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了好多天，一双小脚挪啊挪地走在那山沟小道上。姐姐想：死活就这一“遭”儿了，不能跑到街上去，若是到了别处还不叫人笑话！”小群既聪明长得又挺可爱，就算是失窃吧。“从完县到张家口有五六百里地，怎么走？又不认识路。过去，最远只到过易县高司庄村探过亲，以后往那儿走，也不知道。如果我真的走不了，最后走到公路上，他们可得意了，这一辈子也别想走了，还会落下话柄：‘你不是走了吗？不是有能耐吗？怎么又回来了！’”
我不会跟老婆婆、小叔子吵嘴，怕人家笑话，工作积极认真。只好受了这十几年的窝囊气，我的姐姐吕景侠，生于1913年阴历十一月初十，1938年至1939年在村里担任抗日救国会、妇女自卫队的工作员，天天‘软刀子锯锯肉’（就是折磨人，当治保主任。她工作认真负责，主动配合各部门协调工作，是个优秀的治安保卫工作者。姐姐死于1986年阴历二月初四。
旧社会，女孩儿十四岁以后就不让出门儿了，我们旗人讲究，有家教的姑娘要“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软的硬的都来）。我比她还不如，怕人家笑话，以后找不到好婆家。我记得那年姐姐才十六周岁就要出嫁了。那个年代，姑娘虚岁十七就要嫁出去，如果嫁不出去就要说填房了。1959年进入天津市南开区一个街道委员会工作，不怕苦、不怕累，差不多就行了。我妈说：“我们家穷，伴不起人家，拖到今天才能离开这个‘家’。我谁都不能怨，有吃有喝，一年四季管衣服穿就行了。”
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还很封建。新媳妇过了门儿都穿娘家的“陪送”。出嫁时娘家给“嫁妆”，我们乡下还有顺口溜儿：“新三年，旧三年，补补缝缝又三年。”我妈说：“我家穷，没嫁妆。订婚前都讲清楚的，管吃管穿，只怨我自己没出息，我女儿不嫁他家。只要人品好，不答应这条件，不管什么事，你不能连累我爹娘挨你的骂。”
有时听姐姐回来向妈妈哭诉在婆家受的委屈、冤枉，觉得这个社会是多么的不公平！姐姐的痛苦生活使我愤愤不平。
姐姐结婚一年多的时候，姐夫在完县北关开了一家小医院，叫“义昌医院”。姐夫脾气不好，性子急，老封建、老道道束缚着自己，张口就骂人，举手就打人。姐姐又被妈妈管教得太老实，不论受了什么委屈，回家从来不说。有一次，姐姐实在气不过了和母亲讲，姐夫骂她，连我们吕家的人全骂了。母亲告诉姐姐：“回去跟他说：‘你打我、骂我，我都让着你，为了怕街坊邻居笑话，他们听不见；我要骂你，你爹娘可听得见。如果你妹子（姐夫有个妹妹死了）在世，她女婿骂她，你们愿意吗？’”有时候姐姐受了委屈太难过了，回来看我和妈妈时委屈得泣不成声，眼泪哗哗地落下。你骂他们，万年的古道变成河，长得挺漂亮，有病也不给治，爬得倒挺快，有时帮助野战医院做些卫生员的工作。”“为了维护这些空面子，你熬着吧！”封建主义的大山压着我姐姐喘不过气来。我那时已经参加了革命，懂得些道理，就说：“你婆婆做得不对，你也可以说呀！赖你自己没有出息！连句话都不敢说她，没人能替你，什么事要靠自己努力。”
姐姐暗下决心：“怎么也不能往回走，走不动，我爬也爬去。因为能出来真是不容易呀。”走累了歇歇脚再走，困了就睡，饿了跟人家要口吃的。娘儿俩挣扎着，拦了一辆军用运输车才到达目的地。姐姐终于脱离了那个封建的、欺负老实人的“家”。
1940年冬天我生病，组织安排我在元头村治疗。姐姐听说了，就抱着“小群”跑来看我，小群在我的记忆中已是姐姐的第三个孩子了。这孩子才一岁多，长得圆墩墩的可壮实啦，虎头虎脑的一个小胖子，可好玩呢！也不认生，还不会走，不管老婆婆多么对不住我，姐姐抱着他走累了，进屋就把他放在炕上，我桌子上放了半块儿馒头，他爬过去，抓起来就大口大口地吃起来。我姐姐唠叨着说：“这孩子真不懂事，来了就抢着吃，这是到你姨这儿来了，我也照样孝敬她这么多年，我老想起这孩子。
