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对新文学的爱好，那种不可抑制的创作欲望鼓动着他，使他跃跃欲试。几个要好的同学聚在一起，纵谈读新文学作品的感受，在一起争论着、探索着。而他们更想有自己的刊物，来发表他们自己的作品。就在1926年，家宝才16岁，不过是高中一年级学生，和几个同学终于办起了一个文学副刊。
一个叫王希仁的同学，和当时《庸报》的编辑姜公伟很熟悉。当时，天津文坛不甚活跃，姜公伟也很想把文学副刊搞起来，一听说南开中学有六七位同学这样爱好文学，便答应为他们开辟一个园地。这消息传来，使家宝兴奋异常。他们在一起商讨副刊的出版编辑计划。
但是，该给它起个什么名字呢？于是便有人提议，把字典找来，随手翻出的两个字就作为刊物的名称。翻出的第一个字是“玄”，第二个字是“背”，于是便起名曰《玄背》。曹禺回忆说：“《玄背》，是临时随便翻字典起的名。先查到一个‘玄’字，就要它了，‘玄而又玄’。又翻到一个‘背’字，这就叫‘背道而驰’，‘反其道而行’。可见，那时的思想情绪是很苦闷的。”在他们的紧张筹备下，第一期稿子很快准备出来，于1926年9月正式出版，每周一期。当他们看到自己亲自编辑写作的副刊变成铅字出版发行后，真是个个欢欣鼓舞，家宝也感到一种试练的由衷喜悦。
说起《玄背》的创刊，其原因自然是出于对新文学的共同爱好。
但还有一条更重要的原因，就是这几个少年伙伴，对郁达夫都十分崇拜。《沉沦》的出版曾引起文坛的强烈反响。这部小说集以它的大胆的取材和描写，颇激动了当时许多青年人的心。郭沫若就说过：“他的清新的笔调，在中国的枯槁的社会里面好像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刻吹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家宝也迷上了这部小说。达夫小说中那种悲愤难抒的伤感调子，那种抒发自我感情的大胆赤裸的直率态度，颇能引起家宝的共鸣。曹禺说：“说来也奇怪，我还曾迷过郁达夫，受到他的影响，我特别喜欢他的《春风沉醉的晚上》。我曾写过一篇小说，叫《今宵酒醒何处》，就是受了郁达夫的影响才写出来的。我记得这篇小说是受一个漂亮的女护士的触动而作。大约是一次坐船时，见到了这个姑娘，长得很漂亮，又加上郁达夫小说的影响，就写了这篇东西。”《今宵酒醒何处》，刊登在1926年9月出版的《玄背》第6期上，到第10期载完，署名曹禺。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万家宝用这个笔名发表作品。为什么叫曹禺呢？繁体字的万，写成“萬”，拆开便是“艹”和“禺”，由“艹”（草头）谐音成曹。曹禺的笔名就是这样来的。
这篇小说的故事是这样的：男主人公夏震同梅璇小姐相爱了，正当他们爱情甚笃的时候，却出现了波折。梅璇的叔父从中作梗，不同意她和夏震相爱。梅璇的叔父之所以持反对态度，是因为一个名叫野
村三郎的日本贵族青年看上了梅璇，便要把梅璇从夏震那里夺过来。
他仗着他的父亲是日本显赫的贵族的权势，对梅璇的叔父施加压力。
梅璇的叔父是个势利小人，为了巴结野村三郎，慑于权势，便听信了野村的挑拨，也不顾野村三郎是个有妇之夫，便执意要梅璇嫁给野村，逼着梅璇同夏震断绝来往。在这种高压之下，梅璇被迫同夏震分手。但梅璇并非真的和野村要好，实际上是先应付一下，作为权宜之计。可是，夏震却以为梅璇变心了，背弃了他们的爱情盟誓，从而陷入无限的痛苦之中。为了消愁排闷，便到妓院里去厮混，饮酒纵乐，颓废伤感之情无以复加。这种内心的苦闷和悲伤在写给他的好友文伟的信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在信中说：“我的心身日益萧索，长日昏噩地饮酒凄闷，到荡妇窝里胡闹也是凄闷，终是觉得空虚落寞，不知怎样是好。”他还要写下一首诗，诅咒“人类本是残酷无知蠢物”，他要“今朝有酒今朝醉”。小说的结尾，是在文伟的暗中帮助和安排下，当夏震乘船回到B地时，梅璇又突然出现在船上。他们终于解除了误会，倾诉着分离之苦情。照说，在这次喜重逢中，应该使夏震感到高兴，但是，这并不能使他的心灵创伤得以愈合，相反，却更加心境漠然，于是便脱口说出柳永的词句：“多情自古伤别离，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说着眼泪黯然坠落下来，仍然充满了凄楚伤感的调子。
