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未来中美经济利益变动及其相互间的冲突
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全球资源环境的供给是既定的。各国货币影响程度大小和主导的格局，也将随着各国国家投资贸易规模的变化而变动。从全球历史来看，世界各国之间的战争、投资、贸易、人口迁移等等，深层次讲，实际伴随着全球资源环境和经济利益在国家之间的重新分配。如果说美国将保持其未来在全球的领导权视为重要的国家利益，使其主观企求的国家利益与可能会发生主导权转移到中国之间，即美国主观国家利益与中国并无心做世界领导，而潜在可能形成这样对中国无可奈何格局的利益冲突，那么，由于中国经济的成长，且规模巨大，其对全球资源环境和货币影响发生的可能的再分配，必然会触及美国的利益，这是客观的，并且会成为真正发生的中美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中美学者之间，都对这一必然会发生利益冲突的可能程度和严重性，都研究和估计不够。我认为，这是除了美国主观维护全球领导权国家利益可能发生的中美冲突外，在未来中美客观利益冲突方面是第一位的严重问题。
（一）中国未来30年发展的资源供需与缺口
2012年末中国人口13.54亿万人，全球人口约70亿，中国人口总量占世界人口的19.1%。未来近30年，经济发展，14亿人口2040年时到达中等发达国家居民生活水平，需要消耗大量的土地、淡水、能源、金属矿和非金属矿等资源。从目前的储量和未来的需要看，呈现这样的格局。
1.中国需要再分配世界资源
我们先来看目前中国主要人均自然资源占有与世界平均水平的比较。A.土地：人均耕地、林地和草地面积分别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7%、12%和50%，劳均耕地在孟加拉国和越南之前，排在全球倒数第三位。B.淡水：资源总量为28000亿立方米，占全球水资源的6%，人均只有2100立方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美国的1/5，在世界上名列121位，是全球13个人均水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C.能源：除了人均煤炭资源水平接近于世界平均水平外，石油和天然气储量分别仅为世界人均数量的1/9、1/20。D.金属资源：人均铁矿储量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4%，考虑贫矿占总储量的80%，实际金属铁拥有量只为世界人均水平的30%；人均铜矿储量为219公斤，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9%；铝土矿人均为5569公斤，为世界人均储量的10%。
至于中国未来到2040年还需要多少能源、钢铁、土地和淡水，以及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缺口多大，已经在前面的章节中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这里不再赘述。简言之，中国十几亿人口，向着富裕的生活迈进，需要更多的资源，从外部再分配中进行平衡。
2.中国将更多地利用全球及外太空环境资源
全球公共环境资源及与全球利益相关的环境资源，包括大气层在适于人类一定温度水平及净化能力下对二氧化碳等排放和污染的极限容量；公海和国际公共空间；以及外太空领域。一是碳排放方面，法国可持续发展和国际关系研究所（IDDRI）的气候分析专家EmmanuelGuerin认为，为了限制全球变暖不超过2℃范围，世界到2020年排放应该不超过44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即使中国保持承诺到2020年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至40%～45%，如果经济按8%的速度增长，其总排放量仍可能增加一倍，届时，中国二氧化碳总排放量将为世界排放量的29%。由于中国处于工业化的后期和城市化的中期发展阶段，碳排放增长2020年后会趋缓，但由于生活方式改变和水平提高导致排放的增加，2040年时，估计也会占到全球的28%左右。二是在海洋和空间资源方面，中国将强化对黄海、东海、南海等法定区域领海权的管理，并将海洋开发作为21世纪中国平衡资源需求的重大战略；中国也维护自己领空的安全，并提高领空航行的利用率；中国还将开发通信频道资源，更好地为未来大规模无线移动网络服务。除此之外，毫无疑问，中国将更多地参与公海渔业、能源和其他矿产资源，以及公共空间航行和频道等资源的保护、合理开发与可持续利用；并且安排一定的保卫力量，保证领海、领空，公海和公共空间有关事务的安全。三是在外太空方面，中国将更多地发射运行各种用途的卫星，利用更多的外太空空间资源，并且在外太空建立自己的空间站、定位导航系统等，服务于通信、定位、导航、测绘、天气预报、军事安全等等，谋求在外太空领域中与大国及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应有的地位。
