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太多”，“流动性过剩”，这是当下时髦的话题。
实际上，在全球范围内，中东石油的“钱”、俄罗斯与加拿大自然资源的“钱”、美国高科技的“钱”等等，到处是“钱”，以至于开放式基金、对冲基金、私人股权基金公司，动辄就管理几百亿、几千亿美元！
在中国，“钱”真是多得不得了吗？如果按广义货币与 GDP之比来衡量，那么，1980年中国的广义“钱”量只是 GDP的 22%，相对于每 1元钱的 GDP只有 0.22元钱在流通。从那以后，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中国经济的“钱”化程度直线上升，社会上的确到处是钱，的确形成了更多的钱去追逐更少的产品的现象。
从表面上来看，今天中国的钱似乎太多，是一种非理性繁荣，中国的货币供应水平也是历史上少有的，比世界其他国家都高。不过，单纯从货币供应占 GDP之比还不能判断“钱”是太多还是太少，关键还要看通货膨胀率的高低。如果通货膨胀不是问题，货币供应、资本供应得再多也没问题，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各国中央银行都以控制通货膨胀为货币政策的目标。虽然各国货币供应多，但目前主要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却都在 2%至 3%左右。
跟以往历史时期比，今天的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全球金融泡沫严重，而且会像一些人预测得那样不久要破灭？这些的确是新时代的新现象，我们不妨借这种难得的历史时期，来重新审视资本的奥秘，以看清当今经济的根本特征。以往，我们更关注工业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却忽视了发生于过去的金融革命。不认识这场金融革命，就难以认清资本的奥秘，当然也就不能深入理清正在中国发生的经济与社会变革，怎么使得中国当前有这么多的钱。
众所周知，土地是财富，但它不一定是资本，更不一定是钱。那么，作为财富的土地是怎样转换成钱的呢？首先，土地必须能买卖交易，否则它既不是钱，又不能转换成资本。比如，如果土地是国有，就不能被买卖，土地顶多是财富，不是资本，也不能变成钱，更生不了多少钱。如果土地是私有并且能被买卖，那么土地与钱之间只有一次交易相隔，土地就能随时变成钱。土地的“产权证”最重要，“产权证”的流动性使土地权成为资本，以资本的形式让土地所承载的财富赚更多的钱。
市场化改革是中国的钱变得更多的一个重要原因。的确，现在中国人的钱很多，买房有钱，投资有钱，到境外旅游有钱，买奢侈品、高档车有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中国这种增长到底能持续多久？为什么在市场制度、法治秩序还不十分健全的中国，其经济仍然能持续增长这么多年？
由于改革开放，让中国人有了富起来的机会。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从 1978至 1990年代中期，其核心是给老百姓买卖东西的自由，他们有选择生产什么、到哪里卖、如何卖的自由，包括劳动力市场与创业市场上的自由，那是从计划到市场的“市场化”或者说“钱化”阶段。从 90年代中期开始，尤其是 1998年之后的阶段，可以称之为“资本化”时期，就是让企业资产、土地和各类自然资源、劳动者未来收入流动，都可通过产权化、证券化或者金融票据化转变成流通的金融资本。一个国家可以卖的东西越多，或者已经资本化或能够被资本化的资产和未来收入流越多，它的“钱”自然就越多。市场化改革，使几乎所有的有形和无形的东西可以在市场上交易，包括各类农产品、制造品、劳动力、房产等都可交易，市场的交易自由度在逐年上升。不管是国内贸易、出口贸易，还是简单的日常市场交易，这些都需要货币支付，自然对“钱”的需求上升了，“钱”的供应必然要上去。因此，在商品产出相同的情况下，市场化程度越高，货币相对于 GDP的比例必然会升高。与此同时，外贸出口在逐年猛增，这本身就加快了中国资源和劳动力的变现规模和速度，必然也使中国钱多。
中国钱多的原因还不只如此。首先，货币化的上升催化人口流动、跨区域贸易。也就是说，如果市场很发达，“钱”的供应也就不怎么稀缺了。你出游之前可先把自己产的粮食、蔬菜、家禽等在本地市场卖掉，换成“钱”，然后带着“钱”而不是物品出差，每到旅游景点的餐馆、酒店用现金支付即可。现在更方便了，出门连现钞都不用带，信用卡更方便，远道旅行就容易得多。因此，货币化发展对人口流动、异地贸易是一种根本性的催化剂。其次，人口流动的增加、异地贸易的上升也反过来增加对“钱”的需求，又刺激中国经济货币化水平的提升。如果你哪里也不去，既不远游也不外出的时候，你对“钱”的需要会很少，钱在经济中的用途少了，那么分量也会低了。可是如今，一旦远游盛行，一旦异地就业日益普遍，金融在经济中的地位会越来越高，“钱”相对于经济产出的比例就越大。
社会“钱化”的另一个催化剂便是城市化和工业化。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也在飞速发展，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城市人口占 16%。中国社会科学院 2012年 8月 14日在北京发布《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 NO.5》。蓝皮书表示，中国城镇化率首次突破 50%关口，城镇常住人口超过了农村常住人口。蓝皮书介绍，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达到6.91亿，城镇化率达到了 51.27%。人口城镇化率超过 50%，这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历史性变化，表明中国已经结束了以乡村型社会为主体的时代，开始进入到以城市型社会为主体的新的城市时代。就像美国社会的经历一样，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以及城市化，也使中国社会的货币化程度上升，因此“什么都需要钱”了！这不是一种价值判断，也不表明中国人本质上更自私、更自利了，而是工业化与城市化后生活方式、工作性质的需要。农村人的温饱可以通过自己的双手、不用现金就能实现，而城市人连基本温饱都要用钱买。所以，因工业化和城市化而增加的货币供应不是在制造虚假繁荣，由产业结构调整而增加的货币供应也是事出有因。
中国“钱”越来越多的更重要原因则是过去十几年资本化改革。一个国家资本化或者能够被资本化的财产和未来收入流越多，它的“钱”自然就越多。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核心资本源在三方面，一是土地和自然资源，二是企业财产和未来收入流，三是社会个人和家庭的未来劳动收入。但把这些资产、未来收入流转变成“钱”或“资本”的前提条件是这些资本源能被买卖，最好是能自由买卖。
改革开放前中国所有土地和自然资源都为国有，不能交易买卖，所以，那时的土地、自然资源是财富，但没有资本价值，因为它们是“死”的。企业基本全是国有、集体所有，它们的财产和未来收入也不可以交易，不能买卖，不能转换成钱。那时，老百姓的未来劳动收入不可能被金融票据化。市场化改革只是缩短了“财富”与“钱”之间的距离，而资本化改革则是过去十几年中国“钱”越来越多的更重要原因。也就是说，1990年后改革的直接效果是将以下四大类“财富”转换成“资本”，使中国的金融资本大增。一是土地和自然资源，二是企业财产和未来收入流，三是社会个人和家庭的未来劳动收入，四是政府未来财政收入，这四类财富是几乎所有国家的核心资本源。在 1998年住房市场化之后，各地政府每年将部分土地出售，供房地产开发或者工业建设，这是土地的直接货币化，因而中国各地方政府拥有了巨额的“土地财政收入”。另外，在住房私有并可交易的情况下，房产又可拿来作抵押借贷，通过住房按揭贷款，将房产所占用的土地、房子本身的资产以及业主自己的未来劳动收入作金融资本化，再以产权契约的形式自由买卖，将这些财富转变成钱，如此一来中国的钱自然就更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