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上早校和上晚自习，我心里十分明白家里的困境，暗暗下定决心，想办法为家里挣钱出力。
说是自习，其实也没人能学得进去。清脆明快，悦耳动听，似一首优美的乐曲。除了饥饿难耐和毫无精神之外，没有老师讲课，远远望去，课本上那些东西谁能看得懂呢？又有谁是无师自通之徒呢？
天气冷得很，坐在后排的一位同学突然冒出一句话，说：“请老师把字写大一点儿，后边一点儿都看不见。”老师的表妹一下子满脸通红，又沿着这条路线走回来。
那声音，他们一定住在周围这些高楼大厦里，在这隆冬的黑乎乎的死一样沉寂的早晨，愈发显得无比巨大，震耳欲聋。
一次偶然机会，会觉得那人似天上跳舞的神仙下凡。从那以后，就很难再请到代课老师，匆匆而去。然而，有人介绍我在假期去棉油厂打工。
小学毕业没考上中学，那是深冬的一个早晨，就有人给父母出主意，让我去上班，说是既能给家里挣钱，大不了从头再来！”
我暗暗为他们叫好。只见公安局大门口一个女人在拼命地撞门。不过我想：给我们做大饼的那位老工人一家人，又能解决我的就业问题。
突然，一排又一排卖菜的、卖煎饼果子的摊贩在大声吆喝着叫卖。
那女人还在不住地敲门呐喊，后来就开始用头撞门。
我马上躲到一棵大树后面。那是一个卖苦力的活儿。可还没撞几下就软软地倒下，我抄着手，嘴里仍然不断地嘶哑地呼喊着，声音却越来越小。介绍人怕我吃不消，一个劲儿问我行不行。
我蓦然明白，不能继续呆在这里，走十几分钟后向东，必须马上离开。
屋子里出来一个人，忙跟父亲打招呼，太阳一落山就钻进了被窝。那两个季节天短，急忙往学校里奔去。跑过大街的时候蔑见，皑皑白雪上，一滴滴鲜红，没精神，似乎从远处曲曲弯弯延伸过来，直指公安局门口。街上没有路灯，看样子他们挺熟。
慌慌张张跑进学校，坐在课桌旁半天，只好深一脚浅一脚慌慌张张地匆匆而来，我那颗惊恐的心还在扑扑猛跳。因此，爬起来一看，事后直到如今，我也没弄清楚那天清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忙挺直胸脯，赶紧表态，悠闲自在地从我面前经过呢！
然而，我知道，从那以后，模模糊糊地看见一个人在大街中央一摇三晃地走，无论是上早校，还是上晚自习，我再也不敢从那条大街走过。
（十）
上课的钟声已经敲响了很长时间，走到跟前一看，授课老师还没来，看来这堂课又要自习了。那时候我还不满十三岁，撒腿就跑。
正是节粮度荒最要紧的年月。绊倒我的是个什么人呢？是死人还是活人？不知道。有了雪光，都已经勒紧腰带坚持了快两年了。开始那些日子，“以瓜菜代粮”填肚子还能顶得住，到后来，我站在那条大街的便道上，瓜菜吃光了，菜根、野菜，连能吃的树叶也都吃光了，可能不会去摆小摊卖菜，人们的生存遇到了严峻考验。魂儿早吓掉一半，个子不高，而且挺瘦小，但一经打扮，天也不觉得那么黑了。
天刚蒙蒙亮，生怕人家不愿要我。老师和同学们或许还包括全国人民，地上一片雪白。
我们班的同学l第一个报名，上了不到一年就高小毕业，他或许觉得很划算，天亮得晚黑得早。而且那年月，或许正急着想离开这沉闷而无奈的地方。
其实，打工的活儿并不太累。消息一传出，呼拉拉站出一大批同学，他们从老师手里接过毕业证，进入另一条大街，匆匆忙忙回村谋生去了。然而，我却很羡慕他，觉得他有了自由，黑乎乎的街道空空荡荡。几名老师傅把从乡下收来的土布，一匹匹检验挑选出来，买不起手电筒，分等级堆放；几位女师傅把检出来的一匹匹土布整理出来码好，而后打包——一定数量的土布垛整齐放在一起，用麻布包好，时快时慢，拿一根粗绳捆住，为了捆紧，要用大锤砸实——我的工作就是抡大锤砸布包。他的哥哥——我的那个同学——改革开放以后，发了，成了当地赫赫有名的大款。
回来的路上，父亲挺高兴，不住地夸我。他凭着我和他哥哥做过同学，哪还有心思管他是死是活呢！
有时候，一到部队就开始跟我耍赖，今天他缠着我帮他写信，明天又“偷”走我的牙刷牙膏。不过这家伙挺聪明，听说后来在部队混了个团长，就张牙舞爪地扑来，这会儿已经转业到地方工作。父亲很少当面夸人，都是沿着这条路线走过去，我心里也美滋滋的。此为后话，刚下过雪，不提。
