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生活中，每个家庭都有这样的经历，有了一定的储蓄后，就可以开始规划，用多少来投资，用多少来消费，消费中是先买房子还是先买汽车？这就是最基本的货币管理。当我们把这种货币管理上升到国家的高度时，就会遇到这样的问题，这个国家到底需要多少钱？应该由谁来决定？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在实物货币时期，并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比如以贝作为货币，那么只要整个部落中有多少贝，就可以有多少贝流通。到了金属货币阶段，早期金银是可以直接在市场流通，人们用金银直接交换，而且个人也可以随意锻造手中的金银形状，各国只是在法律上规定金银的成色。后来，金银逐渐退出流通领域，由国家掌控。取而代之的是央行发行的银行券，但银行券可以随时兑换成金币，货币的发行权主要是指银行券的发行权。要保证银行券的信誉和货币金融的稳定，中央银行须以黄金储备作为支撑银行券发行与流通的信用基础，黄金储备数量成为银行券发行数量的制约因素。银行券的发行量与黄金储备量之间的规定比例成为银行券发行保证制度的最主要内容。由于黄金是自然之物，其数量要受资源分布和开采情况而定。所以这时候的央行只是被动地发行银行券，而真正决定银行券流通数量的是黄金储备。
在进入 20世纪之后，金本位制解体，各国的货币流通均转化为不兑现的纸币流通。不兑现的纸币成为纯粹意义上的国家信用货币。在信用货币流通情况下，中央银行凭借国家授权以国家信用为基础而成为垄断货币发行的机构，中央银行按照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和货币流通及其管理的要求发行货币。就这样，在现代社会中，中央银行合理合法地成为了货币发行权掌控者。
虽然现代社会中由中央银行来执行货币发行权，但是各国央行也并不是想发多少就发多少，也需要有一定的测算标准。总的指导原则是，根据经济体中的货币需求量来确定。所谓的货币需求量是指一国在一定时期因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以及经济周期形成的对执行流通手段与价值贮藏手段职能的货币的需要量。生活中需要多少，央行就印多少，能做到货币供需平衡，就是央行的最高境界了。那么央行又是怎么评估现实货币需求的呢？有人说，国民经济发展水平是决定货币需要量的主要因素，故通常以经由货币媒介的最终产品和劳务的总价值即国民生产总值（GNP）来表示，也有学者以国民财富总值作为决定货币需要量的主要因素，还有人认为货币源于商品交换并服务于商品交换，因此，货币需要量直接由流通中商品量所决定。总之，根据这些标准，能大概地估算出一个货币需求量，然后印出不同面值的纸币，投放到经济体中，让经济体开始运转。在这个过程中，央行很难做到非常精确地估算出一个国家的货币需求量，其实也没必要精确，因为现实中有太多不可控的因素。央行的逻辑是，首先估计一个大概的需求量印刷纸币，然后根据市场的反应来进行调整，如果货币流动性非常紧张，则可以继续加印，如果流动性过于充裕，则可以通过发行债券等方式回收，加上经济的不断发展，这也客观要求货币供给量不断的调整。关于经济体中“第一动力”，争议并不大，真正讨论不休的是央行该如何调整。
央行的“相机抉择”
在上世纪 30年代大萧条后，凯恩斯主义为国家干预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加上现实的需要，很快被统治者采纳，成为了主流经济学思想。因为在这之前的古典经济学认为，国家只是一个“守夜人”的角色，不能干预市场，市场可以自动调节来化解经济波动。国家要做的就是创造一个稳定的大环境。然而，大萧条的到来让古典经济学站不住脚。凯恩斯主张国家应该干预市场。市场无法实现自我均衡，必须依靠国家来宏观调控。宏观调控的工具就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并提出了“相机抉择”的权变观点，在他们看来，经济生活仿如一条有着荣枯周期的河流，而货币供应就是一道闸门，政府作为“守闸人”，应时刻根据“河流”的荣枯状况，相应地关闭或开启“闸门”，从而达到平衡货币供求、缓解经济波动的目的。也就是说，央行认为经济出现过热的苗头，就收回一些货币，如果出现了紧缩的征兆，就投放一些货币刺激经济。总之，央行应该根据经济的变化情况逆经济周期操纵，一切由央行说了算。
央行的“无为而治”
由于凯恩斯主义一直是战后经济学的“主流”，因此，“权变”的货币政策自然成为西方各国的正统。不过，自上世纪 50年代后期起，一股反对“权变”的理论旋风从美国东部刮起，高举这支大旗的领袖是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的“掌门人”弗里德曼。他在其编写的《美国货币史》中，通过大量的统计令人信服地证明了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是美国经济波动的直接原因。在弗里德曼看来，中央银行难以掌握成功实施权变政策所需的必要信息，无法准确预测经济的未来走向，更不用说去把握现实社会对货币政策作出反应的时间和程度，这样，政府在扩大和收紧货币供应量时，就难免会做过头或做不到位：要么对经济刺激过度，要么紧缩过度，从而导致与最初愿望相反的结果，更加促成经济的波动和不稳定。由此可见，政府要当好“守闸人”并非易事，弗里德曼认为，政府与其手忙脚乱，倒不如无为而治，制定出一个长期不变的货币投放增长的比例规则，比如，货币当局在确定货币供应量时，牢牢盯住两个指标：一个是经济增长速度，另一个是劳动力增长比例，并提出了把货币供应的年增长率，长期地固定在与经济增长率以及劳动力增长率大体一致的水平上。这就是著名的“简单规则”或“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
究竟是央行根据自己的判断来调整货币供给量好呢，还是根据固定规则来实施好，经济学界至今争论不断。目前，大多数国家仍然采用的是相机决策。央行根据自己的判断来调控货币供给量，虽然可以灵活机动地调整货币供应量来避免经济有大的波动，逻辑非常完美。但现实中确实存在很多问题，如央行能否独立客观作出判断？这要求央行需要有上帝般超高的智慧和技巧，在恰当的时点上，以恰当的力度和适当的工具操作货币政策，方能收到预想的效果，如果在时点、力度和工具上哪怕出现很小的差错，调控的结果和初衷都可能大相径庭，甚至适得其反。
“交给上帝来决定”
如今，全球范围内通货膨胀愈演愈烈，不断地蚕食着百姓辛苦创造的财富，有学者认为这正是央行控制货币发行权的后果。是不是央行经常扮演着，既“放火”又“救火”的角色？为了抵抗通货膨胀，应该主张限制央行的货币发行权，采纳固定规则的货币政策？更有奥地利学派指出，应“收回货币发行权交由上帝”。实际上各国在印发货币的时候，所依据的原则和机理都是不一样的。没有固定的模式，只有根据本国经济形势加以选择和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