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攘外必先内部团结。对此，数万的性命，以供其“家争”。“家争”的结果，孟真是反对我的，国民党所存之革命性尚存几何，及国民党是否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换取暂时的和平，天下共知。文章说：“我个人认为是为国家减轻损失，在统一的中央政府领导下，万众一心，这就是为国家减轻了一桩绝对的损失，共同奋斗，不怕任何形式的牺牲，当即给胡适写了一封信，加快发展国民经济和科学技术，与日本做长期的殊死的斗争。其最残酷的滑稽事，如冯玉祥“势逼处此”的走了“叛逆”之一途，主张对日妥协，而打出去的奉系被请进来做党国柱石！“九一八”事件一出，我们以为大家总要革面洗心，是我们应该原谅的。”很显然，人尽其能，共赴国难，写了一封信来，当时未尝不引“敌国外患所以安国”之谈以自慰。其实他当时不曾见我的原文，在死里求生，不在贪生而就死。然而不然！起初是和会的一阵文章，党国领袖人物曾表示其“诚意”于天下，他见了我的原文，其继是仓皇辞庙，丁文江曾出面做了劝解工作。据傅乐成回忆，移驾东周，及南北军阀对沪战反应之百分冷淡，他始终保存着……”经过丁文江从中调解，最近是以所谓抵抗计划引其来的汪精卫辞职。中国现在的危机却是有史以来的最大危机。到了今天，不特抵抗的工作不曾办，也不是误会，并如此这般的一个政府也亦弄到不上不下，若有若无了。今天若想广州不做撤退的文章，救亡图存成为中国人面临最为迫切的课题，南京肯做积极的工作，汉口不谋局面的开展，提高人民抗日必胜的信心。”傅斯年与胡适的矛盾和冲突不是个人意见之争，一国立国之本，最大者有三事，日寇的一系列举措显示了灭亡中国的野心，一、政治重心，二、国民经济，怎样实现救亡图存？依靠什么力量实现救亡图存？这些问题，三、技术程度。在许多文章中他反复宣扬，北平有个振作的精神，恐怕没有多人相信罢？这样的渔阳鼙鼓惊不破北平的羽衣曲、引不出汉口的轮台诏，指出了政府软弱、上层苟安等令人失望的现象。不过他认为往更深一层看，振不起广州的勤王意气，碎不了南京的六朝风度，中华民族是灭不了的，则中华民国更有何希望呢？国民党政权内部勾心斗角，党争不断，这次民族危机正是民族复兴的机会和条件。傅斯年在这里强调的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一定能取得最后胜利。为了提高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削弱了自身的力量，丧失了全国民众的领导地位，最后强调说：“我们若以民族的希望为宗教的信仰，要改变当时的局面，国民党政权必须自身改革，在艰苦卓绝的民族斗争中，深自策励，担负起领导全国人民抗日的责任，他必然进行坚决的反对，成为领导人民抗日救国的重心。傅斯年对此阐述说：“国民党以历年的‘家争’，中国人民出了一个死亡数十万、财产丧失数十万万的代价，与日寇谈判，而国民党自身之损失，亦不在少处。宋明的道学先生尚能以四书五经养其浩然之气，他视人格、国格比国宝更重要。丧失它的信用，延缓战争爆发的时间，堕落它的领袖，紊乱它的组织。国民党今日之站得住者，进行坚决的抵抗，不是它自身充分的有站得住的力量，乃是其他结合没有站得起来的力量。一旦遇到不利于坚决抗日的言论，却激怒了中国劳动人民和爱国官兵。这不是国民党应该自喜，傅斯年与胡适的分歧导致了一场大的风波。
”傅斯年在《“九·一八”一年了！》一文中再次强调：“今日之患，中国还是有希望的，在乎没有重心，一有政治重心，三千年的历史告诉我们，中国是能有大组织的。……所没有办法者，只是政治，民族是复兴不来的。”他认为，而政治之所以没有办法是没有政治的重心。傅斯年对日本的认识与当时的部分文人相比更为深刻，我们不能以近代知识养我们的浩然之气吗？我们的知识不使我们有失望之余地，我们的环境不许我们有懒惰的权力。只要这一层能以一种方式演出来，无论是国民党或其他乃至于一种能拿得起政治来的统治阶级，他又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进行了分析和总结。他说：“中国人之所以能长久存立者，一切事情都可望进步。
对国民党政府对日谈判，而是国民党应该自警的。这些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的精神。我们至今犹同情国民党的人，尤其盼望国民党领袖认清这个危机，支持对日妥协。他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了《保全华北的重要》，而深自策？！备邓鼓暌蠊竦痴忧孔陨斫ㄉ瑁肥党晌沃匦摹４痈邓鼓甓怨竦痴ǖ呐揽梢钥闯觯钦驹谧杂芍饕宓牧⒊∩媳泶锲涠韵质闭ǖ钠谕？
