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中杰出的文人走出蜀地以后，大多能够震惊中国乃至世界文坛，并且放射出持久的璀璨夺目的光芒，比如司马相如、扬雄、李白、苏东坡、郭沫若、巴金等。人们关注他们的成就的同时，没有因为他们出生于偏远的蜀地而稍有菲薄，相反还为蜀中山水为什么能养育这些杰出人才寻找理由和源头。这是一种好现象，说明“蜀中地灵人杰”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那么另一方面，没有出蜀或很少出蜀的那部分杰出文人其情形又如何呢？其实这部分文人没有因蜀中安逸的生活而沉沦，相反还弄出很大的声响来，只不过这种声响更具有地方特色，更为奇伟怪异，同时也更加犀利和具有影响力。
李宗吾
李宗吾的名字在一段时间里常被人提起，是因为他的“厚黑学”。这位以“厚黑教主”自诩的奇人的确是创造了一门与众不同的学问，怪不得李宗吾本人要把自己的学说和释、道、儒相提并论。我们把李宗吾列为蜀中奇人，自然因他有奇怪得令人惊叹的地方。
李宗吾出生于四川富顺，他的祖上是湖广填四川时进入四川省境内的广东省梅县籍移民，据他自己说他的家族是从李火德那儿开始传下来的。这个李火德可不是平凡之辈，东南亚、中国香港地区、中国台湾省姓李的名人都把他认作自己的祖先，包括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中国大富豪李嘉诚以及中国台湾省那个反对祖国统一的李登辉等。李宗吾家的入川一世祖是个儒医，精通医术又很有文化；三世祖是个私塾先生，曾经把自己五个儿子中的四个培养成秀才。以此观之，李宗吾虽不算出身书香门第，起码也有这方面的基因。
李宗吾在《厚黑教主自画像》一文中详细描绘了他的祖父和父亲。李宗吾的祖父名叫李乐山，“务农，种小菜卖，暇时则贩油烛或草鞋，沿街卖之。公身魁梧，性朴质，上街担粪，人与说话，立而谈，担在肩上，不放下。黠者故与久谈，则左肩换右肩，右肩换左肩。公夜膳后即睡，家人就寝时即起，不复睡。熟睡时，百呼不醒，如呼盗至，则梦中惊起。公起整理明日应卖之菜，毕，则持一棍往守菜圃”。这年春节将至，李乐山用卖菜的积蓄“割肉十斤，蘸作新年之用”。把肉拎回家，就吩嘱李宗吾的祖母到地里拔萝卜回来煮汤，但出门前一再告诫：大萝卜留来卖钱，小萝卜等它再长一长，你只能拔一窝双生而又裂开卖不掉的！结果李宗吾的祖母到地里找了一圈也没找到那样的萝卜。到了李宗吾的父亲那一辈，李家基本上还是以务农为生，但不是贫苦的农民，而是富农或地主。李宗吾写他父亲说：“我父有暇即看书，不甚做工，惟偶尔扯蔗叶，或种胡豆时盖灰，做这类工作而已。工人做工，他携着叶子烟竿或火笼，挟着书，坐在围土边，时而同工人谈天，时而看书，所以我也养成这种习惯，手中朝日拿着一本书。每夜我父在堂屋内，同家人聚谈，我常把神龛上的清油灯取下来，放在桌上看书，或倚神龛而看。我父也不问我看何书，也不喊我看，也不喊我不看，惟呼我为迂夫子而已。我之喜看书，不是想求上进，也不是想读书明理，只觉得手中有书，心中才舒服，成为一种嗜好。”
到了入学年龄，李宗吾却因身体不好只能被送去私塾旁听。“学生数十人，最高额是十二串（学费），我五兄（名世源）出了最高额。论到我名下，我父声明这是送来养病的，随便写了几串，把单子送与老师看。老师传话出来说：全堂中惟有李世铨（李宗吾幼年的名字）读得，应该比李世源多出点，怎么才出这点？我父也就写了十二串。”可见李宗吾幼年时在家乡就是一颗读书种子，深为老师所看重。
