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打小就对评书、戏剧艺术情有独钟，常常在放学后到小茶馆去听评讲《小五义》或《施公案》。听得如痴如醉的他，有一阵子总想着当“黄天霸”。“黄天霸”是评书《五女七贞》（又名《施公案》）中塑造的绿林人物，成为了少年老舍心中的偶像。老舍说，每逢四顾无人，便掏出瓦块或碎砖，回头轻喊：
看镖！有一天，把醋瓶也这样出了手，几乎挨了顿打（《习惯》）。
除了听评书，老舍还喜欢看京戏。在老舍看来，看京戏是一种理所当然的事，因为“不懂京戏就不算满人”。家庭的贫困没有阻挡住老舍对艺术的热爱，因为他是满族人。
有人曾问老舍之子舒乙：你能不能用几句话把老舍先生的特质说出来，区别于其他的大作家，比如说，区别于鲁迅，区别于郭沫若，区别于茅盾或者巴金等等。舒乙想了好久，想出了五句话：第一句是“他是北京人”；第二句是“他是满族人”；第三句话是“他是穷人”；第四句话是“他有近十年生活在国外的经历”；第五句是“老舍诞生于上世纪末，死于20世纪中期”。“他是满族人”，这是老舍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理解老舍的一个重要前提。
满族是一个艺术化了的民族，尤其是在民族处在上升期的状态时，非常善于学习，他们广泛吸收了汉文化，成为一个文武双全的优秀民族。加之当了统治民族，国泰民安，整个民族有条件从事各种文化活动，逐渐成长为一个文化很高的民族。老舍后来在小说《四世同堂》中，对满族人的艺术化生活做过十分形象的描绘：
在满清的末几十年，旗人的生活好像除了吃汉人所供给的米，与花汉人供献的银子而外，整天整年的都消磨在生活艺术中。上自王侯，下至旗兵，他们都会唱二簧，单弦，大鼓，与时调。他们会养鱼，养鸟，养狗，种花，和斗蟋蟀。他们之中，甚至也有的写一笔顶好的字，或画点山水，或作些诗词——至不济还会诌几套相当幽默的悦耳的鼓儿词。他们的消遣变成了生活的艺术。他们没有力气保卫疆土和稳定政权，可是他们会使鸡鸟鱼虫都与文化发生了最密切的关系。他们听到了革命的枪声便全把头藏在被窝里，可是他们的生活艺术是值得写出多少部有价值与趣味的书来的。就是从我们现在还能在北平看到的一些小玩艺儿中，像鸽铃，风筝，鼻烟壶儿，蟋蟀罐子，鸟儿笼子，兔儿爷，我们若是细心的去看，就还能看出一点点旗人怎样在最细小的地方花费了最多的心血。
“在最细小的地方花费了最多的心血”可以说是旗人艺术化生活的集中概括。
再如《正红旗下》中大姐的公爹，四品顶戴的佐领，却不大爱谈怎么带兵与打仗。问他是否会骑马射箭，他的回答是咳嗽了一阵，而后马上又说起养鸟的技术来。
这可也的确值得说，甚至值得写一本书！看，不要说红、蓝颏儿们怎么养，怎么蹓，怎么“押”，在换羽毛的季节怎么加意饲养，就是那四个鸟笼子的制造方法，也够讲半天的。不要说鸟笼子，就连笼里的小磁食罐，小磁水池，以及清除鸟粪的小竹铲，都是那么考究，谁也不敢说它们不是艺术作品！是的，他似乎已经忘了自己是个武官，而把毕生的精力都花费在如何使小罐小铲、咳嗽与发笑都含有高度的艺术性，从而随时沉醉在小刺激与小趣味里。
而大姐夫虽是骁骑校，却不会骑马，他不养靛颏儿，而是英雄气概地玩鹞子和胡伯喇，威风凛凛地去捕几只麻雀。
这一程子，他玩腻了鹞子与胡伯喇，改为养鸽子。他的每只鸽子都值那么一二两银子：“满天飞元宝”是他爱说的一句豪迈的话。他收藏的几件鸽铃都是名家制作，由古玩摊子上搜集来的。
