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想要什么样的世界”——这一显然比“世界想要什么样的中国”谦卑得多的发问，命名了2007年1月下旬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的一场专题讨论。这个全球最具规模的“大人物清谈俱乐部”年度盛会，今年选择“权力方程式的变迁”为总主题。在与会者列出的林林总总的权力方程式及其演化的轨迹中，“中国”两个字不绝于耳：全球经济不平衡的成因与去向，各国央行能否及怎样化解也许会到来的全球金融危机，朝鲜及伊朗核问题的由来与对策，援助非洲的正道与歧途，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协调及其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如何划定未来的义务，重启WTO多哈回合谈判的必要与艰难……每一个话题，每一场讨论，“中国”二字在全球权力方程式中的分量越来越重。所有这些议题，没有中国的参与，已经不可想象。
美国前财政部长罗伯特·萨默斯甚至宣称，过去以美国为火车头、欧洲为中心的时代正在转变；未来25年，世界的权力中心会转移到中国，还有印度。这种声音并非闻所未闻，但的确激起了强烈的共鸣。
来自中国的一些发言者在这一氛围中显出固有的谨慎。在表达了对于世界的善意以及对和平与发展的最大期待之后，他们以谦卑回应谦卑：不，权力方程式并未真正发生从西方到东方，特别是到中国的倾斜；是的，中国当前更关注处理内部发展平衡问题，寻求可持续发展之路，既无意也没有能力成为在军事、政治和外交上发挥巨大影响的全球力量；同样地，对于中国在各个国际议题中的参与及责任，也要放在它仍是发展中国家这一现实背景中来衡量。
在达沃斯发生的，其实是各国精英心情放松时的友好辩难而已，却折射了一种越来越无法回避的观念冲突。在西方世界的语境中，这一观念曾表现为改革开放之初，战略家们曾就中国开放国门加入国际体系是否包含“阴暗目的”的争论，也重现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十余年间，就中国是否为国际体系“搭便车者”的学术讨论；在2004年中国“崛起”成为关键词以来，它获得了更多的内涵：中国已经成为崛起中大国，应当成为国际秩序“负责任的利害相关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
“负责任的利害相关者”一词，当然并非出自前美国副国务卿佐立克个人的判断；它可以肯定地是代表了美国政府的立场，并迅速在美欧为代表的西方世界获得广泛认同。一方面，它承认中国的大国地位，承认中国可以在重大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它开出了两个隐含的条件或是希望：中国不挑战现有国际秩序；中国作为大国应在更多议题上发挥作用，承担更多的责任与义务，而不是“选择性地承担责任”。
中国的自我认知，与此既有交集又有较大差别。中国积极倡导建设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致力于创造经济高速平稳增长所需要的和平环境，目标坚定不移，努力耕耘多年。中国因素已经成为牵动国际关系格局演变的要素之一，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影响持续提升。随着中国经济日益融入世界经济，中国的国际利益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延伸。主要大国进一步调整对中国的政策，与中国积极接触的意愿增强。更引人注目的是，中国在周边的区域合作中更加活跃，在处理热点问题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昭然。
但是，以中国指导涉外事务有年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八字真言，透视“负责任的利害相关者”之说，则又不免于疑虑。在承认这说明西方国家承认中国发展成就的同时，也有看法担心，鼓吹“中国责任论”也有转嫁矛盾，将中国纳入符合西方利益轨道的企图。
事实上，描述中国兴起的关键词，从“崛起”到“和平崛起”，最终引人注目地过渡到今日官方所通用的温和的“和平发展”一词，传达出中国在涉外事务上的低调和现实主义风格近期不会有大调整的信号。未来的原则，仍然是以八字方针为基础，在不涉及核心重大利益的问题上有所不为，在涉及核心重大利益的问题上有所作为。但八字方针也会受到与前不同的全新挑战。如果说以前的挑战主要来自地缘政治、安全与外交领域，那么，从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的讨论上看，中国在全球化日益加速的国际环境中追求经济高速增长，对“核心重大利益”的定义有待不断拓展。比如说，五年前，谁会想得到气候变化有可能成为美国下一届总统大选的重要议题，又有可能引发发达国家与发展中排放大国的全球性博弈？
风物长宜放眼量。其实，与“国际秩序的利害相关者”一词相对，还有一个正当的问题：哪一个国际秩序？国际社会正在面临的新挑战及应对这些挑战的努力，有可能塑造新的国际秩序。受益于全球化至深的中国，或有可能成为新秩序的制定者之一。以和平发展的诉求参与塑造新世界，这可能亦为中国的良机。
