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在河南乡下隐居期间，表现得醉情田园无所作为，暗地里却与旧部以及北京、天津地区保持密切联系。当时还十分罕见的电报设备，在袁世凯的乡间居所就有一部。徐世昌、冯国璋等旧部还专程去乡间听袁世凯传授机宜。袁世凯也许在受载沣迫害之前尚且算是清朝的忠臣，起码没有暴露出不臣的举动，然而在侥幸存命后逐渐与清王朝离心离德了。在满汉矛盾紧张时刻，袁世凯被罢官难免对朝野汉族官吏的心理变化产生微妙的影响。
载沣斥退袁世凯，没有收到消灭仇家政敌的目的，反而助长了袁世凯在渴望变革的人群心中的影响和在西方势力头脑中的分量，失败至极。载沣下了一步臭棋。
新政是清朝最后的机会
载沣主政，做的第二件事情是继续推动“新政”。
所谓的“新政”是相对于传统王朝的政策而言的。清朝面临着传统王朝没有遇到过的问题，一只脚踏进了近代另一只脚还踩在古代。一方面，王朝末世的内忧外患、财政窘迫、权贵无能、政治黑暗，清朝都遇到了；另一方面，近代的器物、制度、思想乃至社会形态，随着西方势力的进入，扑面而来。后者既是对清朝的严峻挑战，也给清朝提供了硕大的历史机遇，一个近代化的机遇，一个运用近代资源实现社会进步和王朝长治久安的良机。
八国联军用刺刀强迫清廷完全屈服的同时，清廷也在思想上被迫接受了西方压倒东方的事实，承认西方列强的优越与进步。之前清朝体制内部人士“开眼看世界”也好，洋务运动也好，都是坚持中国文化和制度的优越性，只是学习西方器物的皮毛。1901年后，中国从上到下都承认了西方的进步是全方面的进步，要全方位地学习西方的经济、社会和制度。慈禧太后高调宣布要奉行新政，希望通过向西方学习化解内外矛盾，维持统治。之后，新政在全国铺开，走得比慈禧太后亲手镇压的戊戌变法想走的还要远。
首先是清朝在外交制度和国际法上向西方靠拢——虽然这是被迫的；接着在国内“育才兴学”、“整顿中法”、“吸收西法”：奉行千年的重农抑商政策被更改，清廷鼓励工商业，尤其是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制定了专门的商业法律，消除了部分障碍。国内掀起了一股官办和商办企业的高潮。1911年，中国的商税超过了20700万两，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可见经济改革的成效。在教育上，科举制度于1905年在张之洞和袁世凯的联合奏请下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全国推广的新式教育体制，朝廷还鼓励留学，对“海归”人士量才录用。在社会领域，清廷进行了内政改革，设置巡警，改革司法。原先一本《大清律》囊括一切的局面被各种专业的法律所分割，并起码在审判程序上做到公平公正，让监狱看起来不再像是地狱。
改革，在中国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清政府的最后十年在重重阻难中，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一座座近代城市，如上海、天津、广州、武汉等拔地而起；一座座矿山、工厂、码头和车站得到了开发。中国社会出现了些许宽容、自由和发展的空气。1902年清廷发出上谕，劝诫女子不要缠足。同年开放满汉通婚的禁令，随后对汉人开放了原先只能由满人担任的职位，如将军和都统等。对于满族人被封固在某地只能驻防不能从事其他生产的“驻防制度”，清政府也废除了，授予旗人土地，责令耕种，让普通旗人们自谋生计。满人入关后驻防在各地，两百多年来世代为兵，大多数人连满语都不会说，和汉人已无区别。清政府破除满汉隔阂，对缓和社会矛盾大有益处。1906年，清廷下令禁烟，还派出使臣与英国交涉禁止输入鸦片事宜。1909年，上海召开了万国禁烟会，中国的禁烟运动得到了国际舆论的普遍同情。在经济和社会改革快速推进的同时，清朝对传统的内阁和六部官制进行了改革。虽然袁世凯等人倡导的废除军机处，施行责任内阁的主张被慈禧太后否决，但原来的六部被彻底重组，并裁撤了部分中央和地方机构——这在官本位现象严重的中国，是一个不小的进步。民政部、度支部、陆军部、邮传部、商部等新衙门纷纷成立，以便与新政相适应，也为了进一步推进改革。
