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俎代庖，一是出于无知，二是出于自负。中国历史上，出于无知者，有之，出于自负者，更是大有人在。
清朝时，和珅就是一个因自负而越俎代庖的典型。嘉庆即位时，已经37岁了，他吸取了曾祖康熙时期立而复废，废而复立的教训，小心翼翼地侍奉着太上皇，也就是自己父亲乾隆帝。乾隆在位时，和珅十分受宠。嘉庆虽然看不惯他飞扬跋扈、揽权专政的行为，但是他深知和珅是乾隆的心腹和耳目，时时都在注意和提防着自己，所以他不敢得罪和珅。他为了巩固自己的皇位，不让和珅在乾隆帝面前说自己的坏话，遇事总是得过且过，任和珅放纵行事。其实，嘉庆早已在心中谋划着如何除掉和珅。
和珅见嘉庆对自己言听计从，因此志得意满，权倾一时。满朝文武，无人敢与之抗衡，朝野上下，虽然有许多人对和珅颇为不满，但都敢怒不敢言，就连宫中的皇子皇孙们对和珅也是望而生畏。和珅见自己的地位已经巩固了，便目空一切，更加狂妄。他本是个伯爵，在爵位上并不显贵，于是，他便借勒保“生擒”起义军首领王三槐一事，请求乾隆帝给他晋爵。按说，当时嘉庆已经即位，这件事理应由嘉庆决定，但是他却绕过嘉庆帝，直接向太上皇乾隆帝邀功。这件事没经嘉庆帝通过就批准了，嘉庆帝虽然心有不满，但是为了长远打算，还是满足了他的欲望，在嘉庆二年八月初九晋封他为一等公爵。
第二年春天，嘉庆帝曾颁布谕旨，冬季要举行大阅典礼。可是和珅却怂恿乾隆帝下了一个相反的谕旨：“现在川东北教匪虽将次剿除完竣，但健锐营、火器营官兵尚未撤回，本年大阅著行停止。”嘉庆帝明知这是和珅的意图，但是却十分无奈，只好听从父命，取消了大阅典礼。嘉庆虽然心中不满，但是表面上对和珅却十分尊重。当有人在嘉庆身边反映和珅的种种不法行为时，嘉庆总是说：“朕方倚相公（即和珅）理四海事，汝等何可轻也。”其实，嘉庆早已知道和珅在自己身边安插了许多亲信，时刻窥伺自己的行为。于是，他表面上总是处处维护和珅。和珅真以为嘉庆帝是一个好捏的软柿子，却不知嘉庆这一招只是为了蒙蔽自己。
嘉庆四年正月，太上皇乾隆驾崩，嘉庆帝立即宣布了和珅的二十条大罪，下旨抄家，并将和珅赐死。和珅自死才明白自己太过自负，小看了嘉庆帝，但一切已经晚了。
无论是做人，还是做官，都要有自知之明，应该清楚自己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不要狂妄自大，自以为是。当你在彰显自己能力的同时，其实是在反衬他人的无能，这种行为势必会遭到他人的憎恨。官场之中，明哲保身是明智，争强好胜是鲁莽，做任何事情，都要拿捏好分寸，不要超越自己的职能范围。为官者应谨记，越俎代庖是官场中的大忌，千万不可触犯。
新官上任三把火
◎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论语？子路第十三》
【意译】仲弓做季氏的总管，问怎样治理政事。孔子说：“先给手下各部门管事的人做榜样，赦免他们的小过失，选拔贤良有德的人才任职。”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新官上任三把火一说。任何一个走马上任的新官，都会很认真地烧上“三把火”。有的确实烧掉了一些陈规陋习，使整个组织出现了焕然一新的面貌；有的却烧的不好不坏，不痛不痒，烧了半天，什么也没有烧掉；有的则不仅没有把坏的烧掉，反而把好的烧没了。
那么，这三把火究竟该不该烧呢？几千年的历史证明这三把火必须烧，而且还必须烧得漂亮。 烧这“三把火”归根结底是为了达到三个目的：一是，告诉别人“我来了”，而且还是不好惹的！二是，让别人知道你是有能力的，而不是一个菜鸟，更不是靠关系安排进来的三脚猫！三是，让别人看见你的锐气，显示你的威能。这“三把火”烧是一定要烧的，但是能不能烧得漂亮那就另当别论了。