如果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中国未来现代化的进程对全球物质和环境资源的消耗将是巨大的；并且将更多地利用公海和公共空间资源，以平衡大规模发展的需要；更多地在各国外太空卫星发射等市场中有竞争优势；更多地进入外太空领域，形成外太空资源利用系统，必将是中国21世纪重要的国家战略。
（二）未来中国货币地位上升带来的国家利益
在世界货币体系中，强势货币，由于其国际货币的地位，加上主权国在发行、支付、结算、储备等各方面的份额越大，它所获得的衍生利益也越多。因此，国际经济中货币的支配权，实际上也是一种资源。
我们在本书有关章节中对中国人民币的未来进行了分析，根据目前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进展和世界经济发展情况，预计到2020年左右，人民币将初步实现国际化，占世界储备货币的份额将提高到3%~5%；到2030年左右，人民币将逐步在亚洲地区树立起强势货币地位，形成美元、欧元、日元、人民币和其他新兴国家货币竞争的局面；到2040年前后，有望形成美元、人民币和欧元三足鼎立的新世界货币体系格局，而此时中国的经济总量规模、人均GDP及劳动生产率等关键经济指标都将位居世界前列。
且不论2040年时世界货币体系结构中以哪种货币为主导，人民币在世界经济中份额的上升，必将给中国带来以下利益。一是货币流通中比例越大，货币越为硬通货，投资者越愿意将其作为国债的首选币种，由此降低发债成本。未来利用全球新兴国家及其他投资者购买中国国债的这种优势，利用全球资源，特别是新兴国家储备中国国债形成的衍生利益，为中国所用。二是人民币成为世界主导货币之一，可以大大降低中国企业及居民在外贸易、投资、分配、购物、服务消费等各方面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也可以带来外商在中国投资、贸易等活动中使用人民币形成的交易成本降低和汇率风险可控等利益。三是形成一定规模的铸币税收益。铸币税收益是M0规模，还是M1规模，目前学术界有争论。许多学者认为，随着电子货币的兴起，可能以M1衡量较为客观。从2012年的数据看，中国GDP8.24万亿美元，进出口总额占全球贸易总额11.13%，央行狭义货币供应量（M1）余额为4.96万亿美元。按照不变价格，如果2040年GDP达到90万亿美元，就是按照目前人民币没有国际化，只有区域地摊结算、贸易互换货币结算、人民币离岸业务、部分国家购买人民币国债等格局来计算，那时中国央行M1总规模也将达到49.32万亿美元。人民币国际化，考虑40%的国际贸易份额，以及将中国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和购买国债的比例上升，保守估计，届时中国央行M1规模在75万亿美元左右，其中30万亿美元的份额将来自人民币的国际化及其在世界货币体系三分天下的位势，未来的28年里，扣除发行成本等，至少给中国央行带来15万亿美元左右的M1铸币税利益。四是未来人民币作为世界三分天下的国际货币，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变动，在对外经济关系之中，有着重要的主导地位。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加深的格局下，在世界经济体系中货币作用比例过低的国家，其利率、股市等等，都要受到全球主导货币国家宏观政策变动的被动性影响。在全球各国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博弈和协调中，占据优势地位，中国抗外部经济波动风险的能力将大大增强。
（三）美国经济利益与中国复兴的冲突
美国与外部有关的经济利益，在21世纪，我认为包括美元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从外部获得的资源及海洋等通道的安全，公共空间资源的利用及其安全，外太空领域的竞争及主导权，对环境容量的利用及其保证环境极限的安全。而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发展崛起的大国，由于人口众多，经济规模很大，在这些方面与美国国家的经济利益有所冲突，按照程度不同，排列如下。
1.人民币走强与美元衰势触及的美国利益
美国战后经济的活力及增长，国内经济的繁荣，以及社会保障相当部分，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两大因素：即科技进步和美元优势。从21世纪世界经济格局变动中的一大趋势来看，人民币的上升和美元地位的下降，是一个客观的趋势。这必然触及美国国家的经济利益。
首先，美元走弱，各国外汇储备和国债等投资不会再首选美元，人民币将成为国际货币走强并成为储备和投资的重要选择币种，这将影响美国发债的成本，国债融资的能力将大大下降，低融资成本将成为过去。而且美国与东亚不同，长期以来，储蓄率较低，一直是一个负债型的经济运行和增长模式，特别是养老等社会保障及公共服务的相当部分，依赖于发债的便利和低成本债务。世界货币体系人民币走强和美元走弱这样的变动，使美国未来实现经济实力与福利、赤字债务与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平衡越来越困难，对美国固有经济模式的影响可想而知，不亚于一次经济地震。
