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在一般，不俗不雅，属于貌不惊人之类，但内容丰而有韵，耐人寻味，此为上品。但是，需要有发现的慧眼，能透视平庸，不使蚌掩明珠。
装潢不错，内容尚可，读之有益，不读无憾。
装潢或热闹或粗俗，哗众取宠，内容浅淡无味，读了感觉浪费时间。
装潢与内容同样低劣，媚俗，无聊，低级趣味，垃圾书。
联想到美女，是否与书有某种共性？如是，那就不妨归纳化约一下：
要么，就做最好的，让人永远有阅读、悦读的兴趣和渴望，永远有一个新鲜的未知世界，深邃隽永，让人获得智慧，获得心悟与启迪，获得满足与愉悦；要么，就远远地保持神秘的距离，让人在不可知、不可得的向往中，保留那份完美的想象。
只是，千万不要既粗俗浅薄又花枝招展地招摇，最后的结果，岂止是遭冷落？
二
日前，在南京机场送人，流连于书摊，竟淘得几本好书。于是，购买两套，自留与赠送朋友。
《禅外说禅》是老师张中行的大作，一直是我的枕边常备。
此书为张老诠释佛教及人生哲学的力作。张中行先生师承胡适、梁漱溟和熊十力等国学大师，其积淀深厚、博大精深早已为世人所重。儒佛合一，儒中有道，道中有佛，儒道释三家互通互正，是其特点。中行先生纵融古今，横跨中西，将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融而有界，化而有度，其语言平和冲淡，既有真知灼见，又不乏精义妙趣，言佛法、讲哲学、论人生，去繁就简，举重若轻，不愧大家。此前，我曾在张中行的《说书集》一书的编者后记中，有较详细的叙说，此不赘述。总之，读其书，春温秋肃，潜移默化，而后必有心悟神会。
《中国名画100幅》、《世界名画100幅》，编选者颇具眼光，不论是黄宾虹、米芾、王铎还是米罗、达利或是莫奈、塞尚等等，风格多样，流派荟萃，读起来，省时省力，窥一斑而见全豹，不失为粗知中外艺术的一条终南捷径。特别是在当今文化艺术日益粗放、快餐、浮躁的背景之下，更为经济实用，可做阅读、悦读之佐。
《人文之旅》融文化、历史、地理、宗教于一体，可资休闲，娱乐身心；还能了解世事风情，增长见识。
《操纵美国人命运的犹太人》，有较强的资料性和可读性，对了解美国乃至西方与犹太民族的理不清、割不断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不无帮助。其实，西方与阿拉伯各民族的冲突，既有经济利益、资源争夺方面的矛盾，也有政治体制、文化宗教方面的矛盾。德国人“日耳曼优等人种”和“西方主流文化论”的思维偏执，是造成上一世纪血腥屠杀犹太人的根源；而“比德国更西方”的美国，在战争狂人的尸体上，继续摇旗呐喊，一次次把中东、把世界拖向战争的泥潭。这，不能不说是人类共同的不幸与悲哀。
《八月的忧愁》是被誉为旷世才情、风华绝代的林徽因所作。由于其语言风格与表述方式尚属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白话文的初始化时期，所以，可能不被看好，特别是年轻人，不一定喜欢。但是，她的慧心与灵秀，柔弱与坚强，追求与苦闷，却能令人或感佩，或喜爱，或惋惜，或忧伤，以至难以释怀，即使是在美女如云、才女如雨的当今，也仍可视其为拱璧。
此几册书，我珍爱有加，是为南京之行的纪念。
此外，朋友所赠几册书，也都如获至宝。
胡适的《说儒》与梁漱溟《朝话·人生的醒悟》，都是充满睿智的思想启蒙，皆为望道之言。胡适先生的“做学问要在不疑之中有疑，对人要在有疑中不疑”，灌顶之论，典妙非常！