秦始皇吞并了六国，刚刚统一天下，就迫不及待地烧了三把火。他第一把火是首称皇帝，并建立了一套相当完整的中央集权制度和政权机构；第二把火是对中国进行全面统一：书同文，度同制，车同轨，行同伦，并为抵抗匈奴，修筑长城，为发展农业兴修水利。这前两把火烧的还算顺利，也还算得民心，可是到了第三把火的时候，就已经走了样。秦始皇的第三把火是为了自己安逸而奢侈的生活而烧的，他大肆征调民夫，修筑骊山墓，大造阿房宫，又焚书坑儒，致使百姓哀声怨道，困苦不堪。整个秦朝也只区区存在了15年，就倒下了。
可见，这新官上任的“三把火”不是那么好烧的。要想烧好这“三把火”，首先要确定“火”的方向。一般来说，一个方向是烧掉那些陈规陋习和冗余沉疴，如废除陋规、解决问题、调整人事等等。另一方向是照亮大街小巷和顺应百姓呼声，如建立新法、改善福利和条件等等。方向确定后，这三把火该烧在哪里就一清二楚了。如果方向没弄清，就一顿乱烧，不仅不利于树立自己的威信，反而会造成混乱状况。
西汉末年，王莽篡权建立新朝后，便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史称王莽改制。王莽改制实际上就是他上台后的“三把火”。汉末以来，政治腐败，朝廷奢华无度，再加上豪强地主大量兼并土地，使得百姓流离失所，人心浮动，政治危机也越来越严重。王莽当政后，为了获取民心，缓和社会矛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行改革。他的初衷是好的，可惜没有找对方向。他不切实际地废除了五铢钱，盲目推行各种新币制，结果导致市场上各种货币混杂，民间物价波动不稳，致使财政经济陷于瘫痪；他虽禁止买卖奴婢，但官僚地主暗中进行的买卖实际上从未停止，并且愈演愈烈，等等。他的措施方向不对，这三把火烧等于是乱烧，不仅没有改变当时的社会弊端，而且引发了更多混乱，最终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新官上任的“三把火”，除了要找对方向外，还要讲究方式方法。首先，在烧火之前，要先树立威信，这样才能保证措施的实施。比如商鞅在推行变法之前，担心百姓不相信自己，就在国都集市的南门外竖起了一根三尺高的木头，并贴上告示：“只要有人能将这根木头从集市的南门搬到北门，就可获得十两黄金的奖赏。”百姓们都只是好奇地看热闹，并没人相信，于是商鞅就将赏金提到了五十两。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终于有个人壮着胆子将木头从南门搬到了北门，商鞅立即赏给他了五十两黄金。众人终于相信商鞅是来真的，没有和大家开玩笑。接着，商鞅就下令变法，新法很快便在全国推行开来。这就是商鞅的精明之处，先树立威信，再实行变法，便能水到渠成。
在烧火的过程中，要用实火，而不要用虚火。一个人，是否是要干出一番事业的好官，在上任之出烧那三把火的时候，就会显示出来。一个真心想改变现状的领导，会采取一些实际可行的措施，并且在执行的时候会不遗余力；相反，一个只想造点声势的领导，只会做些形式上的改革，并且在执行的时候还会走样打折。
在小布什当政之前，美国的德克萨斯州政府十分不成样子，无论将哪一方面作为衡量政府的标准，德克萨斯州的政绩都很糟糕。服务范围方面、人均收入方面、卫生与医疗方面、教育方面、公共福利方面、公路建设方面每一项都在五十州排名的后面。小布什在上任德克萨斯州的州长之初，并没有像以往的州长那样规划出全年的政治政策及费用的蓝图，而是发布了一份3页纸长正反两面都写满了的预算政策信息。这使德克萨斯州的人们意识到，这个新上任的州长是与众不同的，他将给德克萨斯州带来全新的改变。