尽管李宗吾读书成绩十分优良，但清末科举制度已被废除，他不可能再有金榜题名的机会，所以后来以富顺县儒学生员的资格考入四川优级师范学校（即后来的成都高等师范）。毕业以后先后担任过富顺县中校长、四川省议会议员，在当时的成都官场沉浮约二十年。《厚黑学》一书最初是受朋友怂恿分段在成都《公论日报》上连载的。甫一刊出，就引起舆论哗然。一方面人们感受到他的学说的大胆新奇，另一方面在舆论禁锢的时代发表这样的惊世骇俗之作，多少让人感到震惊。因此《厚黑学》连载到中卷的一半时，李宗吾就接受朋友的劝告，把余下的稿子撤回了。
李宗吾称自己的厚黑学为独创发明，关于这个学说的发明过程，李宗吾是这么说的：“我在高等学堂的时候，许多同乡同学的朋友，都加入同盟会。有个朋友，名叫张列五，曾对我说：将来我们起事，定要派你带一支兵。我听了非常高兴，心想古来当英雄豪杰必定有个秘诀。把历史上的事，汇集拢来，用归纳法，搜求它的秘诀，经过许久，茫无所得。宣统二年，我当富顺中学堂监督（即校长），有一夜，睡在监督室中，偶想到曹操刘备孙权几个人，不禁捶床而起曰：得之矣！得之矣！古之所谓英雄豪杰者，不外面厚心黑而已！触类旁通，头头是道，一部二十四史，都可一以贯之。那一夜，我终夜不寝，心中非常愉快。”
然而发明厚黑学的“教主”李宗吾，非但没有因为弄清了官场秘诀而升官发财，相反倒被他的学说给害苦了。正如他在《厚黑丛话》中所讲的那样：我从前意气甚豪，自从发明了厚黑学，就心灰意冷，再不想当英雄豪杰了。跟着我又发明了“求官六字真言”“做官六字真言”及“办事二妙法”，这些都是民国元年的文字。反正后来许多朋友，见我这样颓废样子，与从前大异，很为诧异，我自己也莫名其妙。假使我不讲厚黑学，只埋头做去，我的世界，或许不像现在这个样子。不知是厚黑学误我，还是我误厚黑学。
倘若李宗吾只把厚黑“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而不宣扬得满城皆知，说不定他的前程会是另外一个样子，这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了。抗战后期，蒋介石在重庆看到了李宗吾撰写的《厚黑学》，很是反感，认为这是一本败坏世道、危害人心的坏书，下令禁止，并出了一道通缉令要捉拿李宗吾，吓得李宗吾从成都一溜烟跑回老家自贡乡下小竹湾躲了起来。后来还是吴稚晖出面调停，李宗吾才侥幸躲过这一劫难。为了感谢吴稚晖的知遇之恩，同时也应吴稚晖急欲一见李宗吾这个蜀中奇人的邀请，李宗吾后来在长孙的陪同下，亲赴重庆会见吴稚晖，并送上他的全部著作。吴稚晖读罢李宗吾的《心理与力学》以及《中国学术之趋势》等文，忍不住拍案叫绝：奇才！真奇才也！并将李宗吾推崇为现代了不起的思想家。
为了让读者了解李宗吾思想之奇特性，现摘录一段《厚黑丛话》中的好文以飨读者：
我把世界外交史，研究了多年，竟把列强对外的秘诀发现出来，其方式不外两种：一曰劫贼式，一曰娼妓式。时而横不依理，用武力掠夺，等于劫贼之明火抢劫，是谓劫贼式的外交。时而甜言蜜语，曲语结欢心，等于娼妓媚客，结的盟约，全不生效，等于娼妓之海誓山盟，是谓娼妓式的外交。
人问日本以何者立国？答曰：“厚黑立国。”娼妓之面最厚，劫贼之心最黑，大概日本军队的举动，是劫贼式，外交官的言论，是娼妓式。劫贼式之后，继以娼妓式，娼妓式之后，继以劫贼式，二者循环互用，而我国就吃亏不小了。娼妓之面厚矣，毁弃明誓，则厚之中有黑。劫贼之心黑矣，不顾唾骂，则黑之中有厚。一面用武力掠夺我国土地，一面高谈中日亲善，娼妓与劫贼，融合为一，是之谓大和魂。