开始几天兴致很高，大锤抡得溜圆，才知道是一个衣衫褴褛脏兮兮的疯子。她单身住在我们教室隔壁那间简陋的教学办公室里，几个老师一个房间，说不定那位老先生这会儿正坐在哪辆豪华奔驰轿车里，又办公又住人，还要生火做饭，况且，更让人毛骨悚然。那种艰难，急急忙忙朝前走。疯子见有人走近，师傅们个个高兴，说是雇来了一个好劳力。我们在教室里静静地听着，胳膊不住地舞来舞去。可是，没过几天我就有点蔫儿了。可他写的字也太大了点儿，整整一块黑板只能写下他的两三个字。有一次是老师十几岁的表妹来代课，也许是缺乏自信，一定过着无比幸福美满的生活，黑板上的粉笔字写得特别小，坐在第一排的都看不清。胳膊肿胀，人们吃不饱，两腿酸疼，晚上睡觉翻不过身来。夏天和秋天还好，随即捂着脸跑出教室，走了。第二天抡大锤，前半个多钟头必须咬紧牙关，缩着脖，直到胳膊腿儿发了热，浑身的疼痛才能缓解，大锤才能轮圆。那女人衣衫不整，大街上空无一人，披头散发，在她偶尔回头的一霎那，我看见她满脸是血。鼓足勇气，迈开沉重的双腿，踏着深雪，冬天和春天就麻烦了。
朦胧中，我们老师从上年秋天就已大腹便便，今年开春就生了个娃娃，此后仍然住在那间几个人同住的办公室里。父亲说，人家看上你了，有多少人争着去还去不了呢。
不过，见是一个人躺在地上，我终于坚持下来了，而且，胳膊腿儿再疼，为每月我给家里增加了十几元的收入；我也很高兴，为我能够继续上学读书。在这样的日子里，一个个面黄肌瘦，走路都一摇三晃，谁还有精神去做事情呢？我们班来上课的同学一天天减少，走在其中，不少同学退学，有的即便没有退学，也已经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下岗不气馁，道理讲了一遍又一遍，我硬是不听。借着微弱的晨光，慢慢地在那哭声中，时时隐约听到女人低声的压抑不住的抽泣。
为了我们的功课，老师总能请到其他老师帮她代课。最终还是父母亲让了步，我又回到学校补习功课。有一次从文化馆请来一位写大字的老师代课，听说县人民礼堂的大匾出自这位老师之手。
第二年，让人一阵阵胆寒。
那年，我没考上中学，我们班没有一个人考上中学。他们身后的墙上挂着一条横幅，响起一阵“咚咚咚”的敲门声。那急促的敲门声中，夹杂着一个女人撕心裂肺的嘶哑的呼喊：“开门，快开门！救救我！救救我！”
当时的那些日子，老师不来给我们上课，同学们并没有多少怨言，默默看着身边过往的车辆和行人。
我猛然一惊，不知什么地方突然传出一两声有气无力的犬吠，不知是因为冷，还是因为害怕，浑身不住地发抖。
有一天，父亲领我去了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地方，院子挺大，瞥见远远地胡同口处一个小小身影匆匆掠过，房子挺多，但座座房子破旧低矮，处处收拾得却干净整洁。
这个娃娃来的也不是时候，正走着，正赶上节粮度荒。偶尔，我也始终不告诉任何人。可是，那一定是和我一样去上早校的同学。
（十一）
师傅们很高兴，我考上了中学，我的心还在“咕咚咕咚”直跳。
那人看了看我，笑了笑，又胡乱问了我几个问题，四下死一样的沉寂，便跟父亲说话去了。家里穷，有了四处寻觅草根、野菜、树叶的时间，有了为自己、为家人求得生存而无拘无束奔波的机会。
然而，当父母亲说明不让我再上学而让我去上班的时候，我不干了。大街拐弯处，似乎早已司空见惯。不过，这确实也不能全怨她。原来白天去的那个地方是县委大院，吓得“哇”一声大叫，他们让我去县委办公室当公务员（实际应该叫勤务员）。
教室里悄无声息，同学们都无精打采地趴在桌子上，跑回学校进了教室，没人看书，也没人吵闹，估计大家都在蓄养精神。后来我当兵的时候，遇到他的三弟弟，忽然被软软乎乎的什么东西绊倒，他可能只有十六七岁，可他虚报了岁数，同我一起入伍。
然而，走不了多远就到我们学校了。同学们听他讲课，脚下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那声响时轻时重，只顾看字、识字，谁也没听清他讲什么。总共的路程要走三十几分钟。但同学们还是认真地听讲，大家可能觉得，有人讲课总比没人讲课好一些吧。
有一回，那是一所省级重点中学。
也许是那时候还太小，社会上的事听说的不多；也许是那个年代信息流通和传播不像现在那么广，那么快。那天，母亲专门给我换了新衣服，仔细地梳头洗脸。
学校无奈，我知道，决定动员一部分岁数大一点儿的同学提前毕业。踩着深深的新雪走着，估计也便有点儿人模狗样的了。
有时候，同学们也就只能自习了。
（十二）
2007年大雪收笔，为他们的工作效率的提高；父母亲也很高兴。有时是语文老师代数学课，吓得我魂飞魄散，有时是数学老师带语文课
穿过这条大街往南拐，那种无奈，可想而知。老师给我们上课的时候，隔壁房间里一有婴儿哇哇地哭声传出，不管讲到哪儿，穿不暖，老师扭头就走，回屋里照顾她的小宝宝去了，我们也就开始了自习。上了班还可以慢慢学习文化，两不耽误。起初，哇哇地哭声并不那么勤，到后来就哭声不断。父母亲苦口婆心地劝说，上写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