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蜀地的人，当他们站在高处回望这个盆地时，内心都会产生一种感想，都会看到一些以前所看不到的景象。
公元前135年，曾经与蜀中美女卓文君一起私奔到成都开酒店的司马相如，离蜀之后不但得到汉武帝的赏识，而且还被任命为管理西南地区政务的中郎将，全权代表中央管理西南地区的事务。司马相如在长安时，曾经写过一篇《喻巴蜀檄》的文书拿给汉武帝过目，意思是要搞一次西部大开发。汉武帝觉得司马相如的建议非常好，于是就赐给他符节（类似于钦差大臣手中的尚方宝剑），还给他配了一批能干的助手，司马相如带着“西部大开发”的重任雄心勃勃地从长安城出发了。
当他的车队浩浩荡荡来到成都城外的驷马桥时，只见桥头上人头攒动，欢声如潮，人们为家乡的才子做了高官衣锦还乡而欢呼。蜀郡太守带着地方官员夹道迎接，成都县的县令还手持弓箭亲自为司马相如的车队开道。当然，前来迎接司马相如的还有他朝思暮想的爱妻卓文君。一行人在官邸下榻以后，司马相如就把皇上打算开发西南的事给大伙儿说了，反正在座的也是家乡人。司马相如说：我老觉得我们四川人的观念还比较落后，我这次在长安以及别的城市转了转，觉得人家就比我们开放，各项建设都搞得像模像样的，如果我们不下决心“开通西南”，那么我们和先进发达地区的差距就会越来越大。
蜀中官员听了司马相如的高论，都一愣一愣的。因为大家觉得蜀地不落后呀，有吃的，有穿的，日子也还过得去，有必要大动干戈搞开发么？但司马相如毕竟是皇上派来的钦差，也不好得罪他，他怎么说，咱们就怎么干，反正将来挨板子轮不到咱们的屁股。于是一场“招徕西夷”“开发西南夷”的运动就在以成都为中心的西部地区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事情刚刚有点起色，司马相如也正准备进京去向汉武帝表表功，不想有一天，蜀中的耆老乡绅们推荐了二十七名代表，嘟着嘴找到司马相如说：司马大人，我们觉得西部大开发有点劳民伤财，得不偿失呀！您这样搞开发、搞建设到底有多大用处呢？搞开发搞建设必然就要抽调劳役，现在蜀中的百姓都在闹，说是负担不了那么多的活，士兵们以前享福享惯了，现在都感到很劳顿。大家的意见也不是没有道理，你想，过去没有开通西南夷，大家不是仍然过得好好的？现在东开发西开发，大家都觉得没啥实际用处，还不如以前的日子舒坦，种一两亩地，家里有老婆孩子厮守着，闲了再喝喝茶摆摆龙门阵，多安逸啊。
司马相如以前觉得蜀人都很开通，并没有那么多的保守落后思想，可是现在一听耆老乡绅的话，忽然觉得家乡父老一个个都变得陌生起来，自己跟他们的距离越拉越远，这是怎么回事？有感于此，司马相如当天晚上就写了一篇名为《难蜀父老》的文章，用以批评蜀人不思上进的错误思想。“难”是诘难、反问的意思，并非怪罪，因为司马相如本人也是土生土长的四川人，他只是以自己的耳闻目睹和切身体会站出来以身说法。
“夷狄殊俗之国，辽绝异党之域，舟车不同，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风犹微。”汉代的西南地区虽然大部分归于中央统治，但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相对还比较落后。而且西夷也吃够了闭塞的苦头，曾经主动提出“与汉通”的要求，希望汉廷能比照优待南夷的办法，派官吏、给赏赐，他们则愿意为汉朝的“内臣妾”。司马相如说，像这样愿意靠近中央政权的部落多得“数以亿计”，而为什么蜀人却偏偏站出来阻挠呢？难道开发西南夷会使他们失去已有的生活秩序和安逸的生活环境吗？况且蜀地的生活条件在当时还不算好，他们为什么死死抱住陈旧观念不放？
蜀人的行为让自幼生长在蜀中的司马相如有点搞不懂。