人问：我国当以何者救国？答曰：“厚黑救国。”日本以厚字来，我以黑字应之，日本以黑字来，我以厚字应之。娼妓艳装而来，开门纳之，但缠头费，丝毫不能出，如服侍不周，把衣饰剥了，逐出门去，是谓以黑字破其厚。日本横不依理，以武力压迫，我们用张良的法子对付他，张良圯上受书，老人种种作用，无非教他面皮厚罢了。楚汉战争，高祖用张良计策，睢水之战败了，整兵又来，荥阳成皋败了，整兵又来，卒把项羽迫于乌江。
我们用这个法子，对付日本，是谓以厚字破其黑。黑厚与救国，融合为一，是之谓中国魂。
对李宗吾一生的功绩和遭遇，柏杨曾经有一段话说得十分中肯：“天下有许多奇缘的事，使人无法解释，我之得来《厚黑教主传》便属其中之一。这本《厚黑教主传》和《厚黑学》，都是绝版书，曾经托许多朋友代觅一读，以便大开茅塞，结果全归失望。不料前天忽然接寒爝先生电话，告曰：你下午在家等我，我有一本好书可借你。届时驾至，原来是他以五百元代价在书摊购得之《厚黑教主传》也，大喜，留吃晚饭，以示谢意。这本书之好，在于告诉国人，一个盖世奇才，对日非的世局，其内心的悲愤和痛苦是如何沉重，李宗吾先生一生为人做事，比我不知道高级多少，直可惊天地而泣鬼神，而他鼓吹厚黑，硬揭大人先生和鱼鳖虾蚧的疮疤，其被围剿，自在意中。”
李宗吾晚年以诗酒自娱，远离了令他寒心的官场和政治。据说他常常独自一人躺在竹椅上，一边沉思默想，一边饮酒助兴，每当心中有奇妙的想法，就从竹椅上纵身跳起挥笔记下。他每天不离酒杯，饭倒吃得很少。1943年9月，一代奇才李宗吾因饮酒过度患脑中风去世，享年六十四岁。
一个有着奇特思想和丰厚才情的人走了，然而他留下了他的影响，这种影响会因时间的流逝而益彰益显。
廖平
蜀中奇人廖平一生的经历与“厚黑教主”李宗吾有不少相似的地方：两人都创立了惊世骇俗的学说，一生的命运也较为坎坷，晚年皆杜门谢客专治学问，最后皆因病而逝。
廖平出生于四川井研县青阳乡盐井湾，幼时家贫，父亲替地主放牧牛羊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后来稍有积蓄，便在当地开起一家茶馆。廖平从小在家帮父亲烧水添茶照顾生意。有一次，因年小力弱，他给客人沏茶时把水溅到了客人衣服上，受到客人的呵斥和痛骂，这让他感到十分羞耻和难过。夜里躺在床上，廖平就想：我一定要读书识字，不再受这些庸人的欺辱。但是当时家里的经济状况不佳，负担不起昂贵的学费。于是廖平就跑到私塾先生那儿去，正儿八经地把自己读书求学的愿望告诉了先生，还跑到河里去捉鱼送给先生作学费。先生为廖平的精神所感动，夸他“孺子可教”。廖平的母亲想不到孩子如此出息，便在每次淘米煮饭前撮一勺米出来，积少成多，送给先生作为孩子的学费。
古时候有读书人凿壁偷光的故事，而年幼的廖平读书也十分用功，昼夜不倦，常半夜三更跑到庙里的神灯前去看书，这是一个迷恋书籍、志向高远的乡村少年。1873年，张之洞在四川学政任上主持蜀中的院试，廖平的才华得到了张的赏识，被录取为第一名。1879年廖平中乡试第二十四名举人。1889年廖平赶赴北京参加礼部春闱，得中进士。其后清廷录用他为某县知县，但廖平以父母年老不欲远出外省做官为由，请改教职。朝廷答应了他的请求，先后任命他为四川龙安府（平武县）教授、射洪训导、绥定府（达县）教授、九峰书院和凤山书院山长等职。
