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佩”，实在不敢当。说“不谋而合”，倒是很贴切。1953年，我和宋健在北京俄语学院留苏预备部，同班同学，朝夕相处；到了莫斯科，他学工，我学文，虽不在一个学校，但交往很多，1954年11月还合作写了长篇通讯，在《中国青年报》上连载。我们从小都在解放区长大（他在山东、我在淮南），受着革命的熏陶，性格也颇相似：热情、坦诚、刻苦、执著、创新！……加之“我们留苏是第九代”的情结，自然而然地想到了一起，虽未“谋”而又“合”，可谓“心有灵犀”、“志同道合”也！从留学生的角度追寻“两弹一星”史诗的渊源，这就是增补本所追求的创新之处。
孩子需要大人的呵护，大人也需要别人的帮助。交朋友是人类的天性。友谊不能掺假，否则就是亵渎。我生来喜欢交往，加之与记者和作家的接触面比较广，交的朋友也就特别多。这里，我又要讲到老同学宋健，因为他几乎“决定”了我下半辈子的命运。“文革”以前，我知道他在七机部，但并不了解他干什么。突然，有一天，在长安街上看到“打倒宋健”的大标语，我才恍然：啊，他是“专家”，是“权威”！从此，我一直关心着他的命运，却无法也不敢和他取得联系。直到“四人帮”被粉碎，我忽然收到他一封信，才知道他也一直关心着我这个中南海“黑秘书”的命运。他千方百计把我找到了！我也终于知道他的下落了！这样，我们来往频繁，越来越密切。意想不到的是，1989年10月，在看了电影《巍巍昆仑》之后，他把我请到他的办公室，激动而又恳切地“命令”我写“两弹一星”。在跋（一）里，我写了这件事，但只说“同窗好友”、“老同学”，没有说出他的名字，因为1989年他还是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是国家领导人；此外，我还只说他“命令”：“你非写不可！”后边还有一句话我也没有说，那就是：“非你写不可！”这句话，据我的理解，只是表达他对我的绝对的信任。显然，他预见到，这个“重大题材”是很难写的，没有“破釜沉舟”的决心和坚韧不拔的毅力是不行的。事实也果然如此。盛情难却，那天我口头上答应他干，心里却在打鼓，真正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两弹一星”，我是第一次从他那里听说啊！他看出了我很为难，于是，一次又一次给我送书、送材料、讲故事。1992年9月初，他和夫人王雨生登门拜访（我的好邻居宋德福和夫人金屏也参加了聚会）。一个月之后，他还是不放心，又给我写了一封信，现节录如下：
东生：
……
如果我不会受骗的话，深信你拟下决心写的那部关于两弹的“史诗”，会为后代留下巨迹。政治要求适时务，科学则是永恒的主题。成功者，都伟大，但时间尺度不同。望君深思。此言，是向我所尊敬的，有博大胸怀、历史知识、忠于民族、忠于社会主义的挚友所奉者。不要动摇，一切听从你的决断。应该超过《大决战》，至少与其齐名于史。为此，你必须去导弹、原子弹试验场走一趟。
送上由胡海棠、彭子强同志写的《炫目的世界》一书，望细读。如有不解之处，可直邀作者讲解。这本书写得相当不错。
请注意，书中所提到的中国革命家和科学家，有的尚健在。顾问，至少要有张爱萍、宋任穷、张震寰、刘有光（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政委）、张劲夫等。
我请教过朱光亚同志。他说，“今天还嫌早，数年后再与人民见面不晚”。君不见，《大决战》是四十二年后。五年后此片问世，不算晚。故请君徐徐图之，如果真心的话。
现送上《炫目的世界》一书，书中乱划了一些注释，供提神用。请细阅。
敬颂
大安
宋健1992年10月10日
双十节
“超过《大决战》”！这是何等的气魄！可是，对我来说，那简直是狂妄啊！这个任务太好了，太大了，太难了！也许，正因为如此，激发了我去攀登的激情。“天下事难不倒共产党员！”“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宋健如此，我也如此，这就是党把我们培养成的共同的性格吧！“两弹一星”创作，电影、小说、史诗剧、电视剧、报告文学，一干就是十几年，风风雨雨，酸甜苦辣，几乎把老命都拼掉了。我之所以能够顽强地生存下来、战斗下去，不能不感谢苍天赐予我的一种“精神原子弹”——这就是友谊！真正的友谊，没有交换、没有回报、没有利用、没有欺骗、没有谎言、没有……没有……啊，真正的友谊，这样纯洁、这样无私、这样高尚、这样真诚、这样珍贵、这样……这样……啊，只有这样的友谊，才是值得称颂的伟大的友谊！
写到这里，我的耳边不禁又一次响起《国际歌》“团结起来到明天”的声音。一百多年来，这歌声，如排山倒海，撞击着千千万万革命战士的心；这歌声，如熊熊烈火，在五洲四海燃烧；这歌声，如狂风暴雨，荡涤着一切污泥浊水！……想起那些无比壮烈的情景，眼泪又模糊了我的眼睛，我终于忍不住哭了！……哭什么？哭死者？不，死者已成过去，再哭，也不能让他们复活了。哭生者？是的，生者就在眼前，他们的英雄品德，他们的高尚精神，特别是在我“危难”的时刻，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给了我生存下去、战斗下去的勇气。每当想起他们，我就想哭，好像只有哭才能痛痛快快地、淋漓尽致地倾诉我内心的一切，才能强烈地彻底地表达我要说的一切！……
