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种就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作连续报道，像剥笋那样，从不同侧面，层层深入地把问题分析透，以利实际工作部门和读者参考。近五年来，读者来信版对当前扰乱经济秩序的种种行为的剖析、关于打击私盐贩销活动问题、谈我省棉花生产面临的挑战与对策、关于销赃问题、关于种子问题、关于农业技术推广队伍、关于砖瓦窑用地治理、关于化肥市场、关于城市客运管理等热点问题，作了系列报道，加强监督的力度和深度。
4.开展讨论。对群众中一些有很强代表性的不妥行为，不是直接批评而是通过讨论，辨明是非，加以引导。1995年11月2日，张家口市老虎头煤矿综合经营处王万军等人驾车外出夜宿涿鹿县。涿鹿县机电公司职工顾忠等寻衅滋事，殴打了王万军，王却忍气吞声，没能依法保护自己。1996年4月24日读者来信版发表了《王万军被殴打事件说明了什么？》一组稿件，有打人者、被打者、律师的文章，记者的两篇调查，反映了所有当事人和在场的人不同的表现，折射出人们在法律观念和社会公德意识上存在的一些问题，具有普遍性。报纸发动结合这件事，就如何加强法制和道德建设开展讨论。引起了广大读者的热情关注，省内外几百位读者踊跃参与，从5月15日至6月5日，连续发表四期35篇讨论稿件。大家着重从盼望加强社会公德，人人都应有维护社会治安的高度责任感，社会主义法制和道德建设等方面互相补充，阐述各自的见解。讨论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这次讨论针对性强，富于教育意义，倡导人人讲社会公德，加强法制观念，增强社会责任感，勇于同坏人坏事作斗争，很好地配合了当时的“严打”斗争。
另一次讨论是因一次丢包、还包引起的纠纷开展起来的。事情的经过是：石家庄市郊区一个银行的高某丢了一个装有3000元现金和其他贵重物品的手包，被棉纺厂宋殿国拾到。宋主动找到高以后，高承诺对宋“必有重谢”，答应给宋3000元酬金。但高某接包后，就把宋连同和他一起去还包的两个朋友给铐走了。后公安机关查明，宋等并非偷包，就把人放了。报纸就此事提出：从“必有重谢”到“兴师问罪”，朋友，你如何看待高某丢包后发生的事？请大家展开讨论：什么叫“必有重谢”？给以物质回报叫“重谢”，给以精神鼓励叫不叫“重谢”？兑现“承诺”应不应该，不兑现承诺该当何论？拾金不昧，无偿归还失主属高尚，那么接受回报，还算不算高尚？很快收到近200名读者的来稿来信和大量电话，选发了23篇来稿，澄清是非，增强了读者的法律意识和道德意识。
5.排除干扰。采写批评稿，特别是重要的批评稿，常会遇到许多困难和干扰，其中最难缠的“说情”风。记者采写一篇批评报道，刚回到编辑部，说情的接踵而至。有时候，记者尚未回来，说情的电话就打过来了，或者径直来了人。说情者能说出种种以不发为宜的理由。为了冲破阻力，抵御“说情”风，我们摸索出这么几种有效的办法：与多方面合作，取得广泛的支持。首先是与领导机关合作，舆论监督与行政干预相结合，这样能增强力度，加快解决问题的速度；其次是与执法执纪部门合作，舆论监督得到执法执纪部门的支持，使报道更有权威性、准确性；第三是与被批评者的主管部门合作，有了他们的同意和支持，可以减少许多不必要的麻烦；最后是与兄弟新闻单位特别是中央新闻单位合作，这既增强了批评的力度，又有了挡风的“大墙”，使说情难以奏效。
在编辑部内部，上下一心，统一行动。记者选定了批评报道线索，在出去采访之前，先与主任、编委通气，取得一致意见以后再出发；回来以后，及时向主任、编委汇报采写情况，让他们心里有底，以免来说情的，混淆视听，动摇发稿的决心。
批评稿件，在编辑部内部的流程处理完毕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出，突然发稿也可以闪过说情者上门。
6.制造氛围。为给在报纸上开展批评造成良好的氛围，一是报道一些不能正确对待批评、甚至对批评者进行打击报复、受到严肃处理的典型。遵化县电机厂刘少知揭发本厂供销负责人有贪污盗窃行为。厂长张子森不但不查处犯错误的干部，反而对揭发问题的打击报复，撤销职务，停发工资。县委、县经委作出决定，恢复揭发人职务、补发工资，他们也不执行。刘少知给报社来信，群工部将信转县委调查核实。县委作出决定免去被揭发干部的领导职务，责令厂长在全厂职工大会上作检查，视检查情况再作处理。伸张了正义。二是报道那些正确对待批评的单位和个人。我们曾在一版上报道当时的保定市委书记郗光在一次大会上的讲话：“报纸批评促进了经济振兴和党风好转。”玉田县彩亭桥邮电支局丢失订户张龙三期杂志没补上，张龙给报社来信说：“声声给你补未见真落实。”在报纸上发出批评稿以后，玉田县邮电局认真处理，三次登门道歉，我们就表扬他们说：“一封读者来信，三次登门道歉，玉田县邮电局严于律己令人称道。”