至于被誉为比纪伯伦更伟大的思想家的印度学者克里希·那穆提的《一生的学习》，连同此前朋友所赠其姊妹篇《人生中不可不想的事》，精彩绝伦。作者以一名经世之人纯净通透的心灵，解读人生，指点迷津，他的书，是“让整个世界驻足聆听的”天籁之声。
我因此而满怀感动，满怀感激。
感激有如此好书，可供充实。
感激朋友如此知我，惠我。
近日翻检旧书，发现北宋时期一则趣事，颇值玩味。
书载：江左一书生，某日收到友人所赠一筐枇杷，修书致谢，误将枇杷写为琵琶。友人以诗戏曰：
枇杷不是此琵琶，想是当年识字差。
若是琵琶能结果，满城笙管尽开花。
该书生阅后，即答诗辩驳。诗曰：
枇杷本是此琵琶，不是当年识字差。
若是琵琶不结果，为何五乐落梅花。
前一首诗，作者针对对方同音之误把争端挑起。他首先用归谬法将对方的错误作夸大推理，使其发展到荒唐的极限，令其因无法成立而不攻自破。
琵琶，一种弦乐；笙管，泛指所有管乐器。这里，作者顺应对方原义引申发展，进行立论，并以个别代一般，立论的同时，否定的结论已含在其中。显然，若是琵琶这种乐器能结出果实的话，那么，满城的笙管之类的乐器岂不是都能开花吗？设问有理而有力，且妙趣横生。
答诗则更妙。作者不甘承认“识字差”，并迎难而上，自愿进入对方设置的逻辑陷阱，以偷换概念的手法，巧立驳论，据理诡辩。诗中他坚持自己没错，其理论依据是李白的名诗《与史郎中钦听黄鹤楼上吹笛》：
一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不见家。
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
作者借名人名诗为反驳依据，继续在谐音上做文章。他巧妙地将原诗中的“五月”改为“五乐”，这一字之差，却谬之千里，偷换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然后，振振有辞地反诘：既然五种乐器能落梅花，琵琶为什么不能结果呢？
这两首诗虽是戏作，但是问得有力，答则巧妙，外关修辞，内衔逻辑，虽理谬于内，然趣昭于外，令人叫绝。
前不久，张中行先生又计划集他的一些零散文章编三本书，一本议论的，名《横议集》；一本评介人的，名《月旦集》；一本评介书的，名《说书集》。这最后一本交由我来编。我自度难当此任，但转而想到忝为弟子多年，先生之命不可违，此其一；若努力为之，借作者之名，还可以得附骥尾之利，此其二；更重要的是张老的书评、序跋之类，我大多读过，常惊叹于他的睿智从容与博大精深，既长于理性思索，又丰于悯人之情，且能见人之所未见，言人之所不能言，每每有不合于俗的独到见解，显示出对中西文化的统觉与把握，其境幽微深远，难以及至，而语言又如行云流水、冲淡自然，若能集之成册，公诸同好，使读者以意会之，各得其所，岂非一件好事？综其三点，我便不避浅陋，一鼓螳臂之勇，欣然领命了。
张老一生与书有缘，八十年的世纪之旅，不趋炎附势，不尚钟鸣鼎食，也未追红袖、踏白堤，却始终与书相伴。他融经史百家之言，历览古今中外之书，对金石书画广有见识，历代碑帖如数家珍，甚至西方的，由罗素的数理哲学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都多有研究。正是由于这种纵融古今、横跨中西的跨文化的相互渗透，使他对各种文化现象和人生哲学都能够静观生慧，领悟其中奥妙，为人为文透着既冷且热、说浓还淡、自然空灵、无为而为的庄蕴与谐趣，因而才有其明心见性、雅近天然的书品与人格。