写到这里，我的眼前又浮现出一个个朋友的面孔，他们的音容笑貌，他们的紧紧握手，他们的谆谆教导，使我感动，使我鼓舞，使我热血沸腾！鼓励、帮助过我的朋友实在太多太多，我无法一一列出他们的名字，但我必须说一说两位上将——李继耐和周克玉。关键时刻，没有他们的鼓励和帮助，我恐怕支持不下去，甚至早已倒下了。
我认识李继耐同志是在1996年的冬天。张爱萍将军在我们“志愿者集体”的联名信上作了批示以后，我和陈孟君去国防科委拜访李继耐政委，第一次见面他就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亲切随和，朴实无华，思维敏捷，正直善良。1997年春节，他和时任国防科委主任曹刚川一起到中南海向宋健拜年时保证：“两弹一星”创作的事一定办成功！听到这个消息，我非常振奋。可是，后来呢，有人对张爱萍的批示没有准确地理解，误认为“两弹一星”只能拍纪录片（后来拍的《东方巨响》即由此而来），不能拍故事片。我们一听傻了眼，怎么办？在宋健的直接指挥下，创作班子十几个人集中在火箭城南苑“长征饭店”，就是为了拍故事片啊！现在，是继续干，还是不干？李继耐坚决表示：“你们干，我支持！”天呀，听了这句话，我的心都要跳出来了！他把我们送下楼，在汽车旁边，我说：“请你大力支持！”他紧紧握着我的手说：“不是大力支持，而是全力支持！”这真正是“千钧一发”啊！如果当年他不说“我支持”，我恐怕也不会再干了，也就不会有《天地颂》了。2000年春节前夕，我把电影剧本送给李继耐将军。一过春节，他就给我打电话说，“剧本看了，很感动”，要到我家里来看望。我说：“还是我去看你。”他说：“不行，过去都是你到我这里来，现在我一定要去看你！”几次电话，我再三推辞，还是推不掉。一天，他穿着上将军服（此时他已是总装备部政委），由秘书孔令才陪同，来到我家里表示慰问。像每次见面一样，他庄严地行了军礼，使我激动万分。后来，我不止一次到他的办公室求教，他都热情相待，有一次主动问我有什么困难，我只好实话实说——为了创作“两弹一星”，我倾其所有，囊中羞涩，有时穷得连买菜的钱都没有了。他立即要我写一份报告，给总装备部李副部长，最后总装给了两万元救急。这真是“雪中送炭”呀！今年五一节，我又请宋健、周克玉转给他一封信，重提拍“两弹一星”电影的事。没过几天，总政艺术局局长左青、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明振江等，代表总政及李继耐主任和八一厂向我表示慰问。看来，由于阴差阳错而中断了八年之久的电影，在李继耐同志的支持下，又要上马了。
我第一次见到周克玉同志，是在1986年11月12日。当时，他是总政副主任，直接指挥电影《巍巍昆仑》的拍摄。这天下午，他领着我们一行去中南海，在胡耀邦总书记办公室看刘邓进军中原的样片。1987年5月4日上午，周将军又领着我们在三座门中央军委办公地，听取杨尚昆对《巍巍昆仑》的指示。在“清一色”的军人中，我是唯一穿便服的“老百姓”，据说有一张合影，可惜至今我还没有见到。周克玉从总政调到总后当政委，又到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当副主任。他不仅是上将，而且还是一位诗人，故素有“儒将”之称。我们是同龄人，在新四军根据地长大，他在淮北，我在淮南。他为人随和，温文尔雅，没有官架子，所以我和他一见如故，从来没有以官衔相称，而叫他“老周”。他对“两弹一星”创作特别关心，多年来一直鼓励我、帮助我。2000年11月9日上午，十二个单位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天地颂》出版座谈会暨赠书仪式，周克玉因故不能出席，特写诗一首派人送来。现抄录如下——
热烈祝贺东生大作《天地颂》出版首发
两弹一星卫天戍地
中华至尊保护神
五岳四海栉风沐雨
人间最美爱国心
周克玉
二○○○年十一月
2002年春天，一听说我肝纤维化指标不正常，他非常着急，亲自打电话给302医院吕院长，又派马秘书用车送我去医院检查。2003年春，他在百忙之中仔细地看了电视剧本，马上给我写信，现摘抄如下：
东生：
《天地颂》第一部《呼天唤地》读完，写了点感受，表示敬重支持之情。
这是一篇宏伟巨著，从题材之重大、政治内涵之深远、思想内容之丰富、历史跨度之长（一百余年）、历史名人之众多、涉及世界范围之广、故事情节之复杂多变……类此力作，在中国影视历史上可能是少见的。
是一个勇敢的尝试，是一部开创先河之作。
爱国主义精神、科学兴国主题突出。从历史演变中使人明白，革命与科学之辩证关系。没有社会变革，科学无从立地、发展。
没有科学，救国无门，兴国无力，强国无方。
重点明确，意义深远。振兴中华，发展先进科学技术，培养、爱护人才，发挥科技人才的作用是一个长远的根本性的战略问题。培养人才放眼世界，向一切先进的国家和领域学习，特别重视“师敌之长技以制敌”。我们若没有钱学森、钱三强、朱光亚等一批老科学家和大批的新的科学人才，“两弹一星”何能设想，顶天立地从何谈起。
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国防实力和军队建设，人的因素不能忘记，但先进的军事装备作用绝对不能低估和忽视。一部战争史，也是军事装备发展史。先进的科学技术就是战斗力，谁走在前面，谁就能取得主动权、制胜权。过去如此，高科技条件下的现代战争，尤其如此。
……这是一部壮烈史诗，是无数革命先辈、科学大师心血智慧之光。这部电视剧还具有其他方面的优势，搬上屏幕之后，更能显示出精彩纷呈、扣人心弦的魅力。
