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世与家学
傅斯年字孟真，1896年3月26日（旧历光绪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三日）出生在山东聊城北门里祖宅。他的家世可以说是典型的书香门第、破落的官宦世家。傅斯年在家乡生活了13年，幼年和少年时期的生活环境和接受的教育，在他一生的思想和行为方面打下了深刻的印痕。
（一）开代文章第一家
傅斯年的故乡聊城，自古是华北平原上的重镇。春秋战国时期，其地属齐国，西接韩赵，北通幽燕，南襟鲁卫,既是兵家争战之地，“筑城屯兵为齐之要地，各国诸侯皆争衡于此”，又是齐鲁文化、三晋文化及戎燕文化交流融汇之处。各地域文化的交流融汇使得该地区文化积淀丰厚，内涵丰富多姿，虽说不上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但也孕育了不少风流人物。才智卓越之士、谋国经邦之臣历代不绝，鸿儒贤相连翩鹊起，骚客智士蜂涌辈出，如伊尹、马周经邦之才，程昱、王旦谋国之忠，鲁仲连、华歆处世之智，孙膑、王颜章治军之能，都是彪炳史册的。
聊城自汉代置县，延续至今，一直为地方州府县治所，是华北平原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元代定都北京（时称大都），聊城成为近畿地区。元王朝为交通便利，开会通河。大运河穿聊城而过，聊城更得南北交通之便，北通京师，南连三吴，被史家誉为“漕挽之咽喉，天都之肘腋”，“江北一都会”，交通便利，加上物产丰富，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到明清时期，聊城及周边地区，成为全国著名的粮棉产区和纺织品的贸易中心。天下豪商大贾云集，“往来船舶，络绎不绝”，“兵民杂集，商贾萃止，骈樯列肆，云蒸雾滃”，以致城内“贾寓旅舍，几不能容。”各地商人竞相在聊城内兴建会馆公所，开办商号、店铺、作坊，与本地工商业者所建交错布列，鳞次栉比，使聊城成为一座繁荣的工商业城市，在明清两代一直为山东西部三大商埠之一。
交通的发达，经济的繁荣，进一步促进了文化的昌盛。明代中期以后，聊城及其周围各州县私塾遍布，书院林立。文人骚客，儒士缙绅来此会客访友，传播学术，交流信息，促进了儒学教育的普及和发达，陶冶了无数才华卓越之士，成就了众多官宦书香世家。据记载：明清两代录取的山东籍进士共4047人，状元11人，其中隶属于东昌府州县籍者，进士290人，状元3人，仅聊城县就有进士55人，状元2人。由此可见，明清时期的聊城确实是“科目鼎盛，贤士辈出”之地，被视为鲁西“八股文化”的中心不无道理。
显然，在明清时期，某些地区因得天时地利，经济发达，文化昌盛，尤其是儒家文化得以广泛传播。社会教化与文化昌盛是同步的。在儒家文化广泛传播的地区，自然是教化普施，民风淳厚，人们的思想意识和社会理念深受儒家思想观念的影响。考察聊城的历史，明清时期形成的聊城世风明显具有这种特点。这个时期兴起的几个家族和大批官宦士绅，差不多也都具有这种特征。《聊城县志》记载：“其人朴愿而茂，虽循习故事，惮于兴革，然无有桀黠渔食，持长吏长短者。租赋不待督，辄先期报竣，最称易治。”世风淳厚是文化发达、社会教化的结果。而淳厚的世风又陶冶、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循吏良士。因此，这个地区“士多才俊，文风为诸邑冠，武风亦极一时之盛。”文化昌盛，其社会成员的整体素质就高，社会发展也相对健康，具体表现是孕育和培养了几个大的具有书香传统的世家大族。这几个书香世家的传承和发展，不仅代表了聊城当时的世风，而且也是当时整个传统社会的缩影。其中的一些代表人物则凝聚着社会文化的基因，表现了深厚的区域文化的积淀。傅斯年一生的性情和品格就具有这种区域文化的特征。
