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研究的不同理论方法角度，有学者将美国国家利益研究分为现实主义学派和新自由主义学派。现实主义学派对国家利益概念的理解有三个方向，国家生存的利益是最主要的利益；在主要利益以外国家权力能确保的利益则是次要利益；次要利益随着时间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国家决策者在确定次要利益时，具有很大的灵活性。二战后，美国国家势力空前强大，理论上在现实主义的“权力—利益”论主导下，形成了美国全球国家利益观，外交上形成领导国家和单极主导的特征。
国际贸易扩大、国际直接投资增多、跨国公司发展、区域合作密切，以及知识、信息、文化、宗教的全球交流，使新自由主义理论认为，世界在变小；国家概念在淡化，非国家因素在上升；全球化格局下，国际政治关系有各方参与的新的动机、新的过程和新的规则。美国现实主义的国家利益和国际战略，随着全球化趋势和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渗入，混合进行了调整。在1994年克林顿签发的《参与和扩展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概括为：（1）美国必须积极参与国际事务，要起领导和带头作用；（2）美国要根据国家利益，有选择地承担国家义务；（3）美国要加强国际经济多元化、扩张政治民主化，要依靠与联合国等国家机构及美国盟友的合作，实现冷战后的战略目标。
在国际关系方面深有研究的亨廷顿认为，冷战时期，有苏联这个国家敌人，外部威胁的压力，凝聚了美国的社会，强化了公民对国家的认同，使美国处于安全和有竞争力的态势中。但是，冷战后，由于人口的全球迁移和流动，美国人口结构变化，文化、意识和宗教等多元化，加上苏联解体，失去了敌对国家的威胁，对外没有了一致对外的凝聚力，对美国主流的价值观及对国家的认同受到淡化，这深刻地危及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利益。因此，在意识形态方面，需要塑造自由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对立；在宗教文化方面，需要强调西文基督文明与东方其他文明的不同和冲突；在提高美国社会凝聚力的国家战略方面，核心是需要寻找一个新的敌对国家，即经济上正在崛起的中国。
比较现实和全面，并有行动纲领性质的是，2007年7月由美国“国家利益委员会”出版的《美国的国家利益》一书，对美国的国家利益进行了全面的界定和阐述。从国家利益的重要程度，分了生死攸关、极其重要、重要和次要四级国家利益。为了确保美国这四层国家利益，其提出，必须提高美国独自的领导作用、军事和情报能力、可信度，以及加强重要的国际组织，特别是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同盟体系。对美国包括与中国、日本和东亚的关系，与俄罗斯的关系，与欧洲和北约的关系，与中东的关系，与西半球的关系等，进行了涉及美国国家利益的分析，根据不同的地缘情势，设计不同的部署、调整和用力。也依次分析了与美国国家利益密切相关的核武，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恐怖主义、跨国犯罪和毒品，国际贸易和投资，计算机网络和信息技术，全球环境等六大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确保美国国家利益的一些努力方向、国家战略和具体措施。
综合各方面的研究，2010年5月27日，美国白宫发布了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在报告中，其概括的美国持久的国家利益为：（1）美国及其公民，盟友和伙伴的安全；（2）在开放的、促进机会和繁荣的国际经济体系中一个强大、创造力强和不断成长的美国经济；（3）在国内和国外尊重普世价值；（4）由美国领导地位推进的、通过更好的合作促进和平、安全和机会，以应对全球挑战的国际秩序。换言之是：（1）保证美国的安全，防止核武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恐怖主义等对美国的攻击；（2）保证美国在全球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领导地位；（3）保持美国经济的繁荣，使美国的科技、生产和服务体系在全球保持最强的竞争力；（4）保持美国民族的文化特征，维护美国的核心价值。
在这些美国国家利益的研究、认定的基础上，以及美国政府的各方面信息和军事及外交等行动看，其新近表达的国际战略大体可做如下概括：（1）放弃了布什政府武力为主、先发制人的全球战略，在世界各地军事力量的部署有所收缩；（2）放弃单边主义，与中国、印度这样的新兴大国在共同关切的问题上进行协调和合作；（3）由于美国本身次贷危机，失业率上升，经济下行，加之欧债危机，过去排美国较次国家利益的经济持续的发展，摆到了重要的位置；（4）强调能源的自给，并且剿灭拉登后，美国的经济、军事和外交等战略重点地区从石油富集区中东转向太平洋西岸的东亚；（5）在地缘关系的博弈中，从强调过去美国单打独斗的军事硬实力，并且受财力的制约，转向结盟和各种硬软力量综合并用的“巧实力”；（6）从中美关系战略看，美国除了重视发展与中国在经济政治等方面的伙伴关系外，同时也将中国视为影响美国长远国家利益的挑战者，经济上通过美元贬值、再工业化、振兴美国制造业、贸易保护、技术封锁等措施来遏制中国经济的发展；军事上力量向西太平洋加强，并形成环中国的力量部署；（7）在军事同盟和经济合作及竞争上，巩固美元地位，保持科技领先，在维持日本经济弱势成长，弱化欧盟及欧元的基础上，固定美国在发达经济体中的领导地位；同时与欧洲和日本形成军事同盟，保持在发达国家中军事上的领导格局。