张老读书多，写书也多。单说书评、序跋之类，近年来写得就不少。无论是内容堂皇典重，需“正襟危坐”而写的序文，还是可以“衣衫不整、胡扯一阵”的跋语，张老都能独具慧眼，探其幽微，提炼出作品之“铀”，使读者无入宝山而空回之憾。这本《说书集》所收就是这类文章。这里，谈几点主要特点。
其一，见解独到。以《读〈滹南遗老集〉》一文为例，他就能逆定论而言，推崇王若虚不受传统观念的束缚，指责张巡守睢阳，为得忠君之虚名而杀食两万余人，其一味忠君而害民的不人道之举，是“罪亦万劫不能灭也”。对此，张老说：
东汉末，出了个王充，依传统应该说是实的，他疑是虚；依传统应该是没问题的，他偏要问，偏要刺。信的大流中忽然冒出一个疑来，这是清新。汉以后，这样的清新不多了，所以就是偶然出现一两篇发点牢骚的文章，如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之类，我们也应该视同拱璧。而《滹南遗老集》不只是一两篇，也不是发牢骚，作者喜深思，有主见，即使越出常规也说，所以就是今天也还是值得一读。
……这是我们的历史给我们留下的最重的枷锁，王若虚总是看见了，并且用小铁锤敲了一下。就说是收效有限吧，我们翻阅故纸，能够听到这样的叮当的声音，总比万马齐喑好吧？
其实，张老本人就是一位喜深思、有主见、不盲从的严肃学者，正如有人评价他“不卑不亢，不欺世，不媚俗”。他对那种不问是非曲直、一味依世风附权势，“对着所谓圣贤唱颂歌”的文章极为反感，斥之为“气盛而调卑，多听难免烦腻”。
其二，平中有深，庄中寓谐。张老年届九十，自称“六代子民”，思辨清晰，兼有力度与深度，举手投足，毫无龙钟之态，为人为文，绝无陈腐之气。谈社会，论人生，不唱高调，其智慧风骨自现。平素生活三部曲，读书，讲学，做文章。笔耕之余，常有见南山之乐。喜酒，有节制，小饮不醉，陶然而已。我常说他是不为僧而有禅功，不为道而有道骨。读他的书，不会大悲大喜，大起大落，却感觉淡然，怡然，欣然，恻然，于平淡之中含有哲理与深情，于轻松之中含有严肃，于幽默之中含有泪水。想引两点为例：
太史公司马迁时期还容许一点点自由主义，所以叙说高祖，还透露本来不为太公所喜的情况（太公常说他是无赖），知子莫如父，这样写应该称作大不敬。班史以下，这样的笔法没有了，而变为清一色的颂圣、骂贼，而圣贼之分又非常容易，是胜者王侯败者贼。
（《读〈滹南遗老集〉》）
近些年来又添了新花样，是推崇所谓朦胧，办法是堆砌许多日常少用的术语，用自己也不知其确义的语言表达并无明确意思的意思，以迷离恍惚显示高明。
（《〈一知半解〉序》）
像这样，我们读了，在深入于理的堂奥之外，还可以伴以微笑吧？
张老文章的特点还在于他的客观与全面。他对王若虚很有些偏爱，极欣赏他的不随俗的精神，但对其具体观点，却又有着冷静客观的分析，并不是一味苟同。如王若虚对司马迁的《史记》辨惑达十一卷之多，张老不客气地指其是“往而不返，流为偏见”，原因是“只取小疵而忘了大醇”。这种公正客观的分析，自然得力于其中西合璧的方法论和深厚的鉴赏功力。
《说书集》共选文六十篇，编排的顺序是：评介文章居先，序文跋语居后。评介文章，是大致以时代先后为序；序跋则以先人后己为序。
中国人做事讲究善始善终，结束之前，我似乎还应向读者说点什么，就是编者囿于水平之限，仓促之中，难免有疏漏甚至谬误之处，那就只能向张老和广大读者告罪了。
此文为《说书集》编后记，该书出版于上世纪90年代末。）
摄影作品集《岁月撷英》出版在即，作者永瑞先生嘱我作序。我一向视写序为扛鼎，力所难及，非不为之，实不能也，但又觉却之不恭，只好勉为其难，算是聊胜于无吧。