就连过年时吃个杂拌，大姐夫也颇多讲究。他要各色的洋纸糊成小高脚碟，以备把杂拌儿中的糖豆子、大扁杏仁等等轻巧地放在碟上，好像是为给他自己上供。“一边摆弄，一边吃；往往小纸碟还没都糊好，杂拌儿已经不见了；尽管是这样，他也得到一种快感。”杂拌儿吃完了，他就设计糊灯笼，好在灯节悬挂起来。糊完春灯，他又动手糊风筝。
这些小事情，他都极用心地去做；一两天或好几天，他逢人必说他手下的工作，不管人家爱听不爱听。在不断的商讨中，往往得到启发，他就从新设计，以期出奇制胜，有所创造。
如此不务正业，偏偏又如此费尽心思，真是令人慨叹。难怪老舍无限感慨地说：“生活的意义，在他们父子看来，就是每天要玩耍，玩得细致，考究，入迷。”
戏曲和曲艺更是满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有的王爷会唱须生，有的贝勒会唱《金钱豹》，有的满族官员由票友而变为京剧名演员……他们不但爱去听，而且喜欢自己粉墨登场。他们还创作了大量的岔曲、快书、鼓词等。有的还组成自己的票社，以便亲友家庆祝孩子满月，或老太太的生日，去车马自备、清茶恭候地唱那么一天或一夜，耗财买脸，傲里夺尊，誉满九城。《正红旗下》的亲家爹虽没有足够的财力去组成自己的票社，但不妨碍他加入别人的票社，随时去消遣消遣。
他会唱几段联珠快书。他的演技并不很高，可是人缘很好，每逢献技都博得亲友们热烈喝彩。美中不足，他走票的时候，若遇上他的夫人也盛装在场，他就不由地想起阎王奶奶来，而忘了词儿。这样丢了脸之后，他回到家来可也不闹气，因为夫妻们大吵大闹会喊哑了他的嗓子。倒是大姐的婆婆先发制人，把日子不好过，债务越来越多，统统归罪于他爱玩票，不务正业，闹得没结没完。他一声也不出，只等到她喘气的时候，他才用口学着三弦的声音，给她弹个过门儿：“登根儿哩登登”。艺术的熏陶使他在痛苦中还能够找出自慰的办法，所以他快活——不过据他的夫人说，这是没皮没脸，没羞没臊！
长篇小说《正红旗下》，这部未完成的自传体小说，既是老舍的家族史，也是清末旗人的风俗风情史，它凝结着老舍毕生对满族历史与文化的思考与批判。小说中的满族人办洗三，闹新年，庆满月，过端午，养鸽子，听评书，要账，送礼，票戏，巡城，忙忙碌碌，不亦乐乎。老舍痛心地批判道：“二百多年积下的历史尘垢，使一般的旗人既忘了自谴，也忘了自励。我们创造了一种独具风格的生活方式：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生命就这么沉浮在有讲究的一汪死水里。”（《正红旗下》）作为其中的一员，老舍对本民族的历史与文化的检讨可谓痛彻心扉。老舍的很多作品中，都不经意地融入了对自己民族文化的批判与思考，无论是《离婚》、《牛天赐传》、《骆驼祥子》，还是《四世同堂》、《面子问题》、《茶馆》，当老舍饱蘸着深情认真地审视着自己的民族时，显得格外清醒。
降生在如此艺术化的民族，耳濡目染，日积月累，老舍所受的重要影响可以说是深入骨髓。以老舍对戏剧的热爱为例，后来作了劝学员空闲时间多了，老舍更是常去泡“戏园子”，听名角儿，学京戏流派唱腔。“赶到酒酣耳热的时节，也能喊两嗓子；好歹不管，喊喊总是痛快的。”（《小型的复活》）当了国文老师以后，在教学的过程中有时兴起，老舍也要“喊两嗓子”。老舍当年的学生、后来成为著名戏曲作家的翁偶虹曾回忆道：