-2007年第3期-
走出国际关系的“资源陷阱”
澳大利亚应正视中国对铁矿石供应进一步集中的合理担忧；中国不能陷入“阴谋论”猜测，要承认市场供需的力量。
近期，中澳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倒退，被形容为“跌至十年来最低点”。究其原因，当可溯及中铝对澳英矿企力拓收购的失利，以及由此触发的一连串连锁反应。
这是相当出人意料的。中澳两国之间几乎有着一切修好的理由，几乎没有任何理由交恶。
就从最早引发龃龉的铁矿石纷争来说，首先应看到，双方具有极大的互补性。澳大利亚是全球最大铁矿石供应国，中国是铁矿石最大需求国。在这类投资巨大、周期漫长的资源产品产业链中，上下游在保持供需关系稳定上有强大的共同利益。这比任何口头上的政策宣示都更有力地要求双方建立良好、稳定和长期的合作关系。
经济之外，中澳关系有着同样强健的支撑。两国间无重大战略利益冲突，也不存在相互威胁，在诸如遏制全球变暖、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改革国际金融机构等当今国际重大议题上，观点类似，立场接近。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精通汉语，熟稔中国文化，曾作为外交官在北京驻节多年。他上任后提出“中等强国”外交政策，三大支柱之一便是全面融入亚洲，借助多边合作的力量，提升其国际影响力。顺应中国的兴起，既是这一外交政策的背景，也是这一政策的内容。没有良好的对华关系，“中等强国”外交就无从谈起。
然而，此次中澳关系的恶化，恰恰揭示国家间关系，哪怕是交好国家之间的关系，仍时时面临掉进“资源陷阱”的危险。能源与资源往往是一国命脉所系，自工业化以来，便在世界地缘政治中扮演关键角色。各国之间的相互竞争史，往往围绕对能源与资源的竞争展开。进入21世纪后，各国之间在能源与资源议题上的零和游戏观依然根深蒂固。一涉及这类所谓战略性资产，各国之间戒心便故态复萌，相互间容易丧失信任，更难建立信任。
中国人对此不再需要更多的教育：2004年，中海油收购美国石油公司优尼科失败；本世纪以来，中国在能源与资源富国的开发努力，也一直被欧美大国置于放大镜下端详。
此次围绕矿业资源的纠结，正暴露了中澳这对本应和衷共济、互惠互利的国家之间关系的“软肋”。中澳要建立长期互信，必须正视“资源陷阱”，恰当解决当前纠纷，并为未来的中澳资源战略性合作铺设轨道。这需要两国决策者拿出勇气，打破观念窠臼，实现真正的双赢。
“症结”何解？我们的看法如下：
澳大利亚政府应正视铁矿石问题的国际政治经济内涵，放弃假装这是一个纯粹商业问题因而政府只好保持距离的“驼鸟政策”。
澳大利亚政府应理解，作为最大铁矿石需求国，中国对已经高度集中的铁矿石供应格局将进一步集中非常担忧。全世界可供贸易的铁矿石有70％来自力拓、必和必拓和巴西的淡水河谷公司。2007年，必和必拓要求收购力拓，2009年，必和必拓与力拓宣布将合并铁矿石业务，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担忧。这种担忧是强烈的，也是有合理性的。
可惜的是，在现有的两国商业交往和外交框架内，中国的担忧无法找到恰当的缓释渠道。必和必拓对力拓的全面收购，变成了这两家公司合并铁矿石业务，但铁矿石业务的集中趋势未变。中国也无法指望通过国内的反垄断调查来对这一趋势施加影响，因为对其做出的所有惩罚最终都会被转为对中国钢厂的惩罚。
在承认中国担忧合理性的前提下，澳大利亚政府应考虑积极作为，在其法律法规的框架内，主动和创造性地寻找新机制，将澳大利亚矿业整合的商业冲动与中国对上游资源进一步集中的担忧，集合在新的讨论平台上，保证彼此有切实的对话，并促成妥协。如果澳方继续对这些担忧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将会付出代价。
中国一方要避免陷入“阴谋论”的猜测，不能过度夸大上游资源集中的威胁，以此来否认铁矿石价格主要决定于供求关系，价格上涨主要系国内钢厂需求强劲所致的事实。同时，中国也应在法治框架下，运用符合国际惯例的方法，来处理可能存在的不正当商业行为。在此次力拓“间谍门”事件中，中方在逮捕有关力拓员工时所援引的罪名为“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而非先前披露的“窃取中国国家机密”——这是一个进步。
我们欣喜地看到，双方领导人都意识到两国关系“和则两利，斗则两伤”的性质。2009年8月21日，澳贸易部部长克林高调宣布，中澳下一轮自贸谈判将于9月中旬在北京举行。这是一个迄今举行了13轮、耗时四年半，但依然纠缠于农产品贸易的自贸谈判。此时重启，被外界解读为澳大利亚急于拉回偏离正轨的中澳关系。另外，近期中石油与美孚澳大利亚资源有限公司达成的液化天然气购销协议，也被认为是中澳关系重近正轨的表现。
前有殷鉴，中澳关系转暖虽不能毕全功于一时一事，但只要双方关注彼此关切，平等恰当呼应，当可雨过天晴，云开雾散。毕竟，中澳终需向前看。
-2009年第18期-
中国如何应对国际油价飙升
高油价对中国经济的负效应主要表现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通货膨胀的推动。