7.实事求是。搞批评报道，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把事实搞准确。有些被批评者往往抓住一些枝节问题纠缠不休。只要我们掌握了确凿可靠的材料，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就不怕被批评者告状。任他告到哪里也不怕。
要做到实事求是，首先，要出以公心。不感情用事，不偏听偏信，而是要冷静地、客观地分析问题。为了保证公正，搞批评报道也要像司法机关一样，坚持回避的做法，凡被批评者与作者有利害关系，或者是亲朋，最好回避，由别人去写。其次，要深入采访，掌握第一手材料。采写批评报道，在一定程度上比采写表扬稿要难。因为有些被批评单位对记者的采访不予支持，更说不上配合，甚至个别人还要设置障碍。因此，记者要克服重重困难。采访的方法，可以按组织系统从上到下，但更多的是先到基层，从群众中了解第一手材料以后，再由下至上地逐级汇报情况，听取意见。再次，搞批评报道一定要做好取证工作。被采访者凡是会写字的都要把证言证词写出来，若不识字，则要由他人代写，然后署上姓名、按上指印。这样做一是增强被采访者的法律责任感，二是防止知情人迫于压力事后反悔，给我们造成被动。
写批评稿，在事实准确的基础上，表达要恰当。事实具体明确，不含混，不笼统。事情发生的地点、时间、条件、经过都叙述得一清二楚，然后分析这些行为错在哪里。分析判断是非的标准，是国家的法律法令和党的方针、政策，以及社会主义道德观念。要明确指出这些行为违反了哪一条法律，哪一项政策，有悖于哪些道德规范。说明被批评者的行为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什么样的危害和影响，分析产生错误的原因和被批评者应负的责任。分析要留有余地。用语要符合法律规范，不用讥讽挖苦之词。
批评稿件要同被批评的本人见面，要送被批评者的领导审阅。这主要是核对事实，发与不发并不是一定要听从他们的意见。是否发表，要根据宣传的需要，必要时请示上级党委，由编辑部决定。有的被批评者对批评持抵触态度，不予配合，拒不看稿。这也无妨，只要事实确凿，记者有把握，我们就文责自负。
20年来，群工部的同志们由于认真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作风深入扎实，所采写的批评稿件，没有出现过大的失实或失误。
8.讲求艺术。我们不是为批评而批评，而是坚持动机和效果的统一。因此，开展批评要讲求艺术，注意方法，注重效果。在通常情况下，说“良药苦口利于病”是对的。但是，有时候，也可以想法使良药不苦口，像把苦药加上糖衣或装入胶囊。
反面题目正面做，就是一个好办法。例如，石家庄火车站行李房60多人有不轨行为，他们偷盗旅客托运的东西，有录音机、照相机、衣服鞋帽等近百种。这样严重的内盗案发生在铁道部命名的“文明车站”、省命名的“文明单位”，完全可以写一篇批评报道。但是，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这起内盗案是车站领导发现的，而且一经发现，就持积极主动的态度，车站党委和客运车间党支部决心抓到底，彻底解决问题，采取了有效措施，号召大家揭发检举，并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取得职工家属的配合。经过两个多月的整顿，出现了新气象。根据这种情况，记者和编辑部研究，写成了一篇表扬稿。并针对比较普遍存在的先进单位怕揭矛盾，怕暴露问题的现象，配发了评论员文章《先进单位出了问题怎么办？》表扬了他们发现内盗案后，自己主动摘掉了“光荣匾”，并且向上级递交“申请撤销文明车站”的请示报告，表示决心上下团结一致，为重创名副其实的文明单位而努力。
尽力避免负面效应。如批评农村有的地方农电设备丢失严重，稿件中说，有人偷了多少电线，价值多少钱，而且还说到他们利用停电时间来偷电线。批评有的人盗挖文物，还引用盗挖者的话说：“要想富挖文物”。这就容易产生诱发性，起到“教唆”的作用。再一种情况就是“一杆子打一船人”。要努力避免笼统地提“权”、“钱”交易，给人一种凡掌权者都是这样的印象。还有就是有篇稿子写到我省生产的药品合格率占81％。如果发出去，读者就闹不清哪些药是不合格的，不敢再用省产药了。若是指名批评某种或某几种药品不合格，就不会有什么副作用了。
写完这篇回顾文字，我还想说几句看似题外实为题内的话。有的同志不熟悉群众工作的性质，不大清楚群众工作的重要。误认为群众工作简单，什么人都可以承担。实则不然。群工部的工作可不简单，它是一个综合部门，是报社的一个“窗口”，涉及各行各业和不同层次的各式人等，工作琐碎，经常遇到棘手的难题；下去采访难度比较大，常看冷面孔、坐冷板凳；读者来信稿获奖机会少。因此，他们需要有较高的政策水平和比较丰富的法律知识，需要有较强的群众观点和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需要刚正不阿、秉笔直书的风骨，还要有耐心做群众思想工作的本领。由此取得共识：任何时候都不能轻视和削弱群工部的工作，编委会和全编辑部都应关心和支持群工部。
§§§第三节关于批评报道的思考
