选择人才时，甚至是地方的小官时，总难免受其表面的迷惑。那些外表木讷，心中怀有伟大谋略的人，但是本身很不善言谈的话，往往很容易被忽略，这样的人才就需要领导们用心去发现。而那些只会坐在办公桌前，天南海北地讲道理，而拿不出具体的实施方案和解决方法的人，往往就是个“大骗子”。如果，自己的属下在自己面前说得天花乱坠，那么，这时候，领导千万不要飘飘然地相信。要考虑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不仅要看看这样是不是可行，免得对方像赵括一样，只会“纸上谈兵”。另一方面，还要考虑对方是不是别有用心。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也是层出不穷。比如，战国时的春申君黄歇就是被自己属下的花言巧语所蒙骗，而铸成大错的。
当时，黄歇是楚国国君考烈王手下的大臣。考烈王虽然娶了多房妻妾，但始终无子，黄歇很是心急，就经常给考烈王寻找美女送入宫中，以求考烈王能有子。但始终也未能如愿。
正在黄歇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叫李园的人出现在了他的视野中。这个李园是黄歇的门客，自己有一个如花似玉的妹妹，就想靠妹妹赚些名利。一次，他向黄歇请假回家，却迟迟没有回来。等他回来时，黄歇问他怎么回事儿。他便说：“齐国派使者来打算聘我的妹妹，拖延了。”后来，他又在黄歇面前说自己的妹妹如何如何得好，弄得黄歇心花怒放，打算娶他的妹妹李氏为妾。李园便很高兴地同意了。不久，李氏怀孕。李园便对黄歇说了“真心话”，他说：“您跟了楚王二十几年了，他很器重你。不过，楚王一直无子，而现在我妹妹刚刚怀孕，你应该把她献给楚王。这样，如果我妹妹生了孩子，一定会被立为太子，到时候，你就是太子的生父。楚王死后，太子即位，那楚国的天下可就是你的了。”黄歇听了这滔滔大论，信以为真，就把李氏献给了考烈王。不久，“考烈王的长子”降生，并被封为太子。
后来，考烈王病重，黄歇还想着自己的儿子荣登大典，自己掌控江山呢。可是，门客李园却在这时候露出了他的庐山真面目。考烈王去世时，黄歇去奔丧。刚入宫门，就遇到了刺客行刺，不幸身亡。
原来，李园开始就是在用花言巧语骗黄歇。等到自己妹妹的儿子当了国君后，掌握国家大权的，肯定是自己，哪能轮到黄歇一个外人。他就在幼主登基之前，派刺客杀了黄歇。不仅如此，事后还灭了黄歇满门。
正是因为相信了一个只说不做，骗取信任的李园，黄歇才落得个如此凄惨的下场。可见，领导如果不能及时揪出这样的人，先吃亏的，很有可能就是自己。
这一点，值得我们反思。
所谓“君子敏于行而讷于言”，真正的人才根本不需要用华丽的语言来显示自己的能力，相反，有些嘴皮子功夫了得的人，不仅自己好文过饰非，还容易引起其他人对嘴上功夫的注意，可能就会导致整个组织华而无实。
我们要相信一件事，那就是，有很多工作，根本用不上伶牙俐齿。但是，所有的工作，都需要踏实的实干。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论语·卫灵公第十五》
【意译】大家都厌恶他，一定要考察他一下；大家都喜欢他，也一定要考察他一下。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资治通鉴》
【意译】同时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才能正确认识事物；只相信单方面的话，必然会犯片面性的错误。
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奸佞的小人总是好聚在一起，心怀不轨地做一些欺上瞒下的事情。正直的君子则不然，他们虽然也喜欢聚在一处，但一般都做一些于公于私都无害的事情。作为领导，身边自然是少不了这两类人。小人们总是喜欢在领导面前说一些“同党们”的好话，攻击一些与自己过不去的人。但君子不会，他们通常在这一方面都表现得比较木讷。所以，久而久之，小人们对下面的情况的反映，可能会占据领导大部分的听觉空间，严重影响领导对底层群众了解的真实性。