难能可贵的是，清政府在社会、经济改革之后，把变革的矛头对准核心的权力结构，启动了政治改革。在一片立宪声中，1905年清朝大臣满世界考察宪政，1906年清政府颁发上谕，宣布“预备立宪”。虽然预备立宪的实质内容是“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这句话，而且预备期长达9年，表明最高统治者不愿意放弃绝对权力，可毕竟国家权力如何构建、如何制约在神州大地上第一次成为可以讨论的话题。很多国民热烈地参与权力话题的讨论。慈禧太后在逝世前的几个月还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在政治改革道路上迈出了更大的一步。
载沣上台的1908年末，新政事业已经进入到第七个年头，政治改革也已经开启了长达3年之久。容易改革的、能改的，都改革得差不多了，剩下的都是硬骨头。被隐藏的问题和新冒出的问题也都粉墨登场。整个改革进程进入到最为关键、也最艰难的阶段。
问题的根源和改革的焦点都指向专制皇权，专制政体受到越来越多的诟病。改革派认为要破除专制政体，皇权实现自我限制，希望仿效当时世界上多数国家建立君主立宪政体。
新政到底是王朝复兴的机会，还是将王朝推入覆灭深渊的凶手，就要看载沣等人怎么做了。
非常遗憾，载沣虽然有出洋经历，却对世界局势和洋务蒙昧不通。溥仪回忆说父亲载沣对那些曾被老臣们称为奇技淫巧的东西，倒是不采取排斥的态度，可他对新事物的态度也只是停留在不排斥的阶段，要他采用、推广新事物、新制度就超出他的能力范围了。一次，太福晋患乳疮，请中医总不见好，载沣就听从兄弟们的意见，请来了一位法国医生。医生打算开刀，遭到了醇王府上上下下的反对，只好采取敷药的办法。敷药之前，医生点上了酒精灯准备给用具消毒，载沣吓坏了，忙问翻译道：“这、这、这干么？烧老太太？”载洵看他这样外行，忙对翻译摇头咧嘴，不让翻给洋医生听。因为载沣不同意，医生留下药就走了。后来，医生发现老太太的病情毫无好转，觉得十分奇怪，就叫把用过的药膏盒子拿来看看。载沣亲自把药盒都拿来了，一看，原封未动，根本没给老太太敷过。由此可见，载沣对新事物的态度和接受程度，对待新政也是如此，只是把它看作是慈禧既定的大政方针而已，照办就是了，很难谈到真正的理解，至于如何把新政办好、如何创新，就更加茫然无知了。
改革已经触及了核心权力结构问题，载沣等人却还在固执地追逐绝对权力。宪政的许多事务，比如国会、宪法和选举等，在载沣看来只是形式的不同而已，目的都是要保持天赋皇权万世不变。载沣表面上继续推进慈禧开启的新政改革，不紧不慢地推动着，内心里却呈现出复杂的矛盾心态。一方面，载沣集团也承认国事糜烂，必须变革；另一方面，变革必然要放弃部分既得利益，对新兴力量甚至敌人妥协，他们不肯妥协退让，不肯将祖宗留传下来的权力、制度和政权付诸茫然不确定的变革洪流中。他们觉得可以妥协的内容，之前已经被慈禧做了，剩下来的他们不愿意妥协。比如，他们觉得慈禧已经把消除满汉隔阂的改革都已经做了，至于剩下来的彻底废除八旗军队在全国要塞和重要城市的驻防、完全取消满族人的政治和经济特权，是不能碰的内容。也就是说，载沣集团守护着改革的硬骨头，自己不去碰也不希望别人碰。改革进入了停滞徘徊阶段。
慈禧在启动新政改革的时候，曾说：“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之后的改革表明，“例”倒是不断被破掉了，但“私”字一直存在满族亲贵的脑海中。
除了晚清末代统治阶层的顽固、保守外，新政改革还有两大硬伤。
首先，成功的改革必须是可控的，不能成为脱缰野马。遗憾的是，1901年开始的新政，是激烈的全面改革。由于近代历次对外战争的失败导致政治权威极速衰落的情况下，清王朝在保守了几个世纪后，突然走上了激烈的全面改革道路，经济、社会、文化、军事、法制和官职等各种改革齐头并进，新旧矛盾像火山熔岩喷发一般暴露了出来。内外交困的清政府不具备控制这场大变革的能力。这就像一条漏洞百出的航船，一边在茫茫深海中航行一边进行大刀阔斧的整修，不断出现新的裂缝和漏洞。可以说，大刀阔斧的整修是不明智的——但是不大修又不行，这是晚清政府主导改革的悖论所在。