传统史书将明清时期聊城的世家大族归纳为“八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任、邓、朱、傅、耿、杨诸家，这几家大都兴起于明中期以后，其中任、朱、傅都发迹于清初，杨家则在清中期兴起。几家的共同特点是：第一，初始阶段，致力于研习儒家经典，经科举取得功名，进入仕途，逐步升迁，进入统治集团核心。第二，恪守儒家信条，以忠孝节义相标榜，忠君、孝亲、敬老、爱幼、和睦家族、友爱乡里。第三，重视教育，尤其是重视儒家文化的教育，培养子女，进行封建道统的说教，使子孙代代成三纲八目的典型，维持家族的名誉、地位、传承。第四，由于几个家族都遵奉儒家文化，世代从科举正途出身，又多是亲民的官吏，所以各家族往往以忠正廉洁、率直敢为相标榜，各个时代都出现了一些忠臣廉吏，孝子贤士。这些人又多在家乡设立条教、制定乡规民约、表率乡里，由此形成了忠义贤良、勇敢向上的世风，造就和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贤良义士。傅斯年家族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家族。
傅斯年所出身的聊城八大家族之一的傅氏，初发于明中期，兴盛于清代初年，逐步发展成为聊城的名门望族。
傅斯年远祖名叫傅回祖，原籍江西吉安府永丰县（今江西省永丰县），明朝宪宗成化年间出任山东冠县县令，当时聊城为东昌府府治，冠县为其属县。傅回祖生有七子，任满返回故乡，其夫人李氏不愿随行，于是傅回祖便携四子南归，留其三子侍奉夫人，这三子一居冠县，一居博平，一子名叫傅祥，居聊城，是傅斯年的直系祖先。
当时聊城正是经济文化发展上升时期，大运河穿城东而过，北通京师，南达三吴，是当时经济发达地区，经济、文化都在迅速发展，形成了鲁西“八股文化”的中心。傅祥及其子孙，借重聊城的经济优势，靠经商起家。他出身官宦家庭，本人也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且处于浓重的八股文化环境之中，因此，十分重视诗书传家，督责子孙攻读举子之业，学习八股文，每每亲自“口授章句”，并“引古人及郡先达”激励他们奋发向上，建立功业，故而傅氏家族逐渐形成了诗书传家的传统，代代相继。
傅祥五传到傅以渐，终于振兴了傅氏家族，奠定了傅氏名门望族的基础。傅以渐字于磬，号星岩，生于明万历三十七（公元1609）年，7岁入塾馆系统学习儒学经典，曾从师于当时名儒孙兴等人。由于明朝末年宦官专权，社会黑暗，政治腐败，科场舞弊成风，傅以渐直到35岁仍未取得任何功名。1644年，江山易姓，清廷入主中原，为了搜罗人才，笼络士人，入关的第二年，便恢复科举制度。傅以渐投身科场，乡试中举，翌年（1646年）入京会试，得中贡士。殿试对策时被擢为一甲第一名，成为清王朝的第一位状元，授内宏文院修撰，后累次迁升，1654年升为内秘书院大学士，次年，加太子太保，改为国史院大学士。1658年，清仿明制改内三院（内宏文院、内国史院、内秘书院）为内阁，逐步确立三殿三阁制，授傅以渐为武英殿大学士、兵部尚书职衔，成为名副其实的宰相。为示恩宠，顺治帝又封赠傅以渐的曾祖父傅谕、祖父傅天荣、父亲傅恩敬俱为光禄大夫、少保加太子太保、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加一级之勋号。自此以后，聊城傅氏便荣冠当世，泽及后代，成为鲁西的名门望族。