这篇小说给人以似曾相识之感。只要读过郁达夫的小说，读过创造社一些作家的小说，就会更加增强这种印象。这篇小说虽不能判定是曹禺的处女作，但的确体现了他最初的美学追求。他喜欢那种感伤
浪漫主义的情调，他对此有一种热烈的向往。一个作家早期的美学追求和倾向，并不一定在他后来的创作中原封不动地保持下来，但却可能成为他未来创作美学倾向的基因。
据曹禺自己说，他写《今宵酒醒何处》，是借柳永的词来抒发他的感情。这篇小说的技巧并不高明，有着明显的模仿印痕。但是，这篇小说对抒情性的追求，对感伤诗意的执著追求，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对郁达夫作品的倾慕，也并非他故作多情，当时，他只有16岁，但他自幼因失去生母而产生的忧郁和苦闷，以及家庭环境造成他内心的孤独和寂寞，这种情形都可能使他更接近郁达夫，接近郁达夫那种感伤浪漫的调子。这点，对我们理解他后来的作品是会有所裨益的。
《玄背》的同人都崇拜郁达夫。《玄背》创刊不久，他们便把《玄背》寄给郁达夫，并写信给他，希望得到他的支持和指导。当时，正在广州的郁达夫，接到《玄背》同人的信，很快便复信了。
曹禺回忆说，当他们收到这封回信时，心情是十分兴奋的，受到了很大的鼓舞。他以为郁达夫的来信，对他这样一个热爱文学的青年来说是太重要了，在他心目中，郁达夫是大作家，能给他们来信，是很不简单的一件事。这对他的创作道路无疑是起了重要影响的。他们是那么兴奋，决定把郁达夫的信发表在《玄背》上。
郁达夫的信是这样写的：
玄背社诸君：
记得今年的四五月里，你们忽而寄来了几张刊物，题名《玄背》。我当时读了，就感到一阵清新的感觉。举例来说，就譬如当首夏困人的午后，想睡又睡不得，想不睡又支持不住的时候，忽而吃一个未熟的青梅样子。这时候我的身体不好，虽则说是在广州广东大学教书，然而实际上一礼拜只上三点钟课，其余的工夫，都消磨在床上横躺着养病。因此，从前接手做的事情，都交出去托别人办了。第一，那个《创造》月刊，在那时交给了仿吾。一两个月之后，接到北京的信，说我的宠儿病了。匆匆赶到北京，他的小生命，早已成了泥土。暑假三个月，优处北京，只和我的女人，在悲哀里度日，旁的事情，一点也没干。
这一回到广州，是在阳历的10月底，未到之前，先有一大堆书件报纸，在广大宿舍里候我了。打开来看，中间也有你们的《玄背》（系和《庸报》一道寄给我的），接着又见了你们的信。读了你们的信，才想起当时想和你们交换广告的事情来。这事情实在是我的疏忽。当时交原稿（《创造》第三期）给仿吾时，没有提出来说个明白，所以变成了欺骗你们的样子。现在《创造》月刊，又归我编了。在第六期的后面，当然可以把《玄背》介绍给大家。虽然介绍的方式，还不能预先告你们。但是在过去三四个月里，却使你们太失望了，这一点是我的疏忽，请你们恕我。现在上海北京，有许多《玄背》一样的刊物问世，它们的同人，都是新进很有勇气的作者。可是有一点，却是容易使人感到不快的，就是这一种刊物的通病，狂犬似的没有理由的乱骂。骂人，本来是不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在现在的中国。
我的朋友成仿吾也喜欢骂人，可是他骂的时候，态度却很光明磊落，而对于所骂的事实，言语也有分寸。第一，他骂的时候，动机是在望被骂者的改善，并非是在尖酸刻薄的挖苦，或故意在破坏被骂者的名誉。第二，他骂的，都是关于艺术和思想的根本大问题，决不是在报睚眦之仇，或寻一时之快。
你们的小刊物上，也有几处骂人的地方，我觉得态度都和仿吾的骂人一样，是光明磊落，不失分寸的。这一点就是在头上说过，《玄背》使我感到清新的一个最大原因。以后我还希望你们能够持续这一种正大的态度，对恶势力，应该加以十足的攻击，而对于不甚十分重要的个人私事，或与己辈虽有歧异而志趣相同的同志，断不可痛诋恶骂，致染中国“文人相轻”的恶习。现在交通不便，政局混沌，这一封信，不知道要什么时候能够寄到天津，并且收信到日，更不知你们的《玄背》，是否在依旧出版。
总之，我希望你们同志诸君，也能够不屈不挠地奋斗，能够继续作进一步打倒恶势力、阻止开倒车的功夫。
达夫寄自广州
1926年11月15日夜
曹禺和少年伙伴一起创办《玄背》，也并非把文学视为儿戏，他们自称是“不受天命”的青年，他们感到周遭一切恶势力的压迫，对恶势力进行勇敢的抗争。这点，从曹禺稍后些写的《杂感》中可以看出来，也可以从他的未来的剧作中看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