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加入“均社”并参与《半月》的编辑工作，巴金便开始自称为“安那其主义者”，即无政府主义者。从那时起，在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巴金的生活、思想和创作一直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打上了深深的印迹。今天我们要了解巴金，特别是要了解巴金青年时代的思想和创作，这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有必要作一些说明。
关于巴金与无政府主义的关系，多年来许多人作过论述，巴金在解放后，直到他的晚年，也曾作过多次说明，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无政府主义是100多年前流行于西欧一些国家的一种小资产阶级思潮，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物有广泛影响。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国家和政府是产生一切罪恶的根源，反对一切权力和权威，鼓吹个人绝对自由，主张废除任何形式的国家，建立所谓“你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的绝对自由的社会。无政府主义者派系众多，其中克鲁泡特金宣扬的是无政府共产主义，主张废除剥削和私有制，建立各尽所能的共产主义社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某种特定情况下，无政府主义用以反对资产阶级的专制、压迫是有其进步意义的；而用以对抗无产阶级的组织纪律和对敌人的坚决斗争，其作用就是相反的了。
五四时期，当古老的中国开始觉醒，青年人开始睁开眼睛观察世界，准备为民族和自身的解放进行斗争的时候，迎面而来的是汹涌澎湃的新思潮，无政府主义也作为一种“新思潮”涌进中国。巴金说，那时候“我有点张皇失措，但是我也敞开胸膛尽量吸收，只要是伸手抓得到的新的东西，我都一下子吞进肚里。只要是新的、进步的东西我都爱；旧的、落后的东西我都恨”。这是当时先进青年的一种普遍的心态，也表现了一种强烈的进取精神。但是，在这当中，一般青年人对什么是“新”、什么是“旧”，或许还能够分辨（最一般的标准是，凡是中国传统的东西都是旧的，应该排斥，凡是外国泊来的东西都是新的，应该吸收，其实这个标准是很笼统、很不准确的）；而对于各种各样的“新思想”就很难分辨，也无所谓分辨了。与巴金年纪相近的周扬说过：“那时我们急切地吸取一切从外国来的新知识，一时分不清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界线。尼采、克鲁泡特金和马克思在当时几乎是同样吸引我们的。”巴金就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接受了无政府主义，应该说是毫不足怪的。
二，巴金接受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前面说到，巴金走出封建大家庭，急迫地寻找出路，寻求指导，最初接触到的一些社会读物，从《告少年》到《夜未央》，再到《适社的旨趣和组织大纲》等等，其中都渗透着无政府主义思想。这表明，这种思想当时在中国的传播是很广泛的。而且，无政府主义不仅披着“新思想”的外衣，还有其特别的煽动性和迷惑性。这一点，我们只要想想《告少年》、《夜未央》之类读物的生动内容，和它们在少年巴金心里煽起的炽烈的火焰就可以明白了。还应该看到，无政府主义鼓吹铲除剥削和专制、主张绝对平等和自由以及崇尚个人奋斗和献身的思想（这种思想并不单单属于无政府主义），在巴金反对封建家庭和专制制度的斗争中也的确给了他支持和力量。巴金晚年在回答访问者时说：“我受《夜未央》、《告少年》的影响，这些书在当时鼓励人参加社会革命”。事实正是如此。在当时，在那样的具体情况下，这样的书以及它所传达的思想，对少年巴金的影响应该说主要是积极的。
三，无政府主义对巴金的消极影响也很明显。作为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无政府主义深深投合了五四时期同封建家庭决裂，而又未找到真正立足点的广大小资产阶级青年知识分子的趣味和心理。
巴金后来曾坦率地说：“无政府主义使我满意的地方是它重视个人自由，而又没有一种正式的、严密的组织。一个人可以随时打出无政府主义的招牌，他并不承担任何的义务……这些都适合我那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在这种思想的支撑下，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尽情抒发自己的激情、狂热而不必考虑后果、承担责任，也可以在遇到挫折之后“用这种思想来掩饰自己的软弱、犹豫和彷徨，来保护自己继续过那种矛盾的、闲适而痛苦的生活”。所以，这既是他们斗争的武器，也是他们退守的盾牌，既是他们前进的基地，也是他们躲避斗争风暴的港湾。但是，巴金说，“这种生活里也不是没有痛苦的。恰恰相反，它充满了痛苦。所以我在我的作品中不断地呻吟、叫苦，甚至发出了‘灵魂的呼号’。然而我并没有认真地寻求解除痛苦、改变生活的办法。”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束缚，以至于安于那种“矛盾的、闲适而痛苦的生活”，而在内心深处则不能不时时为空虚和迷茫所困扰。巴金说，“我的作品中那些忧郁、悲哀的调子，就是从这种心境产生的。”上面这些话可以看作是巴金对自己所受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深刻反思，也是他心灵的自白。
四，必须指出，尽管巴金曾一再自称是“克鲁泡特金主义者”或“安那其主义者”，尽管他早年参加过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组织与活动，后来还写过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和小册子，在他的创作（特别是早期的创作如《灭亡》、《新生》等）中明显地含有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我们仍然要说，巴金毕竟不是无政府主义者，或者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无政府主义者。简单地说，这是因为：第一，他始终是一个真诚的爱国主义者，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他一再申明：“我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个爱国者”，血管里流的是中国人的血，不论什么时候总是要“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看事情、发议论。”强烈的国家观念，坚定地“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看事情、发议论”，任何时候决不允许损害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这种意识在他和国内外一切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筑起了一道屏障，一涉及具体问题，他都会抛弃无政府主义的空谈和狂热，“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第二，他具有坚实的人民立场。这是他从幼年的生活中便牢牢地培养起来的，他热爱人民，对人民的苦难怀着深刻的同情，立志要为被压迫人民的解放做一些切实的事情。这又使他同国内外一切热衷空谈的人们，包括那些口头上激烈而行动上总是无所作为的无政府主义者之间有了距离。第三，他对中国革命，对改变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现实有着执著的追求，他坚信“旧社会要完蛋，新社会要到来；光明要把黑暗驱逐干净”，这决不是空话。他通过自己大量的作品，积极参与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并引导无数青年走上革命道路，成为鲁迅所称赏的“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而所有这一切，都使他与无政府主义思想从根本上区别开来。
还应当看到，巴金开始接触无政府主义的时候还是个半大孩子，如他所说，他的“脑筋并不复杂”，不能把他当做哲学家或说教者来看待；即使到了后来，巴金也不是哲学家，不是说教者。他是一位作家，他是什么样的人应该根据他的作品和他所创造的艺术形象进行评判，不要把问题抽象化和复杂化。巴金晚年在给一位评论者的信中也谈到这一点。他说：“我前期的作品中无政府主义的影响较深，但这‘无政府主义’与今天的‘无政府思想’不同，很难讲得清楚，我看用不着在这上面纠缠。”所谓“用不着在这上面纠缠”自然不是要掩盖或回避问题，而是不要在字面上兜圈子，把本来并不复杂的问题复杂化。这是我们应该记住的。
但无政府主义在巴金的生活和创作中的影响毕竟是存在的，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这成为他的生活和创作中种种矛盾和痛苦的重要根源。的确，他的“作品中的那些忧郁、悲哀的调子，就是从这种心境产生的”。以后我们将随着巴金的活动和创作的展开，随时谈到这方面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