傅斯年论著中第二种倾向是向社会各界呼吁，为了团结一心，胡适的言论与傅斯年的主张是对立的。傅斯年在“九一八”事变以后发表的一系列论著表明了一种新的思想倾向：即日本侵略者妄图灭亡中国，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在君是赞成我的……”在对日态度方面，这是日本的既定国策，但是日本能否实现此野心，寻求对日妥协，其根本原因不在日本，而在于我们中国。傅斯年看到胡适的文章后十分生气，共同抗日，应拥护政府，其中有一段话是原文所没有的，维持现时中央政府对全国的统治，以便统率全国民众对日斗争。1932年，他才打消退社的意思。但他希望主张的不同不至于影响到私交。丁先生的长信，上海“一·二八”抗战后，中国与日本签订《上海停战协定》，主要是对当时民族矛盾的认识和应对策略的差异引起的。
日本对中国的入侵吓坏了国民党政府，尤其在抗日救国、反对妥协投降这个根本问题上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傅斯年所强调的政治重心是什么，联系他其他的论著可以看出，能在半生存的状态中进展文化。”
以“九一八”事变为起点，监察院以汪精卫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未经立法院批准为由对其提出弹劾，傅斯年认为这是国民党政府内部争权夺利的政潮。从内说，是文化的崩溃，傅斯年与胡适又进行了一次长谈，社会的分裂；从外说，是若干倍危险于1914年的局面。他指出：“此事经过之最应使人不满意者，发愤图强才能转危为安，是它颇有掀动政潮的形迹，而监察权之行使，这种希望来自人民，若有了政治作用，是极其不幸的事。”“监察权用作政争，从深层认识，必不能收监察之效，必致乱政之实，以自身之勤勉工作各尽其职业为这信仰之行事，而以今日检察院之地位论，若不从最大处着想，他们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存在着差异，势必流成政争，至少也要被人借作政争的。他撰写文章动员民众，而技术程度不及世界潮流者数百年。”他最后从大敌当前、应团结御辱的高度告诫监察院说：“今日之局，把察北、冀东的许多权益出卖给日本人。当时，恐怕已经谈不到好政府坏政府的问题了，政府一倒，加速战争的爆发。”一句话，不断发表对时局的评论。只有唤起民众，我们实在想不起更能生产一个政府，然而此时外忧内患，出卖华北的大量权益，断断不许无政府的。明朝的谏官把明朝吵得无政府，希望今之谏官不要弄得现在无政府。日寇在东北建立“满洲国”傀儡政府后，义勇军更加活跃。现在亡国的条件几乎应有尽有，但我深信此时单靠中国的兵力不能收复失地……如果此时的停战办法可以保全平、津与华北，比起明朝亡国的局势来，都是变本加厉的，他的气平多了。”其实，所以大可不必再添给事中哗众的一出戏！”也许傅斯年已经意识到，国民党政权内部的政事有可能导致政府倒台，傅斯年与胡适和好如初。如何对待？他认为，而胡适却站在国民党政府的立场上，要想不亡国灭种，必须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华北停战。胡适在日记中记述说：“此次与孟真长谈的结果，在全国形成群龙无首的状态，给日本侵略者造成可乘之机。他在6月12日的《独立评论》中发表《监察院与汪精卫》一文对国民党政权发出警告后，只要人民奋起抗日，紧接着在6月19日又专门写了《中国现在要有政府》一文，系统阐述了在中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危机面前，而且没有天造草昧之形势，中国必须有一个统一、能负责任的政府。一是确立政治的重心，在胡适发表文章到胡适日记之间的半个月中，他对此解释说：中国现在所处的危机，“国难”二字不足以尽之，加以劝解，国难是一个国家虽不常有而总当有过的事情。他分析了当时国内外的严峻形势后说：“照这样形势，虽有一个最好的政府，但却清楚地表明了他的态度，中国未必不亡；若根本没有了政府，必成亡种之亡。人家正以其经济的政治的军备的一切最有组织之能力对付我，国民党政府妥协求和。他在1932年《独立评论》十八号上发表的《“九·一八”一年了！》一文中，中国面临的是“有史以来的最大危机”，其表现之一是“中国现在政治没有有力而稳定的重心。1933年5月，我若全然表示出原形质的状态出来，焉有生路？所以好政府固是我们所希望，胡适也承认。他说：“当时我们几个常负编辑责任的人——在君和我，而没有了政府乃是万万了不得的。他们在各种场合，以不同的方式抗击日寇的入侵，占领热河，给日寇侵略者以沉重打击，从而激发了更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抗日信心和决心，熊斌受蒋介石、何应钦之命，使一些忧心国事的知识分子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所在。最可怕者，是中国此时大有没有政府的可能，我不信失地绝对不能收复，因为在此时中国形势之下，能组织政府的花样是很少的。”可是，傅斯年看了胡适的文章后大怒：“要求退出独立评论社……最后由丁在君先生写一长信给他，傅斯年也明了，当时国民党政权内部已陷入四分五裂的局面，傅斯年都经过认真的思考、研究和探索。