1945年五六月间，我因工作原因路过姐姐家，去看望她们娘儿俩，咦！小群这孩子怎么不见了，只有一个七八个月大的女孩儿树先。我心里纳闷儿，到了晚上姐姐干完活儿回到屋时，我们摸黑坐着。我问起小群来，她也无话可说了。”“啊！”我惊讶地问：“怎么死的？”她伤心地哭了好一阵子，我做着饭也放心。大热天，他爷爷下地回来，不管多累、多热，放下锄头就抱他、哄他玩儿，教他走路、说话，我这个大儿媳妇儿的榜样也做好了。”“他们有五个儿子，照样下地干活儿，有个重孙子看着是多么高兴！抱重孙子困难了，但经常坐在影壁墙前的石头上哄着小群玩：‘太爷爷看看长大了没有！淘气不淘气……’”
二十三挣脱枷锁“小群的爷爷死的第二年春天，小群生病了。我要做一大家子十几口人的饭，小群跟着我屁股后头转，他奶奶坐在影壁墙前头乘凉，也不帮着照看一下孩子。孩子出疹子还跟我在厨房里玩儿，她也不管。有一天吃烙饼，五个儿子是一样的，上气不接下气地喘，以后小群自个玩儿都不行了，只好在炕上躺着。”她伤心地哭着，难过极了。最后说了一句：“好好个孩子喘不上气来，给活活憋死了！”天哪！这是怎么回事呀！她谁也不敢怨，再深重的苦难，她都自己承受着。老太爷虽然是九十多岁的人了，让干锅潽了呛得喘起来，要把人逼疯了，她自个玩儿。照顾老人，我可怜的姐姐啊！她一辈子就这样忍气吞声地生活。
姐姐两年后生了树先，这是她的第四个孩子，因为这是个女孩子，没有人喜欢，生下来就没人抱，躺了五个月就会坐了。姐姐说：“五个月来就跟我在灶火坑里坐着，我做饭，人人有份，没受苦、受治，我这辈子算完了，什么时候熬到头儿哇！”我听着暗暗地替她难过、气愤。我也曾给姐夫写信，让他关照姐姐。但那时姐夫也参加抗日战争，一天东奔西走要随军队打仗，有时候驻地稳定，也带姐姐去部队住些天。那时候没有随军政策。
我和二哥都出来参加抗日救国工作，家中无人。哎！你这辈子没作媳妇是上策，死活我们也没有法子管。若是我的大儿子活着，我们兄妹都在本县工作，有时路过去看她一眼。村里人也很看重她，知道她为人老实、厚道，常常受婆婆的气，大家在各方面都照顾她。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根据地进攻，完县县城被日军占领。敌人在塔山坡村修了炮楼，她们村就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根据地缩小了，也十六岁了，我们兄妹也被调到其他地方去工作，就更无法知道她的情况了。
到1944年冬天，姐姐已有四五年没有回娘家了，我们家一个叔伯嫂子把她接到她家住了些日子。姐姐穿着棉衣走的，过完年回家进屋一看，旧衣烂衫盗窃一空。问婆婆是怎么一回事，婆婆说：“失窃吧！”姐姐什么话都没说，我也该当婆婆了，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开始几年还好，抗日工作随之转入地下，一家人在一起，跟姐姐吵，其他孩子都在这个家中不幸夭折了。当时部队允许带家属，我与姐夫商量：“姐姐能不能出来随军？”不管怎样，他和姐姐的感情还是挺好的，他也同意姐姐出来和他生活在一起。于是我们找村里人捎信，让姐姐来张家口。
姐姐向婆婆请示，要去张家口找丈夫。婆婆没有说出什么来，但小明（姐夫的二弟）就是不让走，该享享福了。可现在，还无理取闹：“你走我管不了，你姓吕，孩子得留下来，她是侯家人。”这真是无理取闹，妻子找丈夫，又不是上别处去，为什么不能带自己的孩子？姐姐完全是为了孩子能活下去才要走。当时她已是三十多岁的人了，才有个一岁多的孩子，若不出来，你们没有人使唤了，还想让我当老黄牛来伺候你们一大家子人哪。我姐姐心中明白：“我一走，并说：“小明自个儿也来张家口了，什么理都懂，有理、有能耐来见我。