但是，作为英明的领导，就应该学会去分析身边的人的反映。孔子说：“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也就是说，如果大家普遍不喜欢一些人的话，领导要去实际地考察一下；如果大家普遍都很喜欢一些人的话，领导也要去实际地考察一下。因为，很多人向领导反映一个人的缺点时，可能真的是这个人做得不好，但也有可能是这个人得罪了小人，才会有那么多人说他的的坏话。相反，很多人向领导反映一个人的优点时，可能真的是这个人做得很好，但也有可能是这个人巴结或笼络了小人，才会有那么多的人说他的好话。
所以，当领导听到很多人对某一个人或某一件事，普遍有很大的反映时，无论是好是坏，都要先实际地考察一下，来确定事情的真伪。免得放纵了小人，或者错怪了好人。在历史上，也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出现，关键就看领导怎样去对待。比如，战国时期的齐威王就曾经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齐威王在位的时候，总是经常听见身边的人跟自己说即墨大夫的坏话，相反，他们对阿大夫的评价却是很高。开始的时候，他相信了群众的反映，认为即墨大夫不称职，而阿大夫是个好官。可后来，他派自己的亲信到各地去明察暗访的时候，却得到了不一样的结论。他便把即墨大夫叫过来，对他说：“自从你到即墨当官后，就总是有人在我面前说你的坏话。等我派人去即墨实际考察后，发现那里的庄稼生长良好，百姓安居乐业，纷纷称赞即墨大夫你治理有方。我才知道是你不愿意巴结我身边的人，才导致了他们经常说你的坏话。”然后，齐威王就重重地奖赏了他。
赏完即墨大夫后，齐威王又把阿大夫叫了过来。对他说：“自从你到阿地当官后，总是有人在我面前说你的好话。但我派人去阿地实际考察后，却发现那里民不聊生，百姓生活困苦，都在骂你不是个好官。原来，他们在我面前夸你，都是因为你巴结了他们。得到好处后，他们才给你美言的。”齐威王越说越生气，最后，他下令把阿大夫绑起来，和那些好进谗言的小人一起，扔进热水里煮了。其它的大臣都吓得毛骨悚然，再也不敢像阿大夫一样弄虚作假了，慢慢地，齐国变得更强大起来。
古人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作为一个领导，如果一味地相信部分人的一面之词，就势必会造成君子受屈，而小人得志的现象。小人得志后，手中的权利变大，他所能笼络的小人也就更多，这样，正直的属下就会受到更大的排挤。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导致领导身边的人大多是结党营私、互相勾结的小人。那么，想要组织前进就困难了。而解决一切困难的总钥匙就在领导手里，领导应该争取做到“兼听”，对身边的人反应的情况多加考察，多从群众中获取信息。因为，毕竟“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些人的反映才是正确的。
北宋的吴育说过：“指人姓名，阴言其罪而事状未见者，不可不明也。”也就是说，当有人在领导面前明确地指出一个或者几个人的缺点时，领导就要注意了，应该特别人征地考察一下这个人所说的十分属实。因为，很有可能，这个打小报告的人就是个好进谗言的小人。历史上，类似这样的小人有很多，比如唐玄宗时期的李林甫。
李林甫是唐朝典型的奸佞小人。他在做宰相时，大肆玩弄权术，使得唐玄宗对其深信不疑。他利用自己的职权，笼络了一些“志同道合”的人，把皇上和正直的大臣们隔离开，使得大家不能够直接向皇上反映真实的情况。只要谁在皇上面前说了他的坏话，或者他不爱听的话，他就会笑眯眯地把他们贬职，甚至是赐死。也是因此，他还有了个“口蜜腹剑”的绰号。所以，自从他做了宰相之后，玄宗身边围绕的大都是一些“思想一致”的小人。这些人经常在皇上身边，按照自己的喜好评价一些人。玄宗听取了这些“群众”的反映，不加考察便信以为真。这样，导致了很多正直的大臣不得善终，一些小人却因为李林甫等的夸赞而得以高升。一时间，朝廷上下布满了奸臣。
玄宗这个领导如此轻易地听取“群众”的意见的结果就是，奸臣当道，民不聊生。最后，安史之乱爆发，领导差点丧命，组织差点解散。
类似这样不开窍的领导和喜欢反映错误情况的“群众”，历史上不乏其人。比如秦二世时的赵高，北宋靖康时的秦桧，明朝嘉靖时的严嵩等等。最后，受害最大的往往是领导本身和他所领导的组织。
所以，无论如何，领导在听取意见时，都要把真正的群众放在首位。宋朝的吴育还说过一句话：“偏听生奸，独任成乱。”也就是说，如果领导把群众放在一边，只听取身边的部分人的意见的话，早晚会使小人当道，组织里霍乱横生。这样，对人对己都不利。