载沣等人的集权思路，是让久已散在地方的权力收回中央，扭转太平天国运动时就开始的地方壮大中央衰落、实权归于汉族督抚的局面。比如载涛管理的军谘府剥夺了地方督抚的调兵权，练兵处收集全国之力编练北洋新军。又比如载泽掌握财权后推行两大政策：一是在各省设监理财政官，尽夺当地布政使的财权；一是在北京设立盐政处，尽夺各地盐运使之权。政策的本意是加强中央集权，尤其是为中央谋财，可无端助长了朝廷和地方的矛盾，让原本就不和谐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紧张了起来。再比如官制改革中的设立责任内阁，虽然废除了每部各有一套满汉班子的制度，每部以一个尚书为最高长官，但新设立的十一个部中，汉人尚书只占五人，比以前六部满、汉各一的比例还小了。朝廷本意可能是想改变满轻汉重的局面，结果是激起了汉族官员的不满。
其次，改革要想成功，必须让多数人受惠。一个剥夺百姓权益来推进的改革势必不能长久。不幸的是，清政府是在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国家衰微至极的情况下进行的改革，战争赔款和日常开支就让它喘不过气来了，国库中的现银屈指可数。新政所需的费用只能靠征收额外的苛捐杂税来筹集。在镇压太平天国时期兴起的厘金制度，不仅没有随战争结束而撤销，反而越征越多。当时清廷和地方政府在传统的税收外，又增加了许多新的税捐，如粮捐、房捐、新捐、学捐、铺捐、膏捐、统捐、摊捐等等，这都是以前所没有的，如今却是清末新政经费的一个重要来源。如袁世凯督抚直隶期间规定，“每户售酒百斤，抽捐制钱一千六百文，并准其于常价之外，每斤增加十六文发售”。新政成了套在老百姓头上的一条新的紧箍咒——尽管它的长远效果对老百姓是有益的。
多数情况下，金钱成了新政推进缓慢的主要因素。为了推进新政，更为了维持统治，新旧官府一心向“钱”。比如商部本应该是扶持工商业的衙门，但有人愤而指出：“自商部设立，而当事诸公，纷纷聚议，不曰开统捐，即曰加关税，不曰劝募绅富慨助巨金，即曰招来南洋巨贾责令报效……自有商部，而吾市井乃转增无数剥肤吸髓之痛。”“自有商部，而吾商人乃转增无数剥肤吸髓之痛。”商部变成了向商铺和工厂强行摊牌、纳捐的衙门，学部成了向学生和家长征收额外捐税的部门，于是各地涌现的百姓抗捐抗税、冲击新式学堂的行为也就有了合理的解释。
在看似轰轰烈烈的清末新政中，占据人口90%以上的农民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对于新思想毫无认识，但对日渐恶化的生活状态感触尤深。人口的增长导致资源供给更加紧张，生活一天比一天艰难。国内官府的压迫和外国势力的侵入使得农村旧秩序正在消退，农民们渴望在动荡中寻得安定的新秩序。然而新政并没有带来新的秩序，带来的只有新的负担。没有人给广大农民在残酷的现实中提供生活的避风港，他们就等着陈胜吴广来挑头揭竿而起了。同样，占城市人口多数的贫民，也和广大农民一样，没有分享到新政的雨露，只看到多一项新政就多一重压迫。于是，人们对新政的反感就被体制外的力量所利用，成了攻击新政的理由。比如1909年1月，清政府计划进行全国人口普查。这是预备立宪的需要。从技术层面来说，人口统计是推行选举的基础。应该说这是一件好事，很有必要。在革命党人的鼓动下，普通老百姓理解清朝此举是清查“黑户”，是增加赋税的前奏。各地出现了抵制人口普查的骚动。
总之，新政对清王朝来说是一把双刃剑，既可能是它的救命稻草，也可能是它的催命咒符。从晚清的实践来看，新政的作用是后者。
孙中山先生在1904年指出：“满清政府可以比作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构已从根本上彻底地腐朽了，难道有人只要用几根小柱子斜撑住外墙就能够使这座房屋免于倾倒吗？……显而易见，要想解决这个紧急的问题，清除妨害世界和平的根源，必须以一个新的、开明的、进步的政府来代替旧政府。”清政府的衰亡不是小修小补的新政就可以轻易拯救的。载沣等人要想复兴祖宗基业，必须对王朝进行伤筋动骨的深度“新政”，遗憾的是他们不具备这个能力。
普通老百姓可不管你是新政还是旧把戏，他们关心的是日子怎么过下去、能不能过下去。现实是：日子已经过不下去了。到1910年前后，清朝建立已经超过270年了，评书和演义中的朝代兴亡让中国人知道，现在是“改朝换代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