自从廖平得到张之洞的赏识与器重后，专事经学，常常推翻前人的观点而阐发自己的观点。有一次，廖平应张之洞之召赴广州游历，当时的大儒康有为闻讯后连夜赶来会晤廖平。康有为对经学很有研究，因此当夜两人“竟夕晤谈”，如遇知音。临别之时，廖平把自己的新著《知圣篇》和《辟刘篇》赠给康有为，康有为回家读了以后，被廖平的观点惊得目瞪口呆，认为廖平轻易改变前人的观点，是一种“好名骛外”的草率行为，急当焚毁。廖平也不生气，亲自到康有为下榻的安徽会馆拜访，并且把自己的经学观点作了详细的阐释。这下圣人康有为被说服了，深感廖平这个蜀中奇才学问不凡。康有为受到廖平思想的启发，后来写成《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书，为维新变法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张之洞因此致书廖平说：看来，康有为是你的嫡传弟子，而梁启超是你的再传弟子。这样的评价对廖平来说，可谓是风光无限了。
此后廖平在经学研究方面越走越远，他不光否定前人的观点，同时也否定自己的观点，“一生六变”。这就像川剧变脸的招式一样，愈变而愈精彩，愈变而愈无穷。他的这些观点离经叛道，因此受到当世学人的批评也在情理中，包括张之洞初见他的新著《地球新义》时，也感到骇然，并以“风疾马良，去道愈远”这样的话相告诫。四川学使吴郁生也认为廖平的著作“离经叛道、呈臆说经”。四川提学使赵启霖甚至认为廖平是“乱圣经而穿凿附会”，并且褫夺了他从事教育的权利，命令各学堂、书院都不得聘请廖平任教职。但也有人认为廖平所从事的经学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么奇异怪诞，比如经古文学大师章太炎同廖平谈过几次话，他的印象是：“（廖平）语甚平实，未尝及怪迂也。”换句话说，章太炎觉得廖平既不怪诞也不迂腐，因为以上两点是让人产生不合时宜思想的关键。那么是廖平出了毛病，还是当时的学界出了毛病？
有大智慧、大思想的人往往都是孤独的，正像李宗吾发明厚黑学以后所遭到的白眼一样，廖平也感受到了世人对他的中伤和不理解。因此，从1924年开始，廖平就辞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四川华西协合大学教授职务，回到家乡井研以著书为业。廖平的知识领域很宽广，他在医学、堪舆等领域的研究也很杰出。但在一般人眼中，廖平的学问高深莫测，世间没几个人能真正看懂。回到故乡的廖平感受到生活的闲适和温暖，然而这种表面的安适并不能掩盖他愤世嫉俗的内心，他希望他的研究成果能得到大家的认同和赞许。1932年春天，廖平似乎看到了一缕曙光，因为成都有一家出版社打算出版他的著作。
这一天，廖平在儿子廖成励的陪同下，从井研出发赶往成都那家出版社。八十一岁的廖平穿着干净的长衫，银白的胡须迎风飘扬，看来他的精神还很矍铄，大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豪迈之气。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一行人刚刚走到乐山，廖平忽发大病，随行的儿子廖成励急忙向人借了一副担架，把昏迷不醒的廖平送回老家井研县。还没到家，廖平已经撒手归西了。
一代经学大师就这样寂寞地死于人生的途中。
流沙河
沙河先生面容清瘦，一身的仙风道骨，尽管上了年纪，走起路来仍然脚下生风、步履矫健。有一次，他赴大慈寺参加文友聚会，穿的是一件大红色的灯芯绒衬衣，衣领和袖子都扣得好好的，健步走在秋天落满树叶的石子路上，身躯颀长，飘飘如仙，引得过路的人都向他投去钦佩的目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