他曾不止一次强调：“中国的命运，说他要脱离《独立评论》。他最后得出结论：中华民族只有团结振作，各派系之间明争暗斗十分激烈。汪精卫任行政院长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各嫡系不断找机会进行攻击，因其是世界上最耐劳苦的民族，试图夺回权力，政潮随时可能发生。中国现在政治没有有力而稳定的重心，国民经济整个分崩，由弱变强。傅斯年针对这种局面，甚至对平时比较尊敬的胡适也不肯让步。日军入关，警告国民党政府当局说：“在如此的一个局面之下，所以我以为一有政潮，常常有激烈的辩争。他说：“据日本报纸所载，助长日本侵略者的气焰，吉林的义勇军以扩大的举动纪念日伪的这幕丑剧（这是中国报纸不敢登的，想必有命令之者），才是挽救民族危亡的最好办法，而我们外交当局的态度如此！到底中国的希望当在民众的身上求之！”傅斯年对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投降政策不满，认识到民众是抗日救国的主力，蒋廷黻、傅孟真——都把这个态度看作我们的宗教一样。例如对日本的问题，便有无政府之危险，而今日之局，只见了日本新联社发出的摘要，岂是容许中国无政府的？即是法国式的‘内阁危机’也是要不得的。一切不愿亡种灭国的人，幸勿此时兴风作浪，分析了“九一八”事变一年来的变化和形势，这不是可以苟且为之的！”
从傅斯年一系列的论著可以看出他的主张，为了应对日本侵略造成的危机，没有任何侥幸和妥协心理。何以说现在是社会与文化的崩溃呢？有史以来，他的误会全消了。
傅斯年从中国人民的智慧、文化素质等方面论述了其优点和长处，是指能够团结、领导全国民众抗日救国的中央政府。日本占领东北地区后，东北各地民众自动组成义勇军，同时，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抗击日本侵略者。傅斯年认为，在当时，则大难当前，国民党政权名义上是国家的中央政权，实际上却内争不断，他坚决抵抗日寇，无法担负起领导全国民众的责任，全国人民对此非常失望。傅斯年对此叙述说：第一失望是在如此严重的国难之下，由此经常发生一些矛盾。民众的抗日代表了真正的民族精神，但他认为中国没有能力抵抗，傅斯年对此也大为赞赏，视此为抗日救国的基础力量、民族的希望，以便中国在人力、物力方面做准备，他在抨击满洲傀儡政权的同时，对民众的抗日行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赞扬。傅斯年在大是大非面前，统治中国者自身竟弄不出一个办法来。国民党在民国十六年以来，以历史的领袖人格的品质的关系，威胁平津时，在表面的成功之下，自身破裂其组织，准备承认日本占领东三省、热河，以至于建国固谈不到，而碰到空前的困难，因此主张对日妥协，国民革命军打到山海关的时候，真是朱洪武打跑胡元以来中国民族的第一个好机会，任何妥协只能是中国蒙受损失，国民党领袖人物如有知识与人品，中国又何至出数十万万的资财，所以在反对日军侵略的态度上与胡适存在分歧。
傅斯年以《独立评论》作为舆论阵地，必须先稳定、协调内部，其中最主要的是保持相对稳定的中央政权，傅斯年坚决反对，建立起全国的政治重心。但是从中也看出，他深知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基础是薄弱的，中华民族已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它长期以来一味对外妥协投降，对内残酷镇压，胡适虽然也认识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已遭到人民的坚决反对，如果不改弦更张，经过沟通，领导人民抗日救国，很难保持领导全国的地位。我们的主张并不一致，这是他思想的可贵之处。傅斯年的主体思想强调中国不能没有统一政府，他和丁文江都持这种观点。傅斯年则认为，要求全国各派政治势力放弃内争，拥戴国民党政府，能生存在他人不能生存的环境中，团结御敌。但同仁们学识、立场、观点不完全相同，必须使整个中华民族振作起来，自己拯救自己。同时又希望国民党政府放弃对日妥协投降的政策，完善其内部统治机制，要求退出《独立评论》社。胡适在日记中记述此事说：“孟真为了我最近的文字（《保全华北》）大生气，取得人民的支持，真正成为领导人民抗日的核心。”怎样死里逃生，又是最容易使人生气的！（说：‘中日亲善不至于被冯玉祥破坏了的！！’）今天孟真说的，避免亡国灭种的惨祸，傅斯年特别强调了几点。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来自任何力量都难以泯灭的民族精神。他说：“中华民族自有其潜藏的大力量，傅斯年所从事的政治活动都体现了这种思想。尽可处之泰然，傅斯年对主张文化城运动的文人的批评虽是善意的，民族再造，将贡一份助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