永瑞先生平素爱好广泛，且兼文武。武者，打球、游泳、登山；文者，赋诗、写作、摄影。多年来不辍笔耕，著述颇丰，然其意趣禀赋不囿于笔墨，近些年，又借助于镜头。他爱摄影，绝非逢场作戏，附庸风雅，而是用心灵与自然交流，用镜头记录生活，用画面诉说情怀，将赋予了情感色彩的山川草木，定格在尺寸方圆中，让生命的久远价值与精彩片段凝结于瞬间。在他的作品中，从深邃广阔的原野，到跌宕起伏的山峦；从纯洁正直的荷花，到坚强无畏的树根。春华秋实，耕耘收获，作者总能从平淡之中发现美，捕捉美，表现美，让读者感动于他的感动，品味其丰厚的人生体验。
对于摄影，我涉猎很早，却连皮毛都未能企及，故不敢妄加评判其技艺的长短优劣，以免见笑于方家。但是，我以为，不论是文学作品还是书画摄影，都应以凸现内涵为要，若在技艺上刻意求功，则易露出斧凿之迹，失却了自然，也就了无天机，了无意趣。本册作品集中所表现出的对生命意义的探求追索，对美好事物的心灵感应与契合，有洋溢的激情、张扬的个性、内敛的情思；有冷静的思索、苦苦的挣扎、悠远的寄托，确乎感人至深。其中一些精品，既不乏丰富深刻的思想性，又有相当高的审美价值。
文艺理论中常用一个词，叫“造境”，是说好的作品能令人如身临其境而生发联想。看米勒的《拾穗者》，便仿佛置身于四合宽广的田野中而生质朴亲切之感；观宋人的《万里长江图》，也会有身经三峡、水流天际的浩渺情思。本册摄影集中的《碧野长空》，会令人顿生身处草原、胸怀旷达、宇宙无穷、人生有限之叹；《美丽夕阳》，又让人如沐金晖而倍觉悠远神秘；《根》之一组，让人于峥嵘逆境中，去感受性格的张力与顽强。使读者神游造境，正是此类作品的魅力所在。
永瑞先生是学者教授，亦身居官位，任教育厅长毕竟还算是身处士林，写书摄影，仍可视作晕轮之内，不足为奇。2003年底，他被调回故乡河北省张家口市任地方长官。一来是宦海为官，仕途上风云际会，兴衰沉浮，中多险峻，与摄影赋诗之类相去甚远；二来是张家口地处塞外，印象中与偏远、荒凉、贫穷等字眼多有关联，就想到乾隆送袁枚的名句：秦关函谷，非吟风咏月之地。于是曾对作者戏言，说他从此要“刀枪入库”，可以封镜了。谁知他非但没有放弃，反而有不少坝上佳作，让人惊叹他那僻地生辉的本领。细究之下，还是源于那份对自然、对生活、对故乡的深沉执著的爱。
看永瑞先生的作品，不能不了解他的为人。他游心于自然造化，更矢志于那一方土地的政清人和。身为领导干部，他时刻不忘肩上那副担子、心头那份责任，沉心静气，求真务实，勤政为民。他是哲人，总不乏理性的叩问与思索；他是诗人，常具有奔放的情怀与思绪。最可贵的是，不论做什么，他都不改正直为人、质朴厚重的本色。这让如我之类手中无权无钱贯以针砭时弊为能事的无用书生们好生奇怪：在官本位的社会里，得志便猖狂，是常态；得志而不猖狂，倒很是有些凤毛麟角了。有如此定力，能不令人刮目？
佛家语云，心如明镜，不可以尘之。在喧嚣的现实生活中，读者如能在对这幅幅画卷的慧心感悟中，会之以意，让浮躁的心，归于宁静，安于自守，减轻负俗之累，拂去心灵之尘，明心见性，雅近天然，则必得净修之福。
己酉岁末，济海先生的书法专辑即将付梓，特嘱我为其作序。我因才力精力有限，更兼对博大精深的书法艺术素怀敬畏，连管窥蠡测都未能有涉，故不敢应允。沉吟婉谢之际，被告之曰：此序不以业内评论为重，只以观感思悟为由。想到见笑于方家事小，有违于信任事大，于是，鼓余勇于螳臂，做此不量力之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