加强舆论监督，是促进廉政建设的重要手段。而加强舆论监督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通过新闻媒介，正确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怎样才能更好地更有成效地在报纸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是新形势下新闻宣传的一个重要课题。为了进一步研究探讨这个问题，最近我回顾了《河北日报》近年来的一些批评报道，同时也翻阅了兄弟报纸的一些做法，结合自己的体会和看法，提出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供同志们研究。
（一）
批评报道要抓住重点。一是批评的内容要把握重点，这就是要放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上，放在廉政建设上，放在有关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社会生活的重大问题上。二是批评的对象要有重点，重点应是党、政机关和各级领导干部。过去我们常批评一些售货员，售票员等一般老百姓，当然，如果他们违反职业道德，服务态度恶劣，也是可以批评的。但相比之下，领导干部担负的责任重，掌握的权力大，他们犯了错误危害更大。因此，批评报道要抓住这个重点，不要形成像有些人所说的，“只打老鼠，不打老虎。”
在这方面，1988年12月21日《河北日报》关于磁县副县长郑福良夫妇超计划生育第四胎的批评报道，是一个成功的典型。这篇报道体现着两个重点，一是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二是作为县级干部明目张胆地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影响极坏。报道发表以后，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同志很重视，过问处理结果，多次表扬作者。因为这篇报道对刹超计划生育歪风，推动计划生育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一位省委领导同志说，抓了一个郑福良，全省将少生很多计划外的孩子！
回顾多年的批评报道，个人和家庭生活方面的事情，单位或个入之间的矛盾、纠纷，虽然也有是非可分，但是，只要不严重违犯法纪，一般以不报道为宜。比如，农村中的林果纠纷、水利纠纷、宅基地纠纷、财产婚姻纠纷等，这些问题很复杂、很难处理。报纸批评后，不是这一方告状，就是那一方上访。在这些问题上花费版面和编辑、记者的精力，有点划不来。因为它的社会效益不如批评重点问题。而且，在不少情况下弊大于利。
（二）
批评一定要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上，力求做到客观公正。现在，许多深度报道，或中性报道，在一定程度上也有批评的成分。但是，它们是既讲成绩又讲问题，既分析主观原因，也分析客观原因。有时候还要指出解决问题的方向和办法。这样的报道，既帮助了被批评者，又有利于群众对一些问题的理解，有利于缓解矛盾，社会效果很好。《河北日报》对火柴的报道就是最好的一例。这组报道从火柴供应紧张写起，接着就深入到生产、流通领域，分析各个环节的情况和问题，对消费者的心理也作了剖析。这是比较客观的，也是公正的。
从吸取教训的角度看，也有这样的一例。有一家报纸1988年12月6日一版刊登《沿途路霸层层设卡明敲暗要，一项重点工程设备运输受阻》。报道说的是河南中原化肥厂从西德进口的大型设备，用四部特大型运输车辆从天津新港运往河南，途经河北省“受阻”，对大型车队处处刁难和敲诈，明敲暗要。事实是这四辆特大型运输车，其中两部车货总重量超过150吨，另两部车货总重为122吨和95吨，总高5.5米，宽6米。按国家计委规定，国家重点工程引进大型设备，从选址、订货时就应与公路部门联系，以便选择路线和对路桥采取必要的技术加固措施，保证大件运输的安全。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管理条例》及交通部的《实施细则》中规定，为了保证道路和运输的安全，大型运输车辆必须事先报请公路部门批准，按规定路线通行，并应由承运部门承担技术加工费用。如违反规定，除赔偿损失外，还应处以罚款。各级公路管理部门有责任对任何违章行驶的大件运输车辆就地查截，并追究责任和采取必要的技术安全措施。河南的特大型车队没有遵守国家的有关法规，事先未报请公路部门批准，于1988年11月l0日上午从天津进入河北境内，在津涞线的68公里处被霸县公路站查截。当时阻塞的车辆长达近三公里，撞坏路树380棵，五座桥梁被严重破坏。霸县公路管理部门同他们交涉，并要求他们向河北省交通厅报告，他们仍不向当地交通部门联系，继续向前行驶。行至河间、肃宁县境内，又被公路部门查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