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的感觉很准确，北京就是北京，这杨梅竹斜街虽不怎么起眼，甚至显得有些破旧，可它的周围确实尽是些好去处。
出了酉西会馆大门，向北横跨一环，就是安定门内方家胡同里的京师图书馆。这是中国北洋政府时期的国家图书馆，里面有藏书5424部、151375卷。当时该馆的实际负责人，正是大名鼎鼎的鲁迅。
向东走二十分钟，便到了北京繁华的闹市前门大街。在这里，一切还保留明清六百年市容规模，有许多出售明清旧服饰和器物的店铺，各个铺子门前柜台大都金碧辉煌、斑驳陆离又各具特征。
往西走十五分钟，便可到中国古代文化集中地之一——在世界上也十分著名的琉璃厂。在这里，除了两条十字形的街道及两旁几十家大小的古董店，在通往街道的一条条小胡同里，还有许许多多不标店名、分门别类、包罗万象的古董店。总而言之，这琉璃厂，根本就是一个中国文化博物馆。
够了，仅仅这几处，就可以看出这个中国西周时的燕国都城，元朝开始成为全国性的首都，到清末己然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三千多年城市文化和八百余载首都文化的厚重。
每天早上，沈从文与满叔远一起，往肚子里装完那六个烧饼，就一道走出酉西会馆，不是一头扎进京师图书馆看书，就是去琉璃厂的书肆学东西，或者到前门大街热热闹闹的文物店铺和商业中心去观看去倾听。
饥肠辘辘的沈从文，早已学会了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的一切，他饶有兴趣充满希望的同时阅读着“用文字写成的小书”和“人事写成的大书”，借此认识着这个中国最大城市的各种景物和人生世相。
走进京师图书馆，沈从文一头扎进书本中，开始追踪着作者的喜怒哀乐，他常常是完完全全地忘了自己，更忘了他所面临的很难生活下去的困境，在书本中，他享受到了困顿生命中一片丰美而充满生命力的绿色。这绿色滋润着他，使他更加勇敢地向前。
该是闭馆的时候了，工作人员会走到他面前，站一会儿，最后不得不拍拍他年轻的背脊。他明白是怎么回事，很快地站起来，不好意思地笑笑，留恋不舍地离开。有时，他会同满叔远一道去看琉璃厂，去前门的大栅栏，夹在人流中来来去去。
每天，当他回到酉西会馆时，照例是夜色浓稠，食堂已经关门许久。好在还有早归的朋友满叔远在，早已将几个烧饼、一碟泡菜，放在床前的木桌上。
吃着冰冷的食物时，沈从文总能感觉到友情的温暖，他常常会先搓搓手，像是拿起热腾腾的烧饼一样，然后一边津津有味地嚼着，一边眉飞色舞地与朋友分享白日里的所见所闻：或是一本新发现的旧杂书，或是一件明清的旧衣，或是一个秦代的古鼎；最后脱了衣裳，在另一头躺下来，继续不停地说着，仿佛永远也说不完。
满叔远什么时候睡着的，他根本不知道，只知道每次发觉他睡着时，还有许多话没说完。
北京就是北京，不像镇竿城至多也就两三千人，北京这时已经有了二百多万人口，对于一个独在异乡为异客、还没能融进当地社会的游子来说，最多不过是瞧热闹罢了。
沈从文每天看得太多，感受得太多，想说的也太多，能倾听他诉说的人又实在太少，少得就剩下了满叔远。满叔远睡了，他只能再来看书或者是天马行空地想一阵子。他想得最多的，是读过的书本里的人事，有时也会想起自己的母亲和九妹，还有父亲他们，只是很少想明天该怎么生活下去。
这一天，沈从文心里惦记着满叔远，比以往回来得稍早一点，好朋友满叔远还像往常一样，给他留一份馒头和咸菜在床前的小桌上，没等他回来就已经进入了梦乡。
这个在乡下还算富有家庭的青年，跟了沈从文这么些天，对残酷的现状已然看得非常清楚，他原来那个被沈从文扇起的梦破灭了，根本不再相信俩人在北京还能有什么发展。可是，有一点让他十分不解，往日似乎比他聪明许多的沈从文，这次竟像是生活在梦里，眼看生活快无着落了，还在那里异常天真地坚持什么：要通过自学，先作一个“自由人”、一个“独立人”，“才能作第二步打算”。