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缘由较为复杂和多样化。国家利益，特别是大国间利益博弈，即使人们没有想到，有的是客观会发生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有的利益冲突是假想的，在历史过程中，发生的概率为零。许多国家利益是由主观的价值和好恶观所决定的，可能从经济功利角度看不出矛盾的缘由，却有可能发生冲突。然而，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有的发生的可能性较大，有的发生的可能性较小，甚至为零，取决于各方的动机及双方的合作程度。当然，有些利益冲突，是由假想的安全等利益受威胁所发生的。因此，需要仔细地进行分类分析，才能对相关国家进一步认识、判断和决策。
真正会发生的利益冲突，是指导致这种冲突的因素是客观存在和变化的，在一些重要的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其概率是100%发生的过程。我们先来看，按照事物发展的规律和趋势，中美之间一定会发生的利益冲突。
二、中美经济位势变化与美国对领导权失落的担忧
我认为，经济决定政治，决定军事外交等国家能力，而军事和外交等能力反过来又是为国家的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服务的，一切国际关系的变动，还是要从各自经济利益的变化，去寻找深层次的原因。不同人口和国土面积国家之间，在工业化阶段上有先后，其国力随着现代化的进程，相互间经济规模的对比，此消彼长，这是客观变化的过程。如果处于下行国家对处于上行国家由于客观经济基础的变化，可能形成的国际地位和格局，在主观上不愿意接受，甚至强烈抵制，则会形成此消彼长类型的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
从主观愿望出发，美国的国家利益之一是保持长久的对全球事务的单一领导地位。中国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丝毫去领导世界的想法。然而，一个国家，未来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按照经济是政治基础的关系，是由各自经济基础所决定的，而不取决于这个国家今天领导者和智库及其民众们的主观意志。
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改革开放前，从国力上讲，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美国是一充满活力的青年，中国虽然幅员辽阔和人口众多，然而经济力量和结构上似一刚出生的体大而无力的婴驼，根本谈不上是美国的竞争者。按当前美元价格计算1978年，中国GDP总量1482亿美元，世界排名第10位，但是人均GDP只有155美元，人均国民总收入排名在188个国家中排名第175位。当时只有世界5.3%人口的美国GDP总量22760亿美元，排世界第1位，大约占全球22.3%人口的中国的15倍，人均GDP10225美元，是中国的66倍。科学技术上，美国占世界一流地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60%左右；美元主导着世界货币体系；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全球贸易总额的近12%，排全球第1位。中国1978年科学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到5%，建国后及“文化大革命”对教育和知识分子的冲击和摧残，使科学技术比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等落后40年左右；人民币是一封闭的国内货币；外汇储备仅1.67亿美元；进出口贸易总额仅为全球贸易总额的0.8%，排全球第29位。