果然，小布什不是一个只会说得天花乱坠的演说家，而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实干家。他上任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德克萨斯州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这对于那些听惯了空头支票的美国选民来说，无疑更具吸引力。所以他一宣布参加总统竞选，便气势如虹，支持者众多，并最终坐上了美国总统一席。尽管后来，人们对小布什的议论有好有坏，但是对于德克萨斯州人来说，他都是一个伟大的革新家。
不过，在新官上任的三把火也不一定都能烧得顺利。有些刁钻的下属可能会拿些棘手的问题来考验你，因此，什么问题该碰，什么问题该慢点碰，要事先考虑清楚。当然，在决定是否要碰触一些棘手问题的时候，应该先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的调查，并进行具体而详细地分析后，再做决定，不可鲁莽行事，也不可太过懦弱。有些时候要隐藏自己的锋芒，而有些时候则必须将其暴露出来。要守中带攻，攻中有守，这样下属就知道你不是好惹的，便不敢造次了，以后管理起来，也就更加得心应手。此外，那三把火也要把握好火候，该用武火的时候用武火，该用文火的时候用文火。当然，无论怎样一上台，千万不可触碰上级以及绝大多数人最直接的利益，否则你这个新官也就当不长久了。但是对于一些弊病，也决不能手软，否则在新上任的阶段没有解决，待时间久了，被人情关系等束缚的时候，就更难以铲除了。
谨言慎行官场护身符
◎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阕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论语？为政第二》
【意译】孔子的学生子张向孔子学习求官得禄的方法。孔子说：“要多听别人说话，对于有疑虑的地方先予以保留，其余有把握的，也要谨慎地说，这样就可以少犯错。要多看，对于有怀疑的地方，暂时放在一旁，不做主观推测，其余有把握的，也要谨慎地做，这样就可以少做后悔的事。说话少犯错，做事少后悔，这样官爵俸禄自然就在其中了。”
◎子曰：可与言而不与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论语？卫灵公第十五》
【意译】孔子说：“可以和这个人讲话，但是你没去跟他讲，你就错过了这个人才。不可以和这个人说话，而你却非要跟他说，你就说错了话。聪明的人既不会错过人才，也不会说错话。”
过去，孔子提倡“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逊。”也就是说当政治清明的时候，应正直地说话，正直地做人；当政治昏庸时，则要正直地做人，谨慎地说话，以免祸从口出。在今天看来，这句话应改成：居官场，谨言慎行。官场之中，各种利益纠葛，各种关系缠绕，十分复杂。因此，为官者，若想在官场中平平安安，就应该十分谨慎自己的言行，以免被别人抓住小辫子，被人利用，遭人陷害。
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不乏有这样的冤死者。如南宋时期的岳飞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对于他的死，千百年来，人们一直都在为他喊冤。其实换一个角度想问题，我们就会发现，岳飞的死其实与他自己的出言不逊也有很大的关系。