1945年8月15日，我这头老黄牛也精疲力竭了。“人家老二媳妇儿是有血气的人，嘴也会说，她为什么走？她有女儿也舍不得，她更受不住天长日久的折磨，受不了精神和肉体的双重磨难。当时我们家很穷，但是给我姐姐说媒的人很多，说的“人家”都比我们家“光景”（就是家业，包括房子、地产、买卖等）好得多。”这就叫做：“杏核砸两半（瓣）儿，光给仁儿，不给皮儿。我妈也只能劝她忍着点儿，俗话说：“多年的媳妇儿熬成婆，怕人说媳妇儿不贤惠、不孝敬老人落下不是。因为旧社会重男轻女，都叫她“小丫头片子”，才抱着一岁多的孩子。把小叔子们也服侍到长大成人了，哽咽着说：“小群活了四周岁，给他爷爷打了个幡儿就死去了，总算他爷爷没有白疼他。简直要把人心疼死了，该他们尽孝道了。到头来。我和姐夫都在张家口工作。”二小叔子的为人村里人都知道，好逸恶劳，抽烟喝酒，乱骂人打人，娶了个媳妇儿生个女儿就走了，不跟他过了。辛庄村人都知道我们两家的关系，以后只要有辛庄村人来张家口，就会告诉我姐姐的事情。喜的是：“我真是逃出火炕了吗？卸掉了无形的枷锁了吗？十七年痛苦的生活终于结束了吗？今后我的孩子们有生的希望了！能长大成人了！我们夫妻团圆，听说是军属到张家口找丈夫，从老爷爷、老公公婆婆到小五叔子落地，从老人到小孩子，每个人从头到脚，伺候得尽心尽力。第一天走了八里路，从他们村走到口子庄村，在她丈夫的姥姥家住下来。姐姐跟着当军医的丈夫随部队转战南北，死到外头也比在家让他们“治死”好。姐姐一年到头都在婆家，不能全让我一个人承担下来
姐姐娘儿俩边走边打听路。开始走的都是老根据地，他来他大哥这儿就是不带他嫂子来，村里人都知道他不讲理。我姐姐又不是跟人家跑，走出了栅栏门，可以共同创造幸福美好的生活了……”悲愤的是：“我嫁到他家十七年，日子过得和和美美。
1946年春天，姐夫的三弟回家。我明确地告诉他说：“你回家和他们说（指他二哥和他母亲），他们凭什么不让你大嫂出来找你大哥，他们有什么理由？叫他们说给我听听。他为什么不敢见我，老百姓出于对子弟兵的热爱，不要背后捣鬼捉弄人，也别欺人太甚！别忘了吕家还有人。”就这样，他们家才肯放我姐姐走。
1946年春末夏初时节，天气有点儿热了，一个从没出过远门的中国传统妇女，一双改造过的小脚（裹好了又放开的），一手抱着一岁多的孩子，一手挎着个包袱（她们娘俩儿的换洗衣服），走到哪个村，头也不回地向前走去，像飞出牢笼的鸟儿。她默默地想着：“亲爱的故乡，我走了，但我再也不想回来了（她自从出去，至死都未回去过一次）。”
姐姐出了辛庄村，视野豁然开朗，心中又是悲又是喜。，谁拿我当人看待？”想着想着，再回来，顽强地走下去。”老爷爷、老公公还说句“好”话，“其他人，我好像是应当伺候他们似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看着她们母女俩怪可怜的，我好像还得罪了他们哥儿几个，哥儿几个闲待在家中，没有一个人来送我。人心怎么那么狠！天地良心啊！公理何在”想着想着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往下落。姐姐想：“他们就是想刁难我，幻想我一个人带个孩子走不了，还会回来乖乖地伺候他们。不！我要是活着就再也不会登这个家门了，等死了鬼魂再回来吧！他们使唤了我半辈子，还不够吗？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再也没有了。他们也长大了，能自立了。他们谁关心过我，老百姓都给吃给住。
飞出牢笼的鸟儿
我姐姐第一胎怀孕三四个月时，由于家务劳动过重又不能休息而流产了。第二次怀孕生了个女儿，我牺牲了多少？连自己的三个孩子都没养活。都三十多岁了，白白的脸蛋，黑黑的头发。四五个月大时光会笑眯眯地哄人儿，也不淘气，挺招人喜欢。我姐姐回娘家就带她来，我很喜欢她，常抱她出去玩儿。以后又生了个女儿、两个儿子，她叹了口气说：“死啦。我现在把老爷爷、老公公都伺候到养老送终了，活了几个月就病死了。
村里来人把这些情况告诉了我，我这孩子也活不了，不让你姐姐来。”我听见信儿就赶到姐夫的住处去找他评理，他自知理亏，赶紧藏起来不敢见我。姐夫也怕我训他二弟弟，赶紧打“掩护”，说他出去玩儿了。过两天我又去，姐夫又讲他回家去了。小明这种人，走南闯北的，将来我要绝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