溜须拍马是小人
◎好面誉人者，亦好背而毁之。 --《庄子·盗跖》
【意译】喜欢当面赞誉别人的人，也好背后诽滂别人。
作为一个组织的领导者，拥有一定的权利，身边就很容易聚集一些心怀不轨的人。这些人专门从领导的软肋上下手，经常说一些领导爱听的好话，来获取领导的欢心和对自己的赏识。有些领导不能看出这类人的具体动向，就往往会被其花言巧语所蒙骗，最后，总是在这些小人的怂恿下，把自己折腾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整个组织涣散时，才后悔莫及。
相比之下，还有另外一种人。这些人平时说的话虽然是正确的，但都是一些领导可能不爱听的话。这样，领导如果完全按照私人喜好的角度，来听这些话，就有可能出现“忠言逆耳”的现象。继而，不仅会，阻塞言路，也会使事情得不到正确的解决。
面对这两类人，领导应该以公平公正的心态，虚心听取双方的意见。对于那些好听的话不可全信，对于那些难听的话更不能置之不理，甚至恶语相向。对于这一点，唐太宗李世民就做得非常好。
当年，唐太宗在位的时候，有一位大家耳熟能详的谏官叫做魏征。他就是个不爱说“好话”的人，只要认为是对的，无论是在太宗高兴的时候，还是在太宗大怒的时候，他都会直言不讳地说出来。作为他的领导，唐太宗也能够明确地分辨出他说的话正确与否，并能够从千百句话中有选择性地听取魏征的话。
一次，朝廷上下的很多人都以当下国富民强，百姓安居乐业为由，请求太宗去泰山封禅。太宗听了大家的话，心里也有了前去封禅的冲动。但是，这时候，魏征却站出来，表示反对。太宗有些生气了，就问他：“怎么？你这么反对，是不是觉得我的德行不够高、功劳不够大、把国家智力的不够好吗？”魏征看出了太宗有些不高兴，但他还是坚决地反对了封禅的进行他说：“你虽然有很好的德行，但现在的国库确实不太充实，如果千骑万乘一骑东游，得花费很多钱，沿途的百姓也受不了。而且，其他小国必然会跟随封禅，他们就必然会看到中原那些人眼比较稀少的地带。这样，就容易引起他们对我们的轻视。所以，这是一种只落个虚名但实际却有很多坏处的事儿，为什么还要做呢？”太宗虽然心有不甘，但他知道魏征说得确实正确，就暂时把封禅这件事儿放了下来。这样，为国家和百姓减少了不少损失。
类似如此的事儿，在魏征和太宗之间发生过很多次。太宗虚心听取魏征的意见，处处小心，甚至，有时候对魏征还有些敬畏之心。比如有一次，太宗想出去打猎，行装已经准备妥当，马上要出发的时候。他却忽然下令，取消了这个计划。后来魏征知道了这件事，就问太宗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太宗笑笑，回答说：“我当初想去打猎，完全是想去享乐。但我又想，这样的话，你肯定会直言劝谏。我还是不去的好一些。”
后来，魏征病逝，太宗亲临吊唁。他痛心地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
由此可见，魏征的直言虽然不怎么“入耳”，但对太宗而言，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为，太宗作为领导，能够把魏征的话当做好话来看待，时刻严于律已。甚至已经不用魏征提醒，就已经知道事情的对错。这样，无论是对于太宗本身来说，还是对于整个国家来说，都是一种幸运。
当今的社会，敢于直言相劝的属下越来越少，这与领导对这些人的态度也有很大关系。部分领导一味地喜欢听好话，自然就助长了那些善于溜须拍马的小人的气势，而同时，也侧面给予了那些正直的属下很严重的打击。这样，就会很少有人敢于直言相劝，那么，领导就会偏离好的领导路线越来越远。然后，就容易形成一个恶性循环。长此以往，对组织和个人都不会有什么好处。所以，总的钥匙，还是在领导身上。
从古到今，在几千年的历史上，虽然善于溜须拍马的小人很多，但也从来都不缺少敢于直言的谏官和属下。而缺少的，只是能够听懂这些人心声的好的领导。比如明朝的海瑞，那是一个敢于直言上谏的典范，当时，他的事迹童叟皆知，青史留名。但可惜，当时的嘉靖皇帝就是没有做一个好领导的范儿。海瑞他一生清廉正直，对于上级不合理的命令和法规，无论何时何地，都敢于直言相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