记得我高小毕业后，考上了郎家胡同京师第一中学，国文教员就是老舍先生。老舍先生教国文，不是硬梆梆地囿于一篇古文而字斟句酌，他的讲课内容极广，凡是与他讲解的文章有联系的东西，无不涉及。有一次，他讲骆宾王的《为徐敬业讨武檄》，从武韦之乱讲到开元、天宝，唐明皇与杨贵妃；从《长生殿》传奇讲到“絮阁”、“小宴”、“闻铃”、“弹词”。他逸兴遄飞地唱了一支［二转货郎儿］的曲子：“想当初庆皇唐太平天下，访丽色把娥眉选刷……”一边唱，一边用手拍着板。学生们听呆了……老舍先生一本正经地拍着“四眼板”，“颠、滑、哦、擞”地唱起《弹词》来……后来，老舍还爱屋及乌地开始收集京剧表演艺术家画的扇面，不知花了多少年的功夫，老舍集了数百把扇画，其中有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等的，美中不足的是缺了京剧四大表演艺术家之一荀慧生的作品。
1958年8月全国曲艺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期间老舍遇到荀慧生，就恳请荀慧生画一幅画。不久，荀慧生就画了一幅山水扇面送给老舍。老舍十分高兴，马上赋诗一首答谢，诗云：“荀生胸有好山川，笔下风流胜自然。赠我云林一段景，长松巨瀑接青天。”诗后还附有题记曰：“四大演员于剧艺多所创造，复精绘事，真艺术界之多面手。予藏有梅、程、尚三公作品，今得荀公笔墨，交映生辉，可傲人矣。”
老舍与京剧还有一段趣事。京剧中有一出传统剧目叫《游龙戏凤》，又名《梅龙镇》，讲的是明正德皇帝出宫游玩，偶遇村姑凤姐貌美如花，顿生爱恋，便上前有意调戏，故事由此展开。20世纪40年代，画戏大家关良据此画了幅戏画《凤姐图》。画好后请老舍题诗，老舍便写了首打油长诗，极尽幽默风趣之能事：
自古有恋爱，唯难尽自由。最好作皇帝，四海齐叩头。秀色细选刷，宫中百美收。一旦厌金紫，微服闲出游。旅舍逢娇小，轻灵似野鸥。飘飘龙心悦，金口涎欲流。百般肆调戏，龙步舞不休。可怜弱女儿，含怒倍娇羞。宛转拜尘埃，富贵乃所求。呜呼！皇帝恋爱得自由。
好画好诗，相得益彰，赏心悦目。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对于满族人来说，艺术化的生活并非达官显贵的特权，而是一种普遍的文化与生活方式。老舍的家里生活再怎样艰难，“洗三”以及“办满月”也要花大力气应酬一番，不能让人挑眼。老舍虽然批判其为“穷讲究”，但是，他却把这种讲究变为一种生活的情趣、高雅的艺术。抗战时期，老舍曾蜗居在斗室里，战争打乱了所有的生活秩序，但是他仍然艺术化地生活着。他总是在案头摆一只旧空瓶，无花可插时，便摘一枝竹叶，正如吴组湘在诗中描写到的“竹叶当花插陶瓶”。他还曾写过一个小条幅，曰：“笔在手，烟在口，纸柔墨润，案头若能再有香花一二朵，是创作妙境。若仍无好文章，似须请医生诊视了！在抗战期间，这可谈不到。”在给夫人的家信中也留下了这样的文字：“春来了，我的阴暗的卧室已有阳光，桌上边有一枝桃花插在曲酒瓶中”，充满了诗情画意。联想到老舍母亲对花草的喜爱，在全家人吃不饱饭的时候，依然精心照顾亡夫留下的石榴树和夹竹桃，不让它们短了水，而夏天一到，枝头开出好多的花，那便是她最快活的时刻。由此，不能不感叹文化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正如有学者所说：“独特的民族文化情结铸就了不朽的灵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