据史书记载：傅以渐“方面丰颐，颏下多髯，伟腰大腹”，居官尚称清廉，“每闻百姓疾苦，若切于身，闾里有义举，必赞成之。自处无异寒素，汲奖后进，惟恐不及，未尝有疾言遽色”。但是傅斯年成人后，从不向人提及他这位宰相祖公，更不引以为荣，其原因是傅以渐在明清易鼎之际，出仕清朝，有违汉族士人的民族气节。由此可看出傅斯年的民族意识。
傅以渐以后，傅氏成为典型的官宦世家，获取功名，中举人、进士、为庠生、太学生者不下百余人，在朝为官和出任封疆大吏者几代不绝。傅以渐三传至傅继勋，字玉溪，号湘屏，是傅斯年的曾祖父，道光五年（1825年）拔贡，官至安徽布政使，清末名臣李鸿章、丁宝桢都是其门生。傅继勋有子七人，其第三子傅淦，便是傅斯年的祖父。
傅斯年在填写个人履历时往往上至曾祖父，但是他出生时，曾祖父已去世多年，曾祖父以上对傅斯年的影响都是间接的。直接影响傅斯年个性和品格的是傅斯年的祖父和父母，其中在家庭方面影响傅斯年一生品行和思想作风的，主要是傅斯年的祖父傅淦和母亲李夫人。
（二）书香世家
傅淦字笠泉，生于道光二十五（1845）年，少负才名，博通经史，工诗书画，尤以书法知名，且文武双全，又精通医道。同治十二（1873）年拔贡，但他自甘淡泊，不乐仕进，取得贡生资格后，便绝意仕途，终生不参加科试。平生性情友善，重孝悌，且好交游，乐善好施，赴义唯恐后人。傅淦兄弟七人，他排行老三，析籍分家时，他将祖上的楼房全部让给了兄弟，自己只要了一座马厩。由此可看出他的作风和气度。傅淦娶山东淮县陈阡之女陈梅为妻。陈阡官至江西巡抚，陪送女儿的嫁妆颇丰，但傅淦书生本色，轻财重义，不善理家，又无固定收入，分家以后，坐吃山空。婚后不久，长子旭安出世，接着次子、三子相继出世，人增物耗，家财日减，日趋没落。为生活所迫，他不得不违心地出外谋职以养家。正好，此时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和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来信让傅淦去天津，打算为这位世弟安排一个职务。傅淦接信后考虑再三，决意去天津一次。他到天津去督署见李鸿章时，适值李鸿章有紧急公务，只安排他住安徽会馆，准备处理完公务，第二天同他面晤。傅淦甚不高兴，以为慢待自己，次日一早便不辞而别。李鸿章第二天去安徽会馆寻他不见，才知已回山东，气得顿足叹气。
傅淦自此不再外游，或教塾馆挣钱养家糊口，或靠卖字画换些润笔贴补家计。无奈杯水车薪，加上不善谋计，随意使用，不够便典卖夫人嫁妆，夫人嫁妆虽丰，但不到几年也几乎典卖一空，从此更是入不敷出，家境进一步衰落。
傅斯年出生时，虽其相府宅第还巍峨壮观，其院落尚相当齐整，标志门第显赫的“相府”与“状元及第”两块金字匾额依然高悬，二重门上的御笔“圣朝元老”横书金匾、门框上浮雕精刻的金字对联“传胪姓名无双士，开代文章第一家”依然引人注目，但这些装饰已无法遮掩日趋衰败的景象，只不过如《红楼梦》所说：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而已。尽管如此，傅斯年的出生依然给这个日益破落的世家带来了喜悦。
傅旭安得此贵子，喜不待言，傅淦52岁得此长孙，更是分外高兴。据记载，傅淦自傅斯年出生，就不再远出，以含饴弄孙为乐。在傅斯年3、4岁时，就开始教其识字，背《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蒙童读物。傅斯年同乡、同学聂湘溪曾介绍傅斯年祖孙二人生活情况说：“孟真4岁即和其祖父同床共寝，每到破晓，尚未起床，便口授以历史故事，从盘古开天辟地，系统地讲到明朝，历时四年，一部二十四史就口授完毕，在他的幼小心灵里就埋下了研究历史的兴趣，其后能成为历史学家，委以历史研究所所长的职务而有成就，是与其家学渊源分不开的。”