到了近代，蜀中又有一个知识分子站出来“警告全蜀”，此人跟厚黑教主李宗吾是同窗好友，名叫雷铁崖。他在留学日本期间写了一篇长达两万字的批评文章发表在留日学生在日本所创办的杂志《四川》上。当时日本对中国虎视眈眈，甚至已经把贪婪的目光瞄向了天府之国这片沃野。比如日本人神田正雄就写过一本书狂妄叫嚣：“四川古称天府之国，浴天然恩惠，寒暖得宜，物产丰饶，且地下包藏无限之宝藏，故欧美人无不垂涎……四川者不可不谓日本之好个活跃场也。”大概日本已经像研究东北黑土地一样，在迫不及待地研究四川了。
有感于此，身在日本的雷铁崖针对蜀中百姓自得其乐、坐井观天的现实状况，开出了一份长长的药单，来医治“我界人士之种种病根症结”。
首先，雷铁崖认为蜀人有自私的毛病。他认为他们“国家之全体不问，社会之公益不谋，日日缠绵固结于中心者，惟一身一家之荣华富贵耳”。换句话说，他们只顾自己，不顾别人；只顾眼前，不顾将来。雷铁崖还拿四川跟日本比较说：“夫以四川土地之大，人口之多，甲于日本，而日本能为东亚一强国，与群雄驰骋于全球，而四川乃外患侵凌，利权丧失，相较之余，愧何如者！其所以然者，日本人无自私之心，而四川恰为反比例耳。”是啊，蜀人一生待在茶杯似的盆地里，骨头泡得又酥又痒，还管别人的闲事做甚？就得逍遥处且逍遥，自得其乐吧。
其次，蜀人还有依赖病。在当时国难当头的情况下，大多数蜀人把“外拒强寇之阴谋、内保小民之生计”的责任都推到政府身上，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惟有安坐以待政府维持耳，何事纷纷扰扰，以越俎代庖为”。换句话说，他们没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辽阔胸襟，盆地制约了他们长远而忧患的目光。雷铁崖还特别举例说，好在“吾蜀僻居内地，犹得苟且偷安”，否则像台湾那样“则早已非中国人而居于外人鞭笞敲扑之下矣”。只是由于四川离外敌的魔爪较远，所以故乡的人民尚能坐在茶馆里摆闲龙门阵，否则的话早都被帝国主义瓜分去了。
第三，蜀人还患有推诿病。以前的事实证明蜀人“见权利之前则群相竞争，而惟恐落人之后；见患难相逼，则群相推诿，而惟恐居人之先”。这种表现有点类似于鲁迅先生笔下贪生怕死、见利忘义的中国可怜虫。如果质问他们为何国难当前不挺身而出，他们会满口大道理：“以吾渺渺之身，立于一乡一邑，不过太仓一粟耳。”我个人的能力太有限了，你让我站出来救国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吗？因此雷铁崖“正告我同乡诸君子曰：吾谓人人皆可为英雄豪杰”！今非昔比，现在只要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境界，你一个草民同样可以成为英雄豪杰。
最后，雷铁崖以一个四川人的身份站出来对全体蜀中同胞说，我的话可能比较尖锐刺耳，哪壶不开提哪壶，也可能会得罪我的同乡们，但我的话全是一片肺腑之言，是真话。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希望我的话能摇醒那些在茶杯似的盆地中睡大觉的蜀人同胞，共同为祖国的兴旺发达出谋划策贡献力量。
相距两千年的两个蜀人，一个是汉代的司马相如，一个是近代的雷铁崖，他们离开蜀地去到广阔的世界，都感觉到了蜀人身上的毛病和因地理人文环境所造成的不良行为方式。看来蜀人是到了应当静下心来反思的时候了，毕竟说蜀人“坏话”的不是外面的人啊。外人都说蜀中好，是天府之国，是人间天堂，只有自家人才会冒着得罪乡人的危险说一两句真话。
历史上认真分析蜀地所蕴涵的人文因素的著作不少，它们的看法跟司马相如和雷铁崖的也十分相似，可见相对独立于中原的蜀，业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心理和居民群体性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