……以上看法想法，均未深思，即兴随手写出，仅供参酌。
周克玉
二○○三年六月七日
很多人看了《呼天唤地》，本来也要写几句评语，一看到周克玉的信，便纷纷签名或留言，表示支持。他们是：逢先知（原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何静修（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成员）、贺敬之（原中宣部副部长）、刘祖禹（原中宣部研究室主任）、郝盛琪（原中顾委副秘书长）、徐瑞新（原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民政部副部长）、郭青（离休干部、陈康将军夫人）、王明哲（原中央档案馆馆长）、汪导洋（原中央机要局局长）、王榕（原人事部顾问）、范敬宜（原《人民日报》总编辑）、张彦（原《中国建设》副总编辑）、裴毓荪（原《中国少年报》副总编辑）、徐怀中（原总政文化部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胡可（剧作家、原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
看了《呼天唤地》，写出热情洋溢文字的还有：戴顺智（原江苏省副省长）、李鹰翔（原核工业部办公厅主任）、陆洪洲（中国兵器工业管理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时元第（原中国档案出版社副总编辑）、杜敬波（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党委书记）、赵路（北京艺都文化发展公司总经理助理）、侯堉中（原广西电影制片厂副厂长）、朱丹枫（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秘书长）、陈孟君（原八一电影制片厂政委）、潘西平（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导演）、夏殿权（电视制片人）、李沛峰（哈尔滨工业大学学生）等。栾恩杰（原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兼中国航天局局长、“嫦娥”绕月工程总指挥）在百忙之中给我写信，说他看了剧本“很受感动，亦很受教育”，“感谢您为国防科技工业做了一件大好事”。张海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仔细地看了剧本，认为基本上符合历史事实。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历史组成员刘志强（北师大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树军（中央党史研究室三部副主任）、郭日方（原中国科学院机关党委书记）、胡恩（中央电视台副台长）等，也在讨论剧本的会上发表了很好的意见。邵华泽（中国记协主席）、伍绍祖（原国防科委政委）、金炳华（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柳斌杰（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万海峰（上将，原成都军区政委）、苏秋成（原全国人大副秘书长）、田鹤年（原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马苏政（原中国工程兵副司令员）、卫建林（原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丁振海（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兼海外版主编）、胡木英（中国公共关系协会常务副主席）、杨兆麟（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长）、张常海（原《光明日报》总编辑）、柳怀祖（李政道特别助理）、杨虎生（原305医院副院长）、温俊如（原中直管理局副局长）、冯并（原《经济日报》总编辑）、顾锦屏（原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局长）等同志十分关心和支持我的创作。中共七大、十一大、十三大、十四大、十六大代表杨泽江同志，原河北省委副书记、河北省顾委主任，如今已是八十五岁老人，但豁达大度，精神矍铄；他的老部下成志军同志，在河北省委（先后任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省顾委秘书长）机关工作三十五年，为人民服务勤勤恳恳，“完全”、“彻底”；这两位老同志对“两弹一星”创作事业的热情支持，使我感动不已。在此，我要向一切真诚地关心和帮助过我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古罗马政治家西赛罗说得好：“没有友谊，世界仿佛失去了太阳。”
友谊万岁！——这就是增补本出版时我要从内心深处发出的第一声呼唤。
第二声呼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