傅淦自己痛恨清末政治黑暗，不愿入仕，颇有疾恶如仇的正义感，有一个故事很能说明他的政治态度。他有一次出外游历，行至山西介休，有两个宦官充军西北，道经此地，其中一个忽染重病，求傅淦诊治，他拒绝说：“生平不为无鸟之人看病！”另一宦官长跪哀求，他不得已答应。病愈后，宦官赠他银两，他把银子从门中掷出，并且说：“生平不要无鸟者之钱。”之所以如此，他以为历代弊政，许多是因宦官干政而致，而明清两代后期尤甚，因此痛恨宦官。由此事看出，痛恨宦官干政是傅淦淡泊功名的原因之一，不满清王朝后期政治腐败社会黑暗，不愿为之效力，恐怕是更深层的原因。他对傅斯年讲述的二十四史历史故事，也必然带有自己的感情，对历史人物进行别择与褒贬，在傅斯年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刻影响。
傅淦自甘淡泊，但对傅斯年的教育毫不放松。傅斯年不满五岁，傅淦便迫不及待地送他入了私塾，并且选了最好的塾馆。傅斯年的启蒙先生孙达宸，也是一名拔贡，学问好，有文才，教书认真且教学有方，他一生教出的学生获取秀才以上功名者多达40余人。其塾馆设在聊城古楼北街路东，距傅斯年家约四五百米，步行上学比较方便。在孙氏塾馆就读一段时间后，与傅家有世谊的朱家出资请另一位塾师马殿仁到家开馆授徒，因朱家离傅家更近，加上世交，于是傅斯年与朱家子弟朱笠升等人一起，转入朱家塾馆就读。傅斯年放学回家后，其祖父则在家课读，督导他读书习字，不准其有丝毫懈怠。
傅淦的教诲，对傅斯年一生影响甚巨。傅斯年成年后曾对弟弟傅斯岩深情地说：“祖父生前所教我兄弟的，尽是忠孝节义，从未灌输丝毫不洁不正的思想。我兄弟得有今日，都是祖父所赐。”傅斯年一生坚持参政而不从政，为人常怀侠义之心，率直而有豪气等人品与作风都深受其祖父影响。
对傅斯年影响较大的另一位亲人是傅斯年的母亲。傅斯年母亲姓李，闺名叔音，聊城城西南郊贺家海人。李夫人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虽然识字不多，但却接受了严格的家庭教育，贤孝识大体。傅斯年父亲中年病逝，李夫人既要孝养高年公婆，又要抚育幼年双子，家境日趋贫寒，可以说克勤克俭，备尝艰辛。但李夫人颇有器识，一身承荷家庭重担，百般筹划，维持全家生活。由于傅旭安生前为人仁厚，待遇友朋学生以恩义相接，去世后，友朋学生对傅家颇为关心。他们共同凑集一部分钱，托傅旭安的两个学生周祖澜、范玉波二先生代存生息，维持傅氏家计。弟子们感念傅旭安生前恩德，每年春节前，相约派一人来聊城，给师母送来一些春节所需食物用品，并在聊城的商号里为傅斯年存一些银两以贴补来年家用。李夫人一家五口，没有其他生活来源，单靠这些实不敷家用，尽管她精打细算，百般节省，生活仍日益窘迫，难以维持。有时万不得已，她便从颓垣断壁中拆一些砖瓦变卖，但这些都只能解决一时急需，不能作为长久的生活来源。整个家庭的经济状况如江河日下，一日不如一日。到了后来，房屋破旧损坏，亦无力修补。据记载，每逢下雨，李夫人便抱着幼子，头上撑着一把雨伞遮盖，其家庭状况可见一斑。即便如此，李夫人仍严格督促傅斯年兄弟二人读书，一切费用无论如何困难自己也一力承担，不使兄弟二人失学，并母兼父职，督责甚严，斯年兄弟如有过错，立予责罚，形成了无上的权威，据傅斯年夫人俞大綵回忆：直到傅斯年成名以后，李夫人一旦发怒，傅斯年便长跪不起，李夫人息怒后，傅斯年才温言劝说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