满叔远想唤醒这位世上最要好的朋友，可不管他说得多在理，沈从文就是听不进去，还振振有词地对他说：“远啊，你如果再多看些书，想法就一定跟我一样了。”
多年以后，沈从文还深有感触地向人说起这段艰辛而充满乐趣的往事：“我很快懂了不少我想学习的东西”“我可以说是在社会大学文物历史系预备班毕了业”。
这天因为上面有什么人要来检查，沈从文刚看了半天书就不得不走出图书馆，他大胆地换了个方向往西走，沿途问了几个人，走了两个多钟头，竟然找到了琉璃厂，看了一会儿，心里念着满叔远，匆匆赶回到会馆。
满叔远没有睡，坐在床沿上，似乎在等他。沈从文感觉出来啦，便问询地望着满叔远。冰凉的烧饼还是放在床前的木桌上，满叔远看看他，又看看烧饼，意思是让他先吃。
沈从文拿起冰冷的烧饼，啃了一大口，慢慢地嚼着，又把问询的目光投向满叔远。
“从文，我是想问你，我们就这么像乞丐一样混下去？”
“乞丐？远，你怎么这么看自己，这么看我？”
“难道不是？在火车上，那位不认识的科长给了我们十个银元，后来你姐姐又给了你十个，再后来，收到陈军长汇来的十八个，还有是你的表弟给了三个，看门的老人给了一个……”
“可我们并没有向他们乞讨？而且，一旦我们有了钱，肯定还他们。”沈从文嘟哝着，声音没什么底气。
“就这样下去，我们能有钱吗？如果是在家里，我们怎么也可以养活自己。”
“远，我不是要活着就行，而是希望懂得很多，学到很多东西。这，你是知道的。”
“像我们这么东瞧瞧西逛逛，也能学东西。”
“我还真就学到不少。”沈从文说到这儿笑了问：“远，你猜我今天又看到了什么？”
“我又没跟你去，我怎么知道？”
“就是那家古董店，一下子卖出四只天禄瑞兽的古董店。你猜他生意为什么就这么好？”
满叔远摇了摇头。
“我告诉你，上次其实只卖出三只天禄瑞兽，那第一个出价的，是个‘托’，围在那里先后两个加价的，都是‘托’，他们全是骗子。”
“你怎么知道？”
“我东瞧瞧西逛逛，就看到就知道了。”
“有这样做生意的！”满叔远气得睁大眼睛，朝地下吐了口唾沫说，“真下作。”
沈从文点着头，感慨地说：“看到城里人这么做生意，我就想起了我们的乡下。远，你记得我们那次从麻阳坐船，到高村备货时跟一个妇人买梨的事吗？”
“那一次！哦，我记起来了。四十钱一堆梨，一堆有十来个，太贱了，我们就要买四堆，可那卖梨的妇人却说：一次买四堆，我只要一百二十钱。我说，你刚刚不是说四十钱一堆吗？四四该一百六十钱。她说，我心里想好了，谁一次买三堆，就收三十钱一堆。”
“拿乡下的卖梨的妇人跟这城里古董店里的商人比，一个是金子，一个就是狗屎。”沈从文说，“我记得那妇人面容憔悴，家境一定很不好，却不要别人半分钱便宜，只想对自己的心负责，心安理得就是福，要穷便由着命穷就是。可这古董店的老板，穿着丝绸大褂，养得满脸都是赘肉，却一门心思想骗别人的钱，我看这种人活着只怕是很难心安理得。远，这两种人由你挑，你愿做哪一种。”
“这还用说，我当然只求心安理得。”
“我也是。”
“只是……”满叔远想了想又开口说，“从文，做人是不能要别人的半分钱便宜，要对自己的心负责，可你也别忘了，人还要挣钱对自己的肚皮负责，否则就将没人了。”
沈从文听满叔远又提到钱的事，便不吭声，躺下去闭了眼睛睡觉。第二天凌晨醒来后，沈从文看看熟睡的满叔远，想起他昨晚说的话，轻手轻脚地下了床，再不叫醒他。去到图书馆，他一口气看完了郁达夫的《沉沦》，禁不住为里面的一些话语深深感动了。回到会馆，他兴奋地对睡了一天的满叔远说：
“远，我今天读了一部好小说。”
满叔远揉着泪眼望着他。
“我给你背几句。”沈从文太过兴奋，竟没发觉满叔远一脸沮丧，热情洋溢地背诵道，祖国呀祖国！我的死都是你害我的！
你快富起来吧！强起来吧！