2004年10月11日，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割的原油期货价格早盘一度达54.45美元/桶；同日，伦敦石油交易所的布伦特原油以50.66美元/桶收盘，标志着价格相对偏低的伦敦油也已冲破50美元/桶关口。国际上普遍预测，油价高企的状况仍将继续；其对未来经济的影响，实在值得高度关注。
油价攀升的经济后果是相当负面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与国际能源署的一项联合研究显示：油价每桶持续上升10美元，一年后全球GDP将减少0.5％左右。而据美国摩根士丹利公司新近预测，由于油价的影响，2005年全球GDP增长将由3.9％降至3.6％，日本以外的亚洲部分则将从5.8％降至5.5％。
亚洲开发银行的一份最新研究报告认为，此次油价上涨，将进一步加重世界经济的不平衡性，对亚洲经济的影响将超过西方工业化国家；在亚洲，又以中国、中国香港、印度、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等可能受到的冲击最大。该行利用牛津宏观经济预测模型（OEF）对中国进行的模拟分析表明：如自2004年三季度起国际油价每桶上涨10美元并持续至2005年一季度，则GDP减少0.6％，贸易差额占GDP的比重上升0.2％，消费物价上升0.3％；如自2004年三季度起国际油价每桶上涨10美元并持续至2005年年底，则GDP减少0.8％，贸易差额占GDP的比重下降0.1％，消费物价上升0.5％。
高油价对中国宏观经济的负效应相当显著，并主要表现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通货膨胀的推动。在目前宏观经济“硬着陆”风险尚存情况下，如此冲击实不可低估。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应对石油油价风险，尚有其独特的困难。当前中国石油需求强劲。统计已表明，在2004年推动世界油价的总需求中，新兴经济国家占新增需求的2/3，东亚新兴经济占1/2，中国则占1/3。然而，创造这种需求的中国经济增长，从2003年年底以来已经有明显的过热倾向；2004年上半年采取紧缩措施后，也因主要采用行政手段，可能只具备短期效应。三季度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已急剧回升，负利率政策仍在继续，金融脱媒不断加剧，房地产集聚的泡沫越来越多。加之中国的石油行业尚属管制领域，国内市场价格具“计划性”，价格杠杆很难真正发挥作用。
中国如此增长所支持的石油需求，成为推高油价的合力之一，反过来又可能给国内经济带来更大伤害。应当看到，当前中国的宏观经济同时面对着资产泡沫与高油价双重风险，且两者互为因果。特别是国内成品油价格低于国际水平而涨幅远远落后于国际原油价格，加之负利率和对能源价格的控制，极易纵容投资过度扩张。显然，中国抑制国际油价风险，对于平衡国际油价和促进国内经济健康发展，具双重战略意义。
因此，抑制过热需求应进一步提上议程，如采取分步调高利率、及时调整国内油价等市场化调控措施。为避免“高需求—高油价”后的泡沫破裂引发过大震荡，果断决策已是当务之急。
石油资源不仅对经济发展具有相当的牵制作用，而且事关国家安全和长期发展。为此，中国在应对国际油价风险时，也须科学制定长短期战略。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报告提出了一系列建议，我们认为均值得认真考虑。
——应密切跟踪分析国际石油价格走势，灵活运用现行石油定价机制，防止国际油价暴涨冲击国内经济。我们认为，进一步放开准入，促进竞争格局和即时反映供求变化的市场价格的形成，更是其中关键。
——加快国家石油战略储备的建设步伐，稳步推行石油期货交易，规避石油价格风险。在这里，国家石油战略储备建设，还包括要抓紧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定工作，尽快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国家石油战略储备体系。
——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和扶持国内企业到国外参与石油合作勘探和开发。
——中国单位GDP的能耗水平比发达国家高出一到两倍，节能降耗的潜力巨大。同时，要不断改善能源结构，并从税收、价格、融资等方面建立完善激励机制，充分利用水电、风电、地热、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大力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由于能源利用率的大幅提高难以一蹴而就，通过各种经济和政策手段加快和推进这一进程，其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分。
-2004年第20期-
测温“中国热”
业界人士必须辨析从市况到舆情的这种差别，准确把握国际社会的心态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