其次，美国将失去一大部分新兴国家货币相对升值带来的汇率变动利益。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人民币升值与美元相对贬值，仅从中国的经济关系中，中国的外汇储备损益及美元债权贬值，给美国带来的直接利益在3000亿美元左右，美元在中国投资人民币资产的升值等相关利益也在3000亿美元左右。随着人民币的国际化和走强，在中国工业化以后的一个长时间中，另一波新兴发展中国家，其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与中国工业化时与美国的经济关系相似，这些新兴国家随着经济的发展，其货币相对于人民币升值，也会给中国带来当年美国所获得的利益。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人民币上升，美元走弱，货币主导形成的衍生利益在中美之间的转移。
再次，人民币走强，美元作为主导货币走弱引起的铸币税利益相对，甚至可能绝对流失。不考虑电子货币，2011年流通中的美钞达11000亿美元左右，其2/3在美国外的全球流通，达7300亿美元左右，除去发行和管理成本，其仅仅纸币意义上的铸币税利益就高达6000亿美元左右。另外，还有电子货币流通形成的M1大约为22000亿元美元，即使1/3在美国外的全球流通，扣除成本，其铸币税收益也为6500亿美元左右。未来美元走弱，人民币走强，并成为国际货币，会增加中国人民币流通的铸币税利益，相应地减少美国美元流通的铸币税利益，而且因世界经济不断地增长，规模越来越大，未来主导的货币在流通中获得的铸币税利益，规模要比现在的规模大得多。实际是中美货币地位变动形成的铸币税利益再分配。
最后，世界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由美国央行和财政部主导，很大程度上被动需要与美联储货币政策变动相协调的格局，会被人民币与美元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变化所改变。比如，2009年3月18日，美国正式启动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带来这样一些影响：一是导致全球资源和贸易品价格的上升，二是逼迫许多国家的货币对美元相对升值，三是许多国家对美元计价资产的储备和投资损失巨大等等。应对美国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各国都在相应地调整各自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包括干预汇市，进行被动的博弈。一旦人民币三分天下，美国宏观经济政策左右世界经济形势的程度将大大下降，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在全球经济格局中，将越来越处于主动地位。
因此，世界货币体系随着人民币的崛起，将改变美元主导的格局，人民币将作为世界三分天下的货币，将重新分配主导货币形成的铸币税利益和其他衍生利益。这对于美国来说，是客观的第一位的经济利益损失。
2.中美经济稳定和发展及就业利益摩擦
前面谈及中国的国家利益，就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建设强盛国家，民富国强，在2020年左右实现第一次现代化。这是中国多少代人为之奋斗的理想，也是我们所追求的国家利益。而美国是千方百计通过科技进步、灵活的体制和维持和发挥其美元国际地位等，来保证其一定速度的经济增长。不使国际经济地位下降。但是，毕竟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其人均GDP水平低，经济总量基数相对小，而人口又是美国的4.4倍，中国以中高速度增长，美国以低速增长，再过十多年左右，中国经济总量势必超过美国位居第一。然而，过去美国的“去工业”过程，确实严重影响到其就业，以及低收入人群和中产阶级的利益。
2011年年底，全球著名调查机构美国盖洛普（Gallup）公司主席兼总裁吉姆·克利夫顿（Jim Clifton）出版了他的新书《就业战争迫在眉睫》（The Coming Jobs War）。他在书中预测，30年后，全球GDP总量将增长至约200万亿美元。也就是说，将会有140万亿美元的新价值出现。显然，这场争夺全球“好工作”的就业战争，实质上就是争夺这140万亿美元新增财富的全面战争。在这140万亿美元的新增财富中，蕴藏着新一代的好工作，这将是全球争夺的主要资源。不过，作者尖锐地指出：对未来30年将产生的这样一笔巨额新财富的争夺，既可能为人类打开通向幸福生活的大门，也可能为人类打开通向社会地狱的大门。未来30年美国经济及就业面对的主要对手是中国。
奥巴马总统在2012年初发表的国情咨文中，反复强调创造就业机会、把就业岗位迁回美国的重要性，强调美国的就业受到了中国外包的严重威胁，宣布要对中国进行调查和制裁等。正在进行的美国大选，几乎所有参选者都在就业问题上对中国进行了强烈指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