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
“远，你听听，听听，写得多好！就像是我们心中的悲号。”
没听见满叔远有什么反应，沈从文这才认真去看他，看到他竟然流出了眼泪。“远，你这是怎么啦？”沈从文惊慌地问道。
“从文，我怕是不能跟你待在一起了。”
“为什么？”
“我想了一整天，决定回去！”
沈从文沉默了，呆呆地望着他，好一会儿，突然冲上前去，紧紧地抱住自己最好的朋友：“远，我对不起你！”
第二天，终于忍受不了北京生活的满叔远，一个人独自转回湘西老家去了。沈从文送他到火车站，看着他上了车，默默地目送着火车远去。
“到时候我一回湘西，一定到高枧去看你和你妈！”
这是沈从文与满叔远别离时说的话，可没想到，俩人这一分别，竟然是永别。五年之后（1928年），沈从文在他的《船上岸上》中写道：
十二月九日，是叔远南归四年的一个纪念日。同叔远北来，是四年又四个月。叔远南归是四年。南归以后的叔远，死于故乡又是二十个月了。
在北京，我们是一同住在一个小会馆，差不多有两个半月都是分吃七个烧饼当每日早餐。天气寒冷，无法燃炉子，每日进了我们体面的早餐后，又一同到宣内大街那京师图书分馆看书。遇到闭馆，则两人就藏在被里念我们的《史记》。在这样情形下，他是终于忍受不来这磨难，回家了。我因无家可回，不得不在北京待下去。
谁知无家可归者，倒并不饿死；回家的他，却真回到他的“老家”去了。生来就多灾多难的我，居然还来吊叔远，真是意料不到的事！
今天写这点东西，是我想从过去的小事上，追想我们的友谊，好让我心来痛哭一次。以前我能劝别人莫以失望而绝望，如今我是懂得自勉自劝了。
这是后话。满叔远终于走了，正是北京最寒冷的日子，气温竟然可以低到零下二十几度，沈从文却只带来几件单衣，再还有的，就是姐姐赠送的两条棉被。住房里没有火炉，沈从文只能这么硬扛着：凌晨冒着寒风，匆匆地赶到图书馆；到了晚上，或是图书馆因事闭门，就缩在两床棉被里吃东西，看书，写字，差不多都离不开棉被。
满叔远不在了，他与会馆里人打交道更少了，因为每天都是早出晚归，要不就在被子里，知道他的人也少。烧饼常常没得吃，有一顿无一顿的，尽管如此，他的表弟黄村生每次来看他，多半都见他在读书。
“吃过了？”表弟问。
沈从文不吭声，只望着表弟不好意思地一笑；表弟没有笑，有点不好意思地掏出几个铜钱来，给他去买烧饼。看门的老头偶尔想起他来，也会送来几个烧饼或馒头，有时会问一声：“小老弟，穿得这么单薄，不冷？”
“乡下人嘛，冬天穿单衣，时常这样。”沈从文挺了挺胸膛说。
“你怎么不找些事做呢？”
“我并不是为吃饭和做事来北京的！”
那为什么？难道是为了来喝西北风晒太阳！只是单凭这两样，人是不可以活下去呀！老人心里虽这么想，却没有说出来。他活得太久，知道这世上什么样的人事都会发生而且都有它的道理，于是望着沈从文，笑一笑离开了。
五十七年后（1980年），美国一位叫金介甫的学者来北京访问沈从文时，曾这样问他：“您为什么1922年（应该是1923年8月）来北京？”
“我想独立。”沈从文微笑着回答。
事也凑巧，就在沈从文来北京的六个月前，1923年2月26日，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演讲，题目是：《娜拉走后怎样？》。
“娜拉她竟觉悟了”，为了自由，“于是出走了”。鲁迅说完这些，面带嘲讽微笑地望着学生们，问：“娜拉走后怎样？”
知识渊博的鲁迅，提出这问当然只是想让学生也跟着想一想，然后能更好地记住他接下来旁征博引了许多之后的预言——娜拉走后有这么三条结果：
一是“终于堕落进了妓院了”，二是“终于回来了”，三是“饿死了”。
以沈从文当时的“条件”，在很大的程度上，也只能得到这三个可悲结果中的一个。
那么，沈从文又是怎样突破鲁迅的预言，不但熬过来，还成了与他齐名的现代作家呢！