岳飞出生在一个动乱的时代，他要北伐攻打金军，这是无可厚非的爱国表现，所以岳飞的人品行为可以说是危言危行。可是，他忘记了自己身在官场，又恰逢小人当道。本应危行言逊的，可是他却出言不逊。为什么说他不逊呢？他在北伐时，确立了一个响亮的口号：“直捣黄龙，迎回二圣。”这其中的二圣是指宋高宗的父亲和哥哥。岳飞当时不仅立下了如此坚定豪迈的口号，而且还是这样去做的。他认为对于金军的侵犯，是非打不可的，还决心带领着岳家军直打到东北去，并决心要将太上皇和皇兄接回来。
岳飞的话没错，是正言，也是一个臣子尽忠的分内之事。但是从宋高宗的角度考虑这件事，当他把太上皇和皇兄接回来，他这个皇上还有的做吗？他们回来了，宋高宗该怎么办呢？所以善于察言观色的秦桧才会体察皇上心理，抓住时机，对岳飞下手，仅以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就将其置于了死地。
所以，为官者，一定要谨言慎行，不要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凡事必须三思而后行。南宋著名的哲学家朱熹曾说：“处世戒多言，言多必失。”做官者，尤其要管住自己的嘴巴。唐朝的李勣就是一个十分懂得谨言慎行的人。
李勣，本姓徐，名世勣，字懋功，曹州离孤（今山东东明县）人。唐太祖李渊打天下时，他曾立下汗马功劳，被李渊赐姓李，故名李世勣。后因避唐太宗李世民讳，遂改为单名勣。
李勣出生在隋朝末年，在隋唐交接之际成长起来。他25岁归附唐朝，此后一直跟随秦王李世民东征。由于他骁勇善战，屡立战功，李世民登极后封他为英国公，让他驻守并州，也就是今天的太原。李世民还曾骄傲地对下属说：“隋炀帝劳百姓，筑长城，以备突厥，卒无所益。朕唯置李勣于晋阳而边尘不惊，其为长城，岂不壮哉！”可见，唐太宗是多么看重他。
李勣深知唐太宗十分看重自己，但是他从不骄傲自满。一向“令行禁止，十分称职”。唐太宗也是看中了他这一点，不断提拔他，直到提升为宰相。同时他还让李勣负责教育和辅弼太子李治。他曾语重心长地对李勣说：“我儿新登皇储，卿为旧人，我把太子的事全交付给你”。多年之后，李世民病逝。临终前，他怕懦弱的太子李治无法坐稳皇帝的宝座，事先妥善安置了其他的幌子，并忍痛令武则天入寺为尼，这样便消除了皇宫内部人员对李治地位可能造成的威胁。对于宫外的大臣们，李世民最担心的就是李勣，他怕待他死后，李勣会觊觎皇位，于是特意将其贬到地方为官。并且再三嘱咐李治说：“李勣才智有余，恐怕你不能制服他，所以我将他贬到地方，如果他听命，我死后你就任他为执政大臣；如果他徘徊迟疑，就立刻杀了他。”
李勣一直安分守己，李世民将其贬到地方，他也一句怨言也没有。李世民死后，李治按照父皇生前所说，将李勣召了回来，并任他为宰相之职。
李治登极后，念及与武则天的旧情，便将其接回宫中，并封为昭仪。李勣十分了解李治的秉性，也十分清楚武则天的为人，于是，他韬光养晦，不再轻易介入宫中之事。所以，当李治要封武则天为皇后的时候，许多前朝老臣都出来制止，而唯有李勣不多言。当李治专门找他征求他的意见时，他也只是说：“这是陛下的家事，何必问我这个外人呢！”
后来，李治还是废除了王皇后，立武则天为皇后。武则天生性好胜，又心狠手辣。待她登上皇后的位置后，借李治之手，先后将那些反对她的老臣贬降到外地，并逼迫他们自杀，有一些还被灭族，唯有李勣幸免。当武则天掌握朝政时，李勣更加谨慎，从不多言，对于自己的行为也是慎之又慎。因此，才能保得善终。
为官者，不光要学会审时度势，还要慎而思之，勤而行之，不对重要的事情过早的下判断。人之所以有两个耳朵，两双眼睛，一张嘴，就是为了要多听多看少说。做人如此，做官更是如此。古今中外的官场，有多少人死于口舌之上，又有多少人死于鲁莽之中，这些人之所以会丢掉卿卿性命，就是因为没有用好谨言慎行这个护身符。因此，做人也好，为官也好，一定要小心谨慎，切勿多言多语，莽撞行事，否则必然后患无穷。
兼听才能公正公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