34年后的2012年，在世界各国大家庭中，中国国力上从一个婴儿成长为一个已经有一些力气的少年，而美国仍然是一个身强力壮的中年汉子。2012年中国GDP规模51.93万亿人民币，约合8.24万亿美元，排世界第2位，人均GDP6094美元，排在世界各国第84位；美国GDP总量15.43万亿美元，排全球第1位，人均GDP为49936美元，排世界第11位，之前10位大都是人口小国。美国GDP规模是中国的近2倍，人均GDP是中国的8.2倍。总体和一些重点领域上，美国的科学技术进步仍然领先于全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70%左右；虽然曾经日元的竞争，欧元的诞生和发展，以及人民币的逐步国际化，影响着美元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但是，20世纪纽约广场协议压迫日元升值，最近欧元区的主权债务危机，加上人民币国际化过程的漫长，美元仍然是世界货币体系的主导；2010年美国进出口总额4.12万亿美元，占全球贸易总额的10.9%，排世界第一位；美国黄金储备26149.9万盎司，占全球合计的26.64%。中国科技进步水平在34年中大步伐追赶，竞争力排在全球20位左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上升至51%左右；人民币逐步在国际化；2012年底外汇储备为3.31万亿美元，但黄金储备只有1054吨，为美国的1/8；进出口贸易总额上升到3.87万亿美元，占全球贸易总额的11.13%，排在世界第2位。
再过30年，到未来的2040年，中美力量格局会怎样变化呢？如同生命成长的轨迹一样，中国将从一个少年成长为青年（但由于人口结构的老龄化，养老及医疗成本巨额，体制变动和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不一定似美国当年那样充满活力），美国将从一个壮年，向中老年过渡（但由于科学技术的领先，微观机制的活力，国家治理结构的现代和稳定，不一定失去力量）。
从我们的研究预测看，2020年、2030年和2040年几个序列点上，中国GDP规模的变化大约为18、48和90万亿美元；而美国的变化大约为19、24、30万亿美元。也即2020年时经济规模与美国相当，2030年时中国经济规模是美国的2倍，到2040年时美国经济规模是中国的1/3。一些经济学家对中国未来的研究，可能过于乐观和夸大。比如，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罗伯特·福格尔描述了中国2040年时的经济位势。他认为，中国届时，GDP总规模将达到123万亿美元，人均GDP将达到8.5万亿美元，这个水平将是欧盟的一倍多，也将大大高于印度和日本。那时，中国GDP规模在全球经济总量的比例将上升为40%，而美国为14%，欧盟仅为5%。
综合估计，在大的条件和环境不变的情况下，2040年时，中国GDP规模90万亿，占全球经济规模的1/3左右，排世界第1位；中国人均GDP为6万多美元，将排世界第30位左右；科学技术竞争力进入世界前5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5%；人民币成为世界货币，其结算、储备等功能约占全球货币体系中的1/3强；按照低于2011年对外依存度水平，降为40%，进出口额将达到36万亿美元，排世界第1位，规模估计要占那时全球贸易的40%。美国2040年时，GDP规模30万亿美元左右，排世界第2位，人均GDP7.5万美元；在一些重大科学技术领域，美国仍然领先，综合科学技术竞争力排世界第1位；对外贸易总额将从目前占全球贸易额的9%左右，下降到5%左右；美元从目前世界货币体系强中一强主导，逐步形成人民币、美元和欧元三驾马车并行、日元等其他货币辅助的全球货币体系格局。
经济基础决定政治位势。今天美国对世界金融货币、政治外交、军事等方面的领导地位，决定于它排世界第1位的经济、科技、贸易、货币、黄金储备等经济实力。但是，再过近30年以后，虽然人均GDP水平、科技竞争力等方面，中国仍然可能排于美国之后，黄金储备规模也不确定，然而，在经济规模、全球贸易规模，以及贸易投资规模决定的货币重要程度等方面，肯定排在美国之前，领先于世界。全球领导权，决定于一国经济实力为基础的承担国际义务、责任的能力，决定于经济实力维护世界和平的能力，决定于其全球投资贸易规模主导地位所形成的制定贸易投资等全球规则的话语和号召能力。
中国似乎对世界的领导权，并不十分感兴趣。从近期看，中国还是一个很不富裕的国家，人均GDP水平在世界平均水平的60%左右，还有1.3亿贫困人口，国内民生、结构调整、改革和恢复生态环境的任务相当繁重，无力顾及与国力不相符的世界事务。从远期看，即使到2040年，中国人均GDP水平仍然低于那时的许多发达国家，由于人口众多，而且老龄化带来的抚养成本上升和人口活力下降是中国未来特别严重的问题。领导世界，需要付出更多的成本和代价，中国那时的人口结构和竞争能力，有无这样的实力，还是一个疑问。当然，那时，对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经济体，即使中国心存懒惰而后退，也将有世界许多国家要求中国对国际社会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更多地出面协调国际事务，更多地在世界游戏规则的制定中发出自己的声音。
从美国各种报告中不断强调保持美国未来对世界的领导权是美国重要的国家利益看，美国在世界领导权上，有着一种对权力的眷恋感，有一种对未来的失落感和危机感，有一种对第2位可能和潜在的接任者提防、遏制和围堵的本能心理、动机和行动。这是客观而真实